莫炎熙，一介普通小市民，今年60歲，首次參選香港區議會。他沒有政黨背景，卻號召接近50人的龐大助選團，只因他不是空降。他生活的天水圍天頌苑，被揭發部分大廈「短樁」，他在社區展開一場跟政府對簿公堂的維權硬仗。
翁愛明，一介平凡師奶，住在沙田翠湖花園，跟一眾街坊追查24年樓齡、共6座的翠湖花園，維修費用為何竟高達2.6億，最終成功揭發圍標和貪污，自己也走進社區民主，決定參與這屆區選。
2015年香港區議會選舉，有傘兵和地理教授參選，主打環保等後物質議題，改善生活質素（Link）。他們推翻區議員作為提供服務的代議士模式，深信民主在社區紮根是後雨傘困局的出路。另一方面有些社區在苦苦「維權」，控訴屋苑不公義，捍衛街坊辛苦掙來的血汗錢。社區自主和全港性民主於屋苑「維權」、程序不公、天價管理費和維修費面前，又是什麼一回事？
政治冷感變社區鬥士
剛屆不惑之年的莫生，自嘲去年正如青春期少男般臉上長滿暗瘡。「那些是壓力瘡。」他說，過去3年他跟房委會打官司，不聘用大律師，全是庭上自辯。
99年入伙的居屋天頌苑當年登上頭條，因為準備入伙前，其中兩座發現不平均沉降情況，經調查後遭揭發短樁。兩座須進行加固工程，直至07年房署才出售予公眾。房署由99年至07年作為兩座所有單位的業主，卻沒有如法例規定般跟所有業主一樣繳交管理費，業主委員會少了這筆管理費收入作為屋苑保養經費。
08年起，業主委員會開始向房署發信，追討多年無果，業主委員會成員莫先生決定訴諸法律，在庭上自辯向房署追討對方欠下6年的管理費，法院判房委會需向天頌苑業主委員會賠償7千萬。房委會上訴至高等法院，現時仍未有結果。
今天，莫先生能在庭上就屋苑的事自辯並勝訴，跟現任區議員辯論英國建築規條和街市的建築成本，對屋苑管理的法規如數家珍，連管理公司的總經理也自嘆不如。「原本我什麼都不懂。」莫先生退休前打理自己的資訊科技公司，跟建築、工程和大廈管理完全沾不上邊。
「大約六、七年前，我發現屋苑的管理很有問題，跟管理公司和房署交涉，它們都提出幾個問題反駁我。於是上網找資料，搞不懂便問行內人。」由跟管理公司糾纏3年才完成滲水浴缸的更換工程，到大廈大堂雲石水漬被他揭發是整幢大廈結構問題，到追討七千萬管理費，莫先生揭發愈來愈多的不只是管理問題，而是作為私人機構的管理公司、公營機構的房署如何製造資訊不透明來欺壓小業主。
「我一直都是政治冷感。很多前輩都說政治很骯髒，但我的世界只有黑和白。上屆有街坊叫我選區議員，我都覺得不適合，我只是關心屋苑事務，不想參與政治。」5年前，新民黨的社區主任曾經主動提出協助莫先生跟房署斡旋和打官司，但他覺得實際幫不上忙，「只是叫我到房署開會，跟葉劉拉banner （橫幅）讓傳媒拍照。」
莫先生的親身感受是「建制派不會真正跟政府對壘」。他透露現時的訴訟雖然由他自辯，但一個泛民政黨給他介紹大律師做他背後的律師，每次上庭前為他分析法律觀點。
守的，就是自己的社區 …… 社區缺乏一位沒有私心，為民爭氣，為社區爭公道的代議士。
不過從莫先生的言談不難發現，他對政黨本身的感覺並不強。「政黨入村是事實，我也不反對，搞活動和派糉並無問題。不管你是泛民抑或建制，都不重要，最緊要為屋苑好。」他對屋苑的重視由一張A4紙、雙面印刷的政綱可以看出來。他的政綱，滿滿都是社區公義。「守的，就是自己的社區…… 社區缺乏一位沒有私心，為民爭氣，為社區爭公道的代議士。」他覺得政黨不能為他守護屋苑，十月初決定出選頌柏選區，挑戰新民黨現任議員黃卓健。
莫先生眼中的社區民主，是為了解決屋苑切切實實的管理問題。「我希望成立居民協會，跟其他地方的居民協會組成跨區平台，互相學習。如果屋苑維修前能多聯絡其他屋苑，知道行情和一般價格，就不會那麼容易被裝修公司圍標、開天殺價。」
維權師奶參選有口難言
翁愛明聽着莫先生解釋屋苑法規和工程的技術細節，多次嘆道：「莫先生真的很厲害！我只是一介師奶。」這位連電郵和Facebook專頁都以「emilyc9」（C9, 英文為 C Nine, 與「師奶」諧音）開頭的沙田碧湖區候選人，今年跟民建聯黃冰芬和現任區議員劉偉倫對壘。
她本來是中文大學職員，子女已經負笈海外，樂得做「無飯夫婦」，晚晚追看韓劇。這位師奶的平靜生活，就在2013年收到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一張向每個業主索價20至30萬元的維修通知被打破。
她跟一眾翠湖街坊，組成翠湖花園維修工程關注大聯盟，追查24年樓齡、共6座的翠湖花園，維修費為何竟高達2.6億。2015年7月，廉署正式起訴維修商，串謀多間外判商和顧問公司，向翠湖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和物業管理公司高層，提供4360萬元賄款，以圍標方式投得翠湖、以及旁邊的濱景花園和土瓜灣一幢大廈的顧問及翻新工程合約，全港譁然。
香港樓宇裝修工程違反正常招標程序，管理公司、業主立案法團和裝修公司以圍標取得裝修合約，一直時有所聞，可是能將核心利益集團送上法院的可說是少之又少。翠湖花園的圍標案公諸於世後，翠湖花園維修工程關注大聯盟的一些成員，從屋苑走向全港，成立全港業主反貪腐反圍標大聯盟，至今已有300多個屋苑加入。
翁愛明這位師奶，這兩年來在全港反圍標大聯盟任義工。「有參加行動組組織遊行、也有加入政策小組討論建築物管理條例的漏洞。可能我說話比較謹慎，不易說錯話、得罪人，他們常常找我代表翠湖花園到其他屋苑交流。」
2015年7月，翁愛明開始考慮參選，家人起初並不支持，原因不是什麼政治潔癖。「他們怕我不開心。」開心和關係是師奶最重視的事。有時她覺得孤軍作戰，不過她發現有些人總是怕她這位師奶出醜人前，總是有人在背後幫忙，「所以也有開心的。」
我在翁愛明第一次落區拉票時看見她。她默默地派傳單，選舉經理拿着擴音器為她叫咪。她不情不願接過擴音器，躊躇半晌。只聽到傳來微弱聲線：「…… 我是翁愛明…… 多謝。」便無以為繼。
她扭着身子、張開雙臂說：「無人走過！」理直氣壯逃避叫咪。義工提醒她，多說說自己是反圍標的成員，她反駁：「其實很多人都不喜歡反圍標大聯盟。」在巴士站拉票時，她突然跳起向我衝過來：「見到仇家！」業主立案法團成員剛好路過。
「其實因為裝修和反圍標，整個屋苑很撕裂， 大家有時互看不順眼。有些街坊勸我拉票時別提反圍標。」
現時她的核心義工團隊不足十人，不少並非翠湖花園居民。她一早發現，即使所有翠湖業主為天價裝修工程叫苦連天，一些街坊沒有感謝他們的努力。
雖然我不同意他們的邏輯，但也很理解他們的想法。或者他們只是怕麻煩，工程拖了兩年多，到處塵土飛揚，只想盡快完結。
原因有點複雜。「有街坊走過來說，她支持民主派，但不支持反圍標；有些人雖然知道法團有問題，但工程再貴，就讓工程盡快完結就好；有些人怕跟法團和管理公司對着幹會反被攻擊。有一些人覺得我們每個星期擺街站，破壞翠湖花園名聲。也有些人不喜歡反圍標宣傳手法，例如有人將法團12個委員的照片貼在巴士站，手段恍若收數公司。說實話這點我也非常反對。」這位師奶說，「雖然我不同意他們的邏輯，但也很理解他們的想法。或者他們只是怕麻煩，工程拖了兩年多，到處塵土飛揚，只想盡快完結。」
「有時我覺得，有口難言啊。」翁愛明說。
起初她擔心，翠湖花園反圍標的戰友會在背後談論她選舉為出風頭，現在她沒有聽到這樣的指控，鬆了一口氣。但翠湖反圍標小組總數約二、三十人中，支持她出選的只是非常少數。「很多人雖然對建制派咬牙切齒，但卻覺得區議會廢，建制派壟斷早已是根深蒂固，參選只是浪費時間，甚至根本不打算投票。」
她在全港反圍標大聯盟的whatsapp 群組裏，簡單通知其他人她將要參選，也不敢提出請他們支持。「這個群組一早訂明遊戲規則，不講政治。去年佔領期間，有人嘗試討論佔領，立即吵得面紅耳赤，甚至有人退出群組。於是大家同意，以後不講政治和選舉。群組內有工黨和民主黨成員，他們也很守規矩。」
她的助選團隊幾乎沒有兩個反圍標群組的成員，她覺得很正常。「一個圍標，一個選舉，兩個議題當然會吸引兩群人啊。」
有人向她明言，「你只是small potato（小人物），沒有勝算，我為何要選你？」翁愛明說，對啊，我只是一個師奶，但我只是做我自己應做的事，不想每次選舉只有建制派候選人。「選舉就是把決定權放在你手上。」這位沒有政黨背景的泛民候選人，曾參與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她希望除了在全港爭取民主，民主也能在社區、在屋苑、在業主立案法團紮根。
重拾40年前的傳統
我跟社區公民約章發起人陳允中說起翁愛明當年收到天價維修工程通知，區議員卻沒有插手協助，後來成立大聯盟自救的事。陳允中說：「你快點把這個例子寫出來！正好證明了我們社區公民約章所倡議的：傳統區議員模式無助解決問題，要靠社區自決。」
陳允中早在去年七月已經構思「社區公民約章」,他們相信，除了全港性的政治抗爭，社區和職場的抗爭亦是必不可少。
陳允中早在去年七月已經構思「社區公民約章」，佔領後他聯絡傘兵、學聯、學民思潮和佔中三子等人，商討民主運動如何紮根社區。他們相信，除了全港性的政治抗爭，社區和職場的抗爭亦是必不可少。適逢今年是區議會選舉，正好利用區選作為普及社區自主的戰場：打破以往區議員作為代議士、代居民處理問題的原則，重視居民及跨區網絡和商議，自行組織起來解決問題。
社區自決例子在香港以往不是沒有，但往往是危機發生才出現。「除了藍屋、利東街，還有受新界東北發展影響的坪輋和古洞，這些是自己社區自己救最好的例子。但雨傘運動後，開始有大規模的落區運動，有些傘兵們渾身是勁，很想做點事。有了佔領區的社區經驗，人們也開始聽明白社區公民的理念。」
陳允中稱傳統的區議員模式為「吸票服務型」，「你有投訴，區議員幫你向政府部門寫信，基本上是主顧關係。跟建制派鬥服務，鬥資源，根本不可能。」社區公民約章則希望在香港建立「自主運動型」的社區運動。
「自主運動型」如何解決一般社區問題？「以圍標作例子，街坊可能去找區議員，區議員會找維修公司理論，可能會寫信到政府部門。我們也會請社區主任，但他不會寫信，也不會一個人去理論，他會花很多時間組織街坊，讓一個人的問題變成集體問題，找一班街坊一齊開居民大會，我會從中幫忙，找有經驗的人作技術支援，但主體仍是街坊。即使輸了一役，總算一起鬥爭過。」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曾撰文討論，1981年港英政府推出《地方行政綠皮書》提出，吸納居民組織領袖，成立有選舉成分的諮詢組織，這正是後來區議會選舉的背景。而在立法機關未有普選議席前，縱使1982年第一屆區議會選舉只有三分一為直選議席，它依然是香港民主的實驗室。
七、八十年代，香港一些公共房屋、天台屋和臨時房屋區的居住環境惡劣，抗議請願此起彼落。其中1982年公屋評議會註冊成立，各區居民加入，居民運動從個別地區發展成全港性的房屋運動，街坊除了請願，也提倡政策研究。1983年的區議會選舉中有52名社工和居民參選，當選者逾40人。而投身居民運動和房屋議題多年的李植悅和馮檢基，83年在深水埗成功當選市政局，開啟了社會運動參政的新模式。李席悅亦曾在訪問中提到，早在82年的區議會選舉和83年的市政局選舉，他已經找街坊參選。勝負無所謂，最重要是推動居民議政，在社區作民主教育。
馬嶽指出，80年代民主派結合居民運動和議會路線，這是民主派參與香港選舉之始。但當90年代立法會選舉開放，政黨愈來愈專業，區議會成了立法會選舉的樁腳，而且選區又小，區議會並無實權，以服務和福利爭奪選民手上一票，成了凌駕於居民運動的邏輯。另一方面，香港的居住情況已大幅改善，不如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居住環境差至會危害性命的田地。區議員着重提供服務的做法，帶頭的其實是民主黨，但後來建制派擁有更多資源，加上03年區選建制派大敗，從此「蛇齋餅糉」式的社區福利主義確立。
換句話說，由街坊自發的社區自決，是香港40年前的傳統，但隨着居住環境改善和政黨發展，一直失落至今。
我問陳允中，社區民主的理念在一般被認為去政治化的區議會，能獲得選票嗎？他哈哈大笑。
別人也常常笑我太離地、陳義過高。不過選不到也不緊要，落選了繼續做，才更厲害！
「當然不能！別人也常常笑我太離地、陳義過高。不過選不到也不緊要，落選了繼續做，才更厲害！」
今次選舉在利東邨尋求連任的民主黨區諾軒，是少數簽署社區公民約章的現職區議員。他的對手是民建聯李嘉盈和熱血公民黃潤基。
「我正想試驗這套理念如何跟每日的議員工作結合。」對他而言，這套社區自決、街坊參與的理念並不新鮮。「6年前我在利東工作，已經滿腦子是左翼信念。但如何捕捉當區最切合的議題呢？」
他舉了一個失敗例子，「不過也不算完全失敗。」11年，利東邨附近一塊地皮被列入勾地表，今天已建成名為「南區左岸」的豪宅。那時組織20個居民辦反賣地關注組，我們腦海中的理念可能是反地產霸權，建屋應是公屋優先。但他們有些人只是認為，你不能阻礙我的景觀。」
「近來政府強制住戶驗窗，我辦了個居民會，有二百人來了，比平日業主大會更多。我們召開居民大會為了討論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找什麼公司格價，一起處理如何減少收費，比較服務優劣。這是我可以做到的社區互助實踐。真的有居民說，不如區議員你幫我們格好價，提議一間維修公司啦，這就是純粹服務型了。」
「作為一個區議員，你可以扮演組織者，提供資料，令居民比個別行事做得更好。我覺得這是目前為止，比較成立的社區自主故事。要捕捉大眾關心的事，把握它為街坊組織起來，並推動信念，否則便會淪為陳義過高。常常把社區自主掛在口邊，常常都開居民會，說要讓居民自己決定，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無人理會。南區沒有地鐵，我們在區內派發單張，組織交通討論會，如果有十個人參加，已經很鼓舞了。」
置富選區的姚松炎挑戰現任議員朱慶虹，雖然對過去4年置富的居民參與十分鼓舞，但他亦對「離地」的批評念茲在茲。
「居民對有機菜需求很大，但屋苑內有機農圃很少。於是我們向新界八鄉團購，他們才明白社區以外的事，什麼叫城鄉共融，了解到遠在新界的八鄉也跟我有關，建立跨區連結。否則不能一步登天。例如反對機場第三條跑道，這些事太遙遠、太抽象了。」
佔領運動結束後，佔領者提出「傘落社區」。傘兵以不同的議政意識形態出現，當中有明確打著本土思維，捍衛當區利益。亦有人重提不同類型的社區自主，包括環保、保育等後物質主張，也有以為屋苑維權為出發點。當全港性的民主普選陷入僵局，社區民主是否能擔當為公民社會賦權的大任？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居民運動曾孕育出一代重要的民主派力量，社區民主如何不陳義過高地於居民心中紮根，真正的考驗不只是在區議會選戰，而是在選舉後的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