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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哲斌:台灣報業的悄悄話

台灣報業工作者被迫與雙頭惡龍搏鬥,一頭是紙本萎縮的焦慮,另一頭,政治風險評估則凌越新聞價值本身。


台灣報業媒體網站及手機程式。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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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中旬,台灣《聯合報》刊出一則華府記者的新聞,引用兩岸問題專家葛來儀(Bonnie Glaser)在一場座談會的談話,她認為,習近平可能在奥習會中傳達訊息,希望美國在兩岸穩定上扮演更積極角色,同時,要求下任台灣總統必須接受九二共識。

原本,這不會是一則廣受矚目的新聞,因為葛來儀的推測並非驚世奇想;然而,《聯合報》編輯台下了一個標題:「美智庫學者:下任台灣總統須接受九二共識」,知名智庫學者的臆測,竟然變成她的教誨意見,然後刊於兩岸版頭條。刊出當天,台灣政壇一陣小騷動,執政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接受媒體採訪時,趁機嘲諷在野黨參選人蔡英文,並強調接受九二共識,「這是常識」。

然而,風暴開始醞釀,精明的網友比對原文,發現《聯合報》的標題有違葛來儀原意,並在台灣最大的BBS上提出質疑,獲得不少迴響。曾在台灣媒體工作、目前任職蔡英文「小英基金會」的加拿大籍主編寇謐將(J. Michael Cole)也在個人臉書上批評此事,葛來儀隨後親自留言回覆:「厭惡台灣媒體錯誤引述」、「這到底是哪個笨蛋寫的?」

葛來儀的赤裸憤怒,經由其他台灣媒體轉述報導,逆轉了這則新聞的政治意涵。於是,《聯合報》將網站上的新聞標題改為「美智庫學者:奥習會 可能觸及九二共識議題」,同時發布一則誠意稀薄的小啟:「本報記者報導並無錯誤或誤導;但當天標題:『葛來儀:下任台灣總統 須接受九二共識』,不夠準確,特此向讀者及葛來儀女士致歉。」

此事看似落幕,卻充滿豐富肌理,幾乎是台灣報業生態的一則鮮明寓言。若要評論此事,自近至遠有三個視角,第一個是新聞學角度:《聯合報》的小啟,定調為「標題不夠精準」,事實上,遠不只於此。

首先,該報華府記者的原文是,「她推測習近平要傳達的訊息會是美國在確保兩岸穩定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而為了兩岸穩定,下任台灣總統必須接受九二共識,更重要的是一個中國。」

在新聞寫作上,記者的語意確實有模糊空間,尤其標點符號用了分號,斷開前後兩句,下半句多了誤讀空間,可能讓人錯認是葛來儀的個人意見。為避免誤會,或許應該改為「,而且,為了兩岸穩定,下任台灣總統必須接受九二共識」 ,讓意見陳述主體得以連貫。

然而,這只是寫作上的小瑕疵,更大問題在於編輯台。原本,這是一則具常識性的新聞,報面上一碟清粥小菜;但《聯合報》編輯台或許誤讀、或許有意,將「知名智庫學者支持九二共識」熱炒成一道香辣蟹,因而下了偏誤原意的標題,進而躍為兩岸版頭條新聞。

為何《聯合報》 刻意放大此一新聞?觀察此事的第二角度是,從政壇到媒體,台灣一向習於「出口轉內銷」,直白一點,就是「挾洋自重」。蔡英文接受《時代 Time》專訪,掀起一陣茶壺風暴,也是一例。

在此心理作祟下,《聯合報》 作出錯誤判斷,拿着美國智庫學者的招牌,為自家政治立場護航,其實稀鬆平常,只不過踩到雷區,因而滿臉灰土。

再往下深究,第三個討論角度是,不管是有意或無心,媒體政治立場如何像是原生家庭記憶,根深蒂固左右編輯室的日常判斷。

強固的政治DNA令《聯合報》遭批

台灣目前號稱有「四大報」,其中,《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是威權政治時代的特殊產物,報老闆既是媒體經營者,也曾是國民黨中常委。在兩蔣長達四十年的治台期間,兩報憑藉着戒嚴、報禁與政治侍從,瓜分寡斷了台灣報業及廣告市場,《聯合報》的王家與《中國時報》的余家,也成為最重要的媒體家族。

其中,出身政戰系統的《中時》余紀忠,較具政治調適能力及民主襟懷,不但報社風氣較為開明,言論上也較敢於打擦邊球,因此幾度得罪當權者。相對而言,《聯合報》王惕吾畢業自黃埔軍校,曾任蔣介石侍衛長,報系文化較講求階級與服從,言論也較為保守。

一般而言,《中時》記者的言論空間較大,《聯合》編輯權力較大,版面素質也較整齊。只不過,隨着政治解嚴、報禁開放,兩報開始面對自由市場競爭。其中,以炒作地產起家的國民黨政治人物林榮三,因角逐監察院副院長期間,飽受學術界及兩大報言論抵制,1992年起,他轉而投注大量資源經營《自由時報》,以電視廣告轟炸、訂戶送黃金五千兩、獎金總額1.6億台幣為號召,衝出高額報份。

在政治立場上,《自由時報》避開兩大報的親國民黨立場,轉而以「本土」為號召,提出「台灣優先」的口號;值得注意的是,隨着在野黨茁壯,加上李登輝主政期間的引導,台灣社會的認同意識此消彼長。若將政治立場視作一種「市場定位」,《自由時報》獨佔逐漸成長的讀者板塊,原本訴求溫和中產的《中國時報》,遭相對激烈的《自由》夾擠到中間,被迫與《聯合》競爭不斷萎縮的份額。

或許可以說,在2003年之前,台灣三大報的言論及編採水準,容或互有高低,但區隔報紙定位的真正關鍵,是三報面對政治光譜及公共議題的差異立場。這些立場,部分來自報老闆的意識形態,部分出於商業考量,但都像是DNA,深深植入編輯室文化之中。

直到台灣報業歷經《蘋果日報》的震撼洗禮、數位轉型的掙扎求生,一陣重新洗牌,《自由》仍穩居發行首位,《蘋果》努力轉進網路,《中時》與《聯合》交互蹲跳,各報在不同言論框架下,繼續服務經營階層的意志或利益。

在此脈絡之下,《聯合報》編輯台對葛來儀新聞的誤讀,或見獵心喜,或他們自稱的「標題不夠準確」,就不會讓人太過訝異了。

值得強調的是,《聯合報》是目前台灣四大報之中,唯一不由財團或富商經營的報社;此外,只要不涉政治,該報仍有一些優秀的深度專題,數位轉型的努力最積極,網路經營也有部分成果。然而,由於強固的政治DNA,《聯合》不時因為類似葛來儀事件,遭受讀者或網友的批評訕笑。

放大來看,這正是台灣報業的現實處境,身處其間的工作者被迫與一隻雙頭惡龍搏鬥,一頭是紙本萎縮的焦慮、數位經營的艱困,報份及廣告無量下跌,網路營收模式脆弱如嬰兒;另一頭,媒體的政治任務如影隨形,苦苦糾纏,每一則報導或評論的政治風險評估,甚至凌越了新聞價值本身。倒楣的是,當你滿頭大汗宰了其中一頭,仍可能被另一頭撕吃入腹。

在兩面戰鬥的日常現實下,新聞人不是浪漫的勇者鬥惡龍,而是衝向巨大風車的唐吉訶德,一個耍笨的悲劇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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