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政經論衡

習近平的書單為什麼這麼長?

正是因為不爭論,中共在官方表述中也變得愈加保守,發展出了一種新風格:通過超長並列式排比句,追求面面俱到的四平八穩話風。


2015年10月2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英國的國事訪問在倫敦晚宴上發表演講。攝:Paul Hackett/REUTERS
2015年10月2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英國的國事訪問在倫敦晚宴上發表演講。攝:Paul Hackett/REUTERS

報菜名似的書單自然有習近平個人博學形象塑造的成分,但實際上遵循的卻是中共自有的政治正確規則。

「(習近平:)這裏我舉幾個國家、幾個民族的例子。古希臘產生了對人類文明影響深遠的神話、寓言、雕塑、建築藝術,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的悲劇和喜劇是希臘藝術的經典之作。俄羅斯有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肖洛霍夫、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薩科夫、拉赫瑪尼諾夫、列賓等大師。法國有拉伯雷、拉封丹、莫里哀、司湯達、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小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薩特、加繆、米勒、馬奈、德加、塞尚、莫奈、羅丹、柏遼茲、比才、德彪西等大師……」

在習近平2014年文藝座談會的講話公布後,這一大段文字最引人矚目,近百個的作家、藝術家名字從總書記口中如連珠炮蹦出。如果説通稿中密集的名氏和頓號給全國人民帶來了一次視覺轟炸,那一年前身在現場的文藝工作者們受到的聽覺轟炸想必更加震撼。

當然,這不一定是現場原話。按照中共慣例,任何會議講話,在開會前會有祕書寫好、領導審閲過的底稿,在發言過程中會有速記稿,開會之後則會視情況發布講話全文,但又是被審定修改後的「通稿」(一般由新華社發布)。通稿所反映的內容,基本遵循會議主題,不過會根據官方希望傳達的意思加入或刪去部分內容。

但無論如何,如此長的名單的確給習近平帶來了一次 「公關危機」:在微博上,無數網友將其調侃為「報菜名」,還有人將其改編為相聲段子,一大串名單就如逗哏(相聲演員中的主角,一般負責製造笑料,與「捧哏」相對)故意秀嘴皮子的包袱一樣,成為網友取笑的話柄。

而這種情緒並非朝夕形成的。

每次習近平出訪,通過展示自己讀過的書目表現對該國文化的了解,幾乎已成為個人慣例。在法國、美國、俄羅斯,他都一口氣報出了不少名字和著作。與座談會的舉例不同,出訪時的書單是習近平自稱真正讀過的。於是,這場看似展現領袖個性化的造勢活動很快得到了媒體的響應,但也遭到不少人質疑。

當時便有網友説,習近平能夠在文革期間(他強調主要在當知青的時候讀)讀這麼多「資產階級反動書籍」,十分不易。

那麼問題來了,為何在明知道書單體量明顯違反信息接收常識的情況下,習近平還是要反覆列出長串書單呢?

報幕員式的講話規則

作為最高領導人,他既不想介入文學藝術界的流派之爭,也不願暴露自己閲讀結構的短板,更何況他還有塑造自我形象的高期待,自然不能只舉一兩本書過度闡釋。

「讀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聖西門、傅立葉、薩特等人的著作,讓我加深了對思想進步對人類社會進步作用的認識。讀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湯達、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喬治·桑、福樓拜、小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等人的著作,讓我增加了對人類生活中悲歡離合的感觸。」

從習開書單時的講話可以看出,如此多樣的作者和著作,僅用「進步」和「悲歡離合」高度概括,既沒有個人化的理解,也沒有舉例闡釋。整個名單看起來像是新聞聯播報幕一樣,空洞宂長。

實際上,他遵循的規則與新聞聯播報幕幾乎一致。

在中國大陸,新聞聯播作為官方最頑強的「宣傳聯播」,一直都是釋放政治訊息的窗口。其自我宣示的宗旨也是「宣傳黨和政府的聲音,傳播天下大事」。而新聞聯播的播音稿與電視鏡頭遵循嚴格的政治規則,許多都不符合觀看習慣和傳播效率。例如在鏡頭中,重大活動(以十八大為例),出席政治局常委的特寫會停留4秒鐘,其他則依次減少。而與此同時,播音稿會執拗地按級別把每一位出席人員和群體提到,導致大量低效信息充斥在新聞時間裏。

此外,在領導人講話稿的問候語中,要想覆蓋到「全國人民」,則需要一字不錯的複製一串文字:「全國各族人民、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

要想覆蓋到「全國地區」,則需要稱呼為「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

而海外媒體熟悉的「九三閲兵」,在中國大陸的新聞稿中從來都是被完整表述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勝利70週年大會」,無人敢省略一字。

話題迴歸到領導人。2008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日本,期間到訪一所日本小學時,被日本小學生提問。在告訴「胡爺爺」自己最喜歡的福娃是歡歡和晶晶時,小學生問胡錦濤喜歡哪一個福娃。

「這五個福娃我都喜歡!」胡錦濤乾脆地給出了答案。

無論是新聞聯播還是領導人,他們所遵守的規則是一致的:作為二十一世紀世界上措辭最保守的政黨,任何省略、簡化或個人偏向都會招致猜疑。一個眾所周知的潛規則是,許多人會從新聞聯播的出席名單中看出人事變動,會從領導人隻言片語中提取背後意義。這種「政治正確」,自然是官場不透明帶來的遺毒。

習近平的書單同理。作為最高領導人,他既不想介入文學藝術界的流派之爭,也不願暴露自己閲讀結構的短板,更何況他還有塑造自我形象的高期待,自然不能只舉一兩本書過度闡釋。無論是出訪的書單,還是座談會的舉例,祕書無疑是文本的操作者,將最受主流認可的閲讀大綱全盤拿來,成為講話時舉例的最高效、安全的方式——只是犧牲了總書記的肺活量。當講話稿一經發出就飽受質疑的時候,所體現的則是官僚文祕系統的僵化。

然而,這種連領導人也無法僭越的教條,又是從何而來呢?

毛氏話語的教條變體

他所背負的是中共改革三十年來形成的三個官方指導思想,以及前幾任領導人關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成熟、精細的表述,在話語上除了繼承性解釋,也別無選擇。

中共在成立之初,無論是政治綱領還是講話標語,都充斥着白話文剛剛推廣之後的文人氣和濃厚的蘇俄風格,除了「之乎者也」外,許多新名詞便直接音譯,如布爾什維克、蘇維埃、皮埃尼爾等,在早期蘇區的農村曾形成一道獨特的景觀。

但這一切都被毛澤東所改變了。

經過延安整風之後,毛澤東正式掌管了宣傳文藝工作。無論是報紙、出版物還是黨的文件、講話,話語的風格都發生了極大變化。毛澤東本人講話粗鄙、隨意,詞彙匱乏,舉例用典多來自農村生活的器物和意象,尤其偏愛比喻、借代。這使得下級官員在傳達中央文件時,紛紛繼承和效仿這套語言。

1949年之後,新華社正式被確定為國家級官方通訊社。但最初,在發生一些重大國內國際事件時,地方性的報紙仍有自主採編的權利。1952年7月,某地方報紙報道朝鮮領導人金日成與當地的聯繫,中宣部迅速出台文件批評,要求「今後凡是未經新華社發表的有關國際性問題的重要新聞稿件,應向中央請示決定,不得擅自發表。」從此形成一項紀律。

毛澤東當政時,許多中央文件、黨報社論都由他和親信祕書親自起草,這也使新聞記者不得不效法上層。全國的新聞語言變得愈加趨同化。

隨着文革的興起,「語錄」作為大陸民眾一切日常生活的必備元素,這套話語更是傳播到了民間每一個個體身上。一些毛澤東本人提到的典故,例如「八九點鐘的太陽」(比喻青少年有朝氣)、「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比喻主流和支流)等等,由於強制性的引用,普通人在看到典故時幾乎將本體與喻體合二為一,詞彙也變得單調、匱乏。這種由毛本身的隨意性帶來的普遍教條,影響了一代人的語言能力。

語言的鬆動出現在1980年代後,當知識分子引入不少新概念、新詞彙時,「不爭論」亦成為代替「革命性」話語的核心思想。正是因為不爭論,中共在官方表述中也變得愈加保守,發展出了一種新風格:通過超長並列式排比句,追求面面俱到的四平八穩話風。於是,「既要…又要…」、「就是要…就是要…就是要…」等句式成為官方的標配。

而最能體現這一風格的,當屬「積極穩妥」一詞。將兩個偏向完全相反的兩個形容詞,強制疊加在一起,作為文件傳達的精神,對下級來説,不啻於「無法指導的指導思想」。

習近平的個人話語風格較前任的確有所轉變,他看中的仍然是毛氏話語的粗鄙化——無論是「穿鞋」、「打鐵」還是「老虎蒼蠅」,在被他生硬地套在宂長的講話中時,卻顯得尤為不協調。因為他所背負的是中共改革三十年來形成的三個官方指導思想,以及前幾任領導人關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成熟、精細的表述,在話語上除了繼承性解釋,也別無選擇。

因此,超長的書單便是最好的體現:這是一段短促版的並列式排比,雖然沒有任何複雜句式,但同樣為追求面面俱到,不得不列出報菜名式的名單。或許只是因為密集出現的近百個頓號實在嚇壞了密集恐懼症患者,才引來了一次民間非議,唯一的辦法只能是讓總書記成立一個「中央標點改革領導小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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