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女權主義」還是「女性主義」來翻譯feminism，是上個世紀中國婦女學學界的一個主要爭論。1994年海外中華婦女學學會以3票反對通過將feminism翻譯成「女性主義」的決定。但「女權主義」在學術領域和公共領域的使用越來越廣泛。
堅持使用「女權主義」的學者認為，不應該用「女性主義」削弱feminism積極的政治含義。1997年爭論的結果是女性主義/女權主義在翻譯同一本書時並用。結論未必有對錯，但卻藉機把試圖表達同一種意思的兩種譯法的歷史脈絡、理論脈絡和中西處境差異說清楚了，同時也反映出譯者對中國語境的態度。
feminism在二十世紀初女性參政運動的背景下進入中國，最初翻譯為「女權主義」。民國時期，主導女權議題的女性議員已經是國會中相當有力的一個群體。後來，女性參政問題因政治體制轉變而整體倒退。中國共產黨主導的feminism，中文詞彙裏是「婦女解放運動」。毛澤東提出的「男女平等」、「婦女能頂半邊天」，是階級範疇裏的抹殺男女差異和階級差異的「平等」概念。擯棄「女權主義」一词成為與資本主義決裂的一部分。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從歷史哲學出發探討本體論的李小江，以《人類進步與婦女解放》（1983）為標誌實現理論創新，與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和理論分道揚鑣，將女性回歸為有性的人，將女性個人生命經驗概念化成本質論女性主義，並反映改革開放對中國人的衝擊，開始了「婦女研究運動」。
李小江在與《中國女性主義思想史中的婦女問題》一書作者湯尼•白露的對話中，認為「婦女研究運動」結束於1994年。我推測部分是由於1993年「社會性別（gender）」這一名詞及概念在「中國婦女與發展」國際研討會上被明確和使用。此後，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無論是行動領域還是研究教育領域，「社會性別」、「性別平等」等詞語漸漸地得到推廣使用。
學界翻譯feminism過程中，選擇「女權主義」還是「女性主義」，兩次突出的爭論（1994年和1997年）由Min提供的研究資料和學術報告《翻譯如同跨越邊界》披露。結合當下女權行動的變化，我認為有幾方面值得強調：
feminism一詞是反女權的人提出來的，意在強調「婦女的」、「女人味的」，那麼強調性別本質論的「女性主義」是否更貼近提出feminism一詞的反女權者所指的含義？
八十年代以李小江性別本質論為代表的理論創新，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承認女性的性別本質，是對毛澤東時代抹殺性別差異、抹殺婦女性別特徵的矯正。這種矯正過程，並不意味着feminism應當被局限於性別本質的含義。
「女權」在二十世紀初進入中國時，是呼應西方女性爭取參政權的潮流。眼下「女權」的國際語境是「普世人權」作為人人生而有之的權利應該得到保障，「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民與政治權利」在一個文明的社會應當得以實現；中國語境是「一黨統治」下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和公民權利在喪失。「女權主義」一詞必然對統治話語結構形成挑戰。
作為feminist，是應該適應國情避免挑戰而採取曲線方針來促進女權，還是應該一語中的、直接要求女權保障和提升？目前年輕一代的女權行動，蘊含着公民權利概念，這不難解釋她們為何迅速地涉足、參與、甚至引領了其他領域的維權行動。
《大家》專欄作家、文學博士楊早，2014年撰文猶豫《要不要成為一名男的女性主義者》，2015年10月17日又問《如果女性自願裹小腳怎麼辦》。作者曾經是戴錦華教授的學生，他明顯傾向於使用「女性主義」而非「女權主義」來解釋feminism，時而觀點精闢時而不知所云甚至反女權。作者可能想要迴避女權作為基本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問題，缺乏勇氣運用理性對此辯論。學術名詞成了當事人擔憂被貼feminism標籤的幌子。楊早堅持用「女性主義」而非「女權主義」形容自己的性別觀念，在中國很有代表性。
在當下「女權主義」行動的實踐過程中，意識形態和教條主義的弊病經常可見。「女性主義」概念可以幫助「女權主義」避免高度政治化女權運動，進而看到女權問題在歷史、社會、文化、經濟各個層面的複雜性，避免女權運動單一化、臉譜化，避免其權力生成機制和關係網絡形成方式，走向並同構成她所反對的壓迫者所控制的結構。
簡單地說，避免女權主義者在行動中變成她們所反對的人，建立她們所反對的權力關係。
feminism是一種旨在消除兩性不平等的理論和實踐。它力圖在現實社會男性與女性之間、多數與少數之間、人與自然和社會之間，建立夥伴關係而非控制關係。縱使feminism在各個歷史階段有林林總總不同的理論脈絡，承認兩性平等是貫穿始終的核心。作為一名現代社會普通的文明人，即使實踐中難以盡如人意，理性上還是需要承認女人和男人享有一樣的權利，可以因此稱呼自己是一名「女權主義者（feminist）」。
支持女權者，形容自己是「女性主義」或是「女權主義」，要麼反映了當事人在社會性別議題上選擇走權利路線還是走文化路線；要麼反映了當事人是否與時俱進地了解女權在中國的理論及行動新發展。不要簡單地把權利路線等同於政治、法制框架和公共領域，文化路線等同於個人實踐和私人選擇。兩種路徑只有相互補充、相互豐富才能相得益彰。
（曾金燕，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