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重要論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已經在近日，分別有了簡體與繁體的中文版，分別由中國大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譯叢」（9月1日）與台灣時報文化出版社出版（10月16日）。作為廣受關注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的第二卷，本書是近年來最受矚目的政治學著作。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本篇特寫是對這一位政治學大師的細緻特寫，無論是對理解福山的著作及思想、還是出於對他本人經歷的好奇，本文都能提供一個更為全面的法蘭西斯．福山。）
「請大家記得下載新版的課程大綱」，九月底，史丹福開學第二週，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面對座無虛席的課堂說，「部分閱讀材料有變，因為我下個星期要出差。」
福山沒有告訴學生，他的這次「出差」，主要目的是赴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ppasala University）領取2015年度約翰．斯凱特政治學獎（Johan Skytte Prize of Political Science），學界常常將其比作政治學的諾貝爾獎，不僅僅是因為兩者都起源於瑞典，更是由於烏普薩拉大學評判委員會的甄選標準極為嚴苛──這一獎項僅授予為政治學發展「做出最有價值貢獻」的學者。
不過對於此類活動，大題小做是福山一貫的風格。今年四月末，他在郵件中回答我的訪問時說，「剛從北京回來，談了很多有趣的事。」直到之後我想起此事再次詢問，才得知他的會談對象是王岐山。
獲悉得獎後，福山在推特上轉發了消息，接受採訪時謙遜地表達了欣喜之情──「非常榮幸，得以躋身歷年諸位著名獲獎者之列。」而回到課堂上，一語帶過之餘，他迅速進入了正題。
這門課的題目是「民主、發展和法治導論」，其名稱來源於史丹福大學弗里曼．史巴克里國際問題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下轄的民主、發展和法治研究中心。2010年，福山接受邀請，來到史丹福，成為了這一中心的高級研究員，也在此完成了《政治秩序的起源》及《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在這兩本書中，他詳細闡述了自己關於政治發展的三要素理論：一個運作優良的國家必須實現國家能力、民主責任制和法治之間的平衡。約翰．斯凱特獎評委會的頒獎詞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為闡述現代政治秩序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洞見」。
但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提起福山這個名字，映入腦海的依然是他在1989年仲夏發表的評論《歷史的終結？》。在這篇一萬餘字的長文裏，福山大膽表示，自由民主體制可能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文章一經刊出即引發了廣泛討論，令其聲名鵲起。但與此同時，對原文的誤解和臆造也紛至沓來，26年來從未中斷。
對蘇聯政治見解的大轉折
很難揣測如今福山如何會看待公眾對自身的評價──作為學者，他對名望似乎具備一種與生俱來的淡薄感，不論是在授課和公共演講中，還是私下同我談話之時，一貫面帶著冷靜的笑容，從未流露出驚訝的神色。但福山的個人網站似乎流露了他的自我認知。自然，他談論政治秩序的兩本新書展示在網頁最醒目的位置；相較而言，《歷史的終結？》一文僅僅佔據了出版作品中的一行，在100多條期刊、文獻、文章名中毫不起眼，若不仔細搜尋，甚至可能被忽視。
福山於1952年生於芝加哥的一個學術家庭，父親福山由雄（Yoshio Fukuyama，音譯）於芝加哥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並在此邂逅了他將來的妻子川田敏子（Toshiko Kawata，音譯）。兩人的兒子出生後不久，舉家即遷往紐約，福山沒有接受日式傳統教育，而是在曼哈頓帶有些許精英主義的社會氛圍中成長起來。據2002年英國《衛報》的一篇深度報導記載，福山未曾習得日語，但卻精通古希臘語、法語，以及其它幾種歐洲語言，而在前往康奈爾大學就讀本科前，「已然成為了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者」。
在康奈爾，福山主修了研究希臘羅馬文獻的古典學。畢業後，他決定前往耶魯攻讀文學研究生學位，並赴巴黎短期學習了6個月。其間他試圖積攢靈感，嘗試着創作了一本未發表的小說，但在此過程中卻愈發感到文學過於抽象，自己無法繼續深入。因而返回美國後，福山轉至哈佛，將注意力集中在了具體地緣政治問題上，開始研究蘇聯軍事干預政策，並最終憑此獲得了政治學博士學位。
福山曾在一篇寫於1979年的論文中表示，「共產主義者所獲得的收益，具有不斷積累，自我強化的潛力」。很難想見僅僅在10年之後，他對蘇聯政治的見解就會180度大轉彎，給蘇維埃體制開出死亡預言。但如今回望福山的履歷，他從小到大的種種背景和經歷，隨後都為其提供了學術和思想背景。而他的未來，似乎也注定將在具體的公共治理和抽象的政治理論之間搖擺振盪。
歷史轉折處的預言家
1989年5月，《歷史的終結？》發表時，福山正供職於美國國務院，從事核裁軍工作。文章所引發的轟動效應完全出乎其本人意料，幾週內，刊載此文的1989年夏季號《國家利益》雜誌迅速被搶購一空。最初甚至不乏揣測，文章實際上是布殊政府的冷戰勝利宣言，暗示了國務院將來的政策轉向。
數月後，接受記者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採訪時，年紀輕輕、36歲的福山試圖清除這種誤解──「這篇文章跟政策毫無關聯，我只是想把自己這段時間思考的問題寫下來。」在阿特拉斯筆下，意外成為公眾焦點的福山語調「躊躇」，顯然缺乏應對媒體的經驗。
當年10月22日，《紐約時報雜誌》刊載了阿特拉斯對福山的特寫，其中「歷史終結」的觀點被描述為「純屬猜想，無法證實」。文章同時提及了批評者的種種措辭，從「譁眾取寵」，到更為直接的「完全錯誤」和「沒人會真的相信歷史終結」。
然而，僅僅數週之內，事態的發展急轉直下──十幾天後，柏林牆轟然倒塌。第二年，東歐26個共產主義國家和加盟國開始民主化。緊接着，1991年12月，蘇聯宣告解體。出人意料的歷史發展為這篇文章本身也賦予了歷史意義。一時間，整個西方世界都沉浸於自由民主體制的勝利中，而在公眾眼中，福山無異於是這一勝利福音的傳播者。
但這份機緣巧合造就的歷史意義也無形中把福山推向了預言家的位置──在大眾傳媒的語彙裏，冷戰已經結束，歷史已然終結，現在已是未來。同其它任何嚴肅的政治學者一樣，福山顯然也並不認同這種定位。今年4月，我為《紐約時報》就他的新書進行採訪時，他對這一點非常直截了當──「其實柏林牆倒塌的速度之快，我也吃了一驚。」
「我認為我們經歷了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言的『第三波民主化』，這一過程始於上世紀70年代的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其間我們見證了民主國家有35個激增至115個。柏林牆的倒塌僅僅是這一進程的中點，在此之前，拉丁美洲、歐洲、亞洲等地已經誕生了許多新興民主政體。」
被不斷誤解的「歷史終結論」
30多年來，福山在堅守學者身份的同時，也開始逐步適應自己作為公共人物的身份──比如，他如今完全習慣了同媒體打交道，頻頻出訪各國，不論面對什麼樣的問題和質疑，他的聲音都不再躊躇，而是透着對其理論內在邏輯的自信。
然而，福山的學者身份卻很少為公眾所適應，尤其在美國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世界的各個角落開始經歷民主衰退的背景之下，每隔一陣子，「歷史終結論」就會成為報紙專欄的評判對象，而其中的理論細節則被拋到了一旁。
和自然科學家不同，社會科學家的研究對象通常是人人都能抒發己見的內容，此中又以政治學為甚。因而對社會科學界之外的很多讀者而言，政治學者的理論似乎只不過是其個人的政治觀點而已。即使如福山在哈佛的教授亨廷頓這樣的大方之家，也曾遭此波及。
亨廷頓於1986年和1987年兩度落選美國科學院院士，原因是其他科學家認為其在《變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一書提出的數學模型中，諸如社會沮喪度、政制化程度、政治穩定性等變量使用不當，無法精確定義。身為院士的耶魯大學數學家謝爾蓋．朗（Serge Lang）公開質疑道，「亨廷頓如何測量社會沮喪度這種東西呢？難道他有個社會沮喪計嗎？我反對給單純的政治立場冠以科學之名。」
如此，社科界之外的人將政治理論的有效性完全寄託在能否準確預測未來世界發展上，也就不足為奇了。當然，預測的內容越是不可思議，「預言實現」後這一理論就越奪人眼球，而一旦現實世界開始顯示出複雜性，理論也就不再炫目。
1992年，蘇東劇變塵埃落定後，福山將他的文章擴充成了一本書，去掉了原標題中的問號，題為《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 2006年再版時，福山在跋文中謹慎地表達了自己的失望：「我收到的很多批評完全產生於對我論點的誤解，比如有人認為我覺得世界將不再進展。我這裏無意探討此類評論──這些人只要真正看過我的書就不會這麼說了。」
伊戰之後，思考國家如何建構
《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雖然提及了當時的某些時事，但總體來說，圍繞着全書展開的是一場哲學討論，其歷史源頭可以追溯到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對黑格爾著作做出的註解，而科耶夫恰恰是福山在康奈爾的教授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的老師。
科耶夫指出，社會發展的源動力來自人們對普遍而平等的「承認」（recognition）的追求。如同經濟學中的市場自由競爭一般，人類社會的種種制度也終將接受「歷史市場」的檢驗──歷史無異於一場不同社會組織形式之間的競爭。當某種政體消除了根本矛盾，受到公眾普遍滿意時，這種特定的制度就贏得了競爭。
從這一意義上說，自由民主制即為歷史市場的上的一個勝利者，這也是福山一以貫之的觀點。但很多讀者（當然還有非讀者）無形中將政治哲學概念的自由民主同美國的政治體制畫上了等號，因而也就自作主張地認為，福山的隱含意義是美國將成為歷史終結者。所以，福山在新作《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中對美國體制的批判讓很多書評人大感驚訝，紛紛開始懷疑福山的學術思想是否經歷了巨大轉折。
「對國家長久的不信任一直是美國政治的一大標誌，它如今已使得美國陷入了政府失衡的狀態中，因而阻礙了發生必要集體行動的前景」，福山指出，當前的美國已然淪為了「否決制」的政體，責任制和法治嚴重缺乏國家能力的製衡。
當我詢問福山這些年來他改變了哪些見解時，他想了想，然後提到自己「一開始沒有給予國家能力足夠的重視」。因此，他決定用一整本書的篇幅探討這個問題。 2004年出版的《國家構建：21世紀的國家治理和世界秩序》概括了福山對伊拉克戰爭的思考以及其之後的研究。
如今想來，福山稱為「重大錯誤」的伊戰是引導其重新思索政治理論和現實政策之間關係的開端──「（這場戰爭）反映了我們對國家構建的過程知之甚少，也折射出美國的對外政策並不具備有助於在這些地區構建強大國家的手段」。
「國家能力」並非理所當然
自1989年成名以來，福山一直是新保守主義陣營的代表人物。該理論的捍衛者通常對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效力深感懷疑，因而提倡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堅決捍衛自由價值觀，為了弘揚民主，不惜動用武力，開展單邊軍事行動。
但隨着福山對伊拉克的局勢愈發沮喪，而之前意識形態上的同志卻全然無視眼前的事實，他決定同新保守主義一刀兩斷。對於他的學術道路而言，此次轉變的意義格外深遠。戰爭的挫折使得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在了對伊拉克、阿富汗、中東和非洲的研究上──他發現，這些國家之所以長期陷入貧窮之中，根本原因在於國家本身的力量過於薄弱，無法為其人們提供基本服務，滿足其生活需求：
「在我看來，自己同許多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一樣，有時候會把國家能力當做理所當然之事──嗯，對啊，反正國家能力就擺在那裏，我們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對其加以限制。相比之下，我們並沒有捫心自問，如何發展國家能力。」
福山2010年來到史丹福的民主、發展和法治中心前，已在華盛頓生活了20年之久。北加州一年四季陽光普照，恰如其時地為福山營造了一種與華府的政治中心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對《史丹福國際關係期刊》說，「如今我的工作重點從政策轉移到了學術層面，因此如今來到這裏似乎非常合適。」
正如時任中心主任、民主制度的研究者戴雅門（Larry Diamond）所言，福山當時從事的研究領域──民主、發展、法治，政治秩序的塑造──都與中心的研究主題完全契合。
之前，耶魯大學出版社正準備重印《變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30週年紀念版，作者亨廷頓請福山為其撰寫一篇序言。福山將此視為一項「重大殊榮」，因此重新開始關注政治秩序這一問題。而隨着研究的深入，他發現自己邁入學界以來各個階段的積累──在康奈爾研讀的政治哲學、在哈佛學習的比較政治、在伊戰後開始重視的發展經濟學和國家構建理論，全部在一個焦點處匯集。
為自由民主闡釋具體機制
亨廷頓當初引入的數學公式最終使其最終無緣院士資格，但其實他只想闡述清楚一個問題：上世紀50年代，在「二戰」結束後各個殖民地紛紛獨立的背景下，各界普遍認為，對這些新生國家大幅援助，促進其經濟發展，即可同時激發社會和政治發展。亨廷頓指出，這種簡單化的「現代化」理論並不準確。政治發展和社會發展之間並不會簡單地共同攀升，如果政治發展無法適應社會力量動員產生的變化，就會招致「政治衰敗」。
事實證明，亨廷頓是對的。
福山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指出，政治發展的理想形態應該是國家能力、法治和責任制政府相輔相成的理想制度。 《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這三種制度元素的最初的形成過程開始追溯，一直探討到如今的世界形勢。如果說《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提供了自由民主勝利的哲學模型，那這兩冊則真正闡釋了這一模型的具體機制。
去年底，在史丹福舉辦的福山新書發行會上，戴雅門表示，這兩本書可以同公共行政學創始人韋伯（Max Weber）的研究成果相媲美。
今年九月，隨着史丹福新學年的到來，福山從戴雅門手中接過了民主、發展和法治中心主任的職位，因而在教學和研究之外，也開始承擔更多的行政職責──其中也包括與到訪史丹福的各國領導人探討治理問題。自然，這些年來福山從未中斷過對切實政策問題的關注，而這個新任職位也為他提供了一個平衡學術和現實世界的平台。
在北歐領取約翰．斯凱特政治學獎，並參訪其他院校的旅程中，福山有些感冒，但這顯然沒有影響他的興致。開學第四周的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他準時出現在了講堂上，聲音略帶沙啞，但依然像往常一樣開始授課，接連講了兩個小時。
當天下午，奧巴馬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史丹福校友蘇珊．賴斯（Susan Rice）返回母校，就氣候變化問題發表演說。她即興提到，早些時候旁聽了福山的課。我頓感詫異，在下次課開始前向他詢問起這件事。
「嗯對，我倒是很吃驚，她竟然這麼耐心，聽完了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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