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習近平的書單為什麼這麼長？

報菜名似的書單自然有習近平個人博學形象塑造的成分，但實際上遵循的卻是中共自有的政治正確規則。

「（習近平：）這裏我舉幾個國家、幾個民族的例子。古希臘產生了對人類文明影響深遠的神話、寓言、雕塑、建築藝術，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的悲劇和喜劇是希臘藝術的經典之作。俄羅斯有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肖洛霍夫、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薩科夫、拉赫瑪尼諾夫、列賓等大師。法國有拉伯雷、拉封丹、莫里哀、司湯達、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小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薩特、加繆、米勒、馬奈、德加、塞尚、莫奈、羅丹、柏遼茲、比才、德彪西等大師……」

在習近平2014年文藝座談會的講話公布後，這一大段文字最引人矚目，近百個的作家、藝術家名字從總書記口中如連珠炮蹦出。如果説通稿中密集的名氏和頓號給全國人民帶來了一次視覺轟炸，那一年前身在現場的文藝工作者們受到的聽覺轟炸想必更加震撼。

當然，這不一定是現場原話。按照中共慣例，任何會議講話，在開會前會有祕書寫好、領導審閲過的底稿，在發言過程中會有速記稿，開會之後則會視情況發布講話全文，但又是被審定修改後的「通稿」（一般由新華社發布）。通稿所反映的內容，基本遵循會議主題，不過會根據官方希望傳達的意思加入或刪去部分內容。

但無論如何，如此長的名單的確給習近平帶來了一次 「公關危機」：在微博上，無數網友將其調侃為「報菜名」，還有人將其改編為相聲段子，一大串名單就如逗哏（相聲演員中的主角，一般負責製造笑料，與「捧哏」相對）故意秀嘴皮子的包袱一樣，成為網友取笑的話柄。

而這種情緒並非朝夕形成的。

每次習近平出訪，通過展示自己讀過的書目表現對該國文化的了解，幾乎已成為個人慣例。在法國、美國、俄羅斯，他都一口氣報出了不少名字和著作。與座談會的舉例不同，出訪時的書單是習近平自稱真正讀過的。於是，這場看似展現領袖個性化的造勢活動很快得到了媒體的響應，但也遭到不少人質疑。

當時便有網友説，習近平能夠在文革期間（他強調主要在當知青的時候讀）讀這麼多「資產階級反動書籍」，十分不易。

那麼問題來了，為何在明知道書單體量明顯違反信息接收常識的情況下，習近平還是要反覆列出長串書單呢？

報幕員式的講話規則

作為最高領導人，他既不想介入文學藝術界的流派之爭，也不願暴露自己閲讀結構的短板，更何況他還有塑造自我形象的高期待，自然不能只舉一兩本書過度闡釋。

「讀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聖西門、傅立葉、薩特等人的著作，讓我加深了對思想進步對人類社會進步作用的認識。讀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湯達、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喬治·桑、福樓拜、小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等人的著作，讓我增加了對人類生活中悲歡離合的感觸。」

從習開書單時的講話可以看出，如此多樣的作者和著作，僅用「進步」和「悲歡離合」高度概括，既沒有個人化的理解，也沒有舉例闡釋。整個名單看起來像是新聞聯播報幕一樣，空洞宂長。

實際上，他遵循的規則與新聞聯播報幕幾乎一致。

在中國大陸，新聞聯播作為官方最頑強的「宣傳聯播」，一直都是釋放政治訊息的窗口。其自我宣示的宗旨也是「宣傳黨和政府的聲音，傳播天下大事」。而新聞聯播的播音稿與電視鏡頭遵循嚴格的政治規則，許多都不符合觀看習慣和傳播效率。例如在鏡頭中，重大活動（以十八大為例），出席政治局常委的特寫會停留4秒鐘，其他則依次減少。而與此同時，播音稿會執拗地按級別把每一位出席人員和群體提到，導致大量低效信息充斥在新聞時間裏。

此外，在領導人講話稿的問候語中，要想覆蓋到「全國人民」，則需要一字不錯的複製一串文字：「全國各族人民、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

要想覆蓋到「全國地區」，則需要稱呼為「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

而海外媒體熟悉的「九三閲兵」，在中國大陸的新聞稿中從來都是被完整表述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勝利70週年大會」，無人敢省略一字。

話題迴歸到領導人。2008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日本，期間到訪一所日本小學時，被日本小學生提問。在告訴「胡爺爺」自己最喜歡的福娃是歡歡和晶晶時，小學生問胡錦濤喜歡哪一個福娃。

「這五個福娃我都喜歡！」胡錦濤乾脆地給出了答案。

無論是新聞聯播還是領導人，他們所遵守的規則是一致的：作為二十一世紀世界上措辭最保守的政黨，任何省略、簡化或個人偏向都會招致猜疑。一個眾所周知的潛規則是，許多人會從新聞聯播的出席名單中看出人事變動，會從領導人隻言片語中提取背後意義。這種「政治正確」，自然是官場不透明帶來的遺毒。

習近平的書單同理。作為最高領導人，他既不想介入文學藝術界的流派之爭，也不願暴露自己閲讀結構的短板，更何況他還有塑造自我形象的高期待，自然不能只舉一兩本書過度闡釋。無論是出訪的書單，還是座談會的舉例，祕書無疑是文本的操作者，將最受主流認可的閲讀大綱全盤拿來，成為講話時舉例的最高效、安全的方式——只是犧牲了總書記的肺活量。當講話稿一經發出就飽受質疑的時候，所體現的則是官僚文祕系統的僵化。

然而，這種連領導人也無法僭越的教條，又是從何而來呢？

毛氏話語的教條變體

他所背負的是中共改革三十年來形成的三個官方指導思想，以及前幾任領導人關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成熟、精細的表述，在話語上除了繼承性解釋，也別無選擇。

中共在成立之初，無論是政治綱領還是講話標語，都充斥着白話文剛剛推廣之後的文人氣和濃厚的蘇俄風格，除了「之乎者也」外，許多新名詞便直接音譯，如布爾什維克、蘇維埃、皮埃尼爾等，在早期蘇區的農村曾形成一道獨特的景觀。

但這一切都被毛澤東所改變了。

經過延安整風之後，毛澤東正式掌管了宣傳文藝工作。無論是報紙、出版物還是黨的文件、講話，話語的風格都發生了極大變化。毛澤東本人講話粗鄙、隨意，詞彙匱乏，舉例用典多來自農村生活的器物和意象，尤其偏愛比喻、借代。這使得下級官員在傳達中央文件時，紛紛繼承和效仿這套語言。

1949年之後，新華社正式被確定為國家級官方通訊社。但最初，在發生一些重大國內國際事件時，地方性的報紙仍有自主採編的權利。1952年7月，某地方報紙報道朝鮮領導人金日成與當地的聯繫，中宣部迅速出台文件批評，要求「今後凡是未經新華社發表的有關國際性問題的重要新聞稿件，應向中央請示決定，不得擅自發表。」從此形成一項紀律。

毛澤東當政時，許多中央文件、黨報社論都由他和親信祕書親自起草，這也使新聞記者不得不效法上層。全國的新聞語言變得愈加趨同化。

隨着文革的興起，「語錄」作為大陸民眾一切日常生活的必備元素，這套話語更是傳播到了民間每一個個體身上。一些毛澤東本人提到的典故，例如「八九點鐘的太陽」（比喻青少年有朝氣）、「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比喻主流和支流）等等，由於強制性的引用，普通人在看到典故時幾乎將本體與喻體合二為一，詞彙也變得單調、匱乏。這種由毛本身的隨意性帶來的普遍教條，影響了一代人的語言能力。

語言的鬆動出現在1980年代後，當知識分子引入不少新概念、新詞彙時，「不爭論」亦成為代替「革命性」話語的核心思想。正是因為不爭論，中共在官方表述中也變得愈加保守，發展出了一種新風格：通過超長並列式排比句，追求面面俱到的四平八穩話風。於是，「既要…又要…」、「就是要…就是要…就是要…」等句式成為官方的標配。

而最能體現這一風格的，當屬「積極穩妥」一詞。將兩個偏向完全相反的兩個形容詞，強制疊加在一起，作為文件傳達的精神，對下級來説，不啻於「無法指導的指導思想」。

習近平的個人話語風格較前任的確有所轉變，他看中的仍然是毛氏話語的粗鄙化——無論是「穿鞋」、「打鐵」還是「老虎蒼蠅」，在被他生硬地套在宂長的講話中時，卻顯得尤為不協調。因為他所背負的是中共改革三十年來形成的三個官方指導思想，以及前幾任領導人關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成熟、精細的表述，在話語上除了繼承性解釋，也別無選擇。

因此，超長的書單便是最好的體現：這是一段短促版的並列式排比，雖然沒有任何複雜句式，但同樣為追求面面俱到，不得不列出報菜名式的名單。或許只是因為密集出現的近百個頓號實在嚇壞了密集恐懼症患者，才引來了一次民間非議，唯一的辦法只能是讓總書記成立一個「中央標點改革領導小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