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洞 香港 財經角度

政府憑什麼認為自己比市場機制更英明?

梁振英表示「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過時,現在要「適度有為」。但政府的「有形之手」果真能擔此大任嗎?幾時可以干預,幾時不能插手?政府官員又憑什麼覺得自己的決策比市場機制更英明?


圖:Wilson Tsang / 端傳媒

梁振英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表示「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過時,香港政府的發展策略要改作「適度有為」。相關報導8月9日刊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雷鼎鳴旋即在8月18日於《信報》刊文《積極不干預與自由市場》,直指「積極不干預」、「適度有為」等名稱「其實都非常含糊,可供想像的空間很大,我們很難具體判斷究竟政策會有多大改變,但單從字面來看,似乎政府比前有較大的傾向干預市場」。

政府的角色,是他們的主要爭議點。

師從信奉自由放任與市場機制的芝加哥經濟學派的雷鼎鳴,這樣理解政府角色:「經濟學家不會認為政府沒有角色扮演,我們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政府理應有很多擔當,比如維護法律、保障產權,罪案也要有人執法,這些都需要開支,甚至有些基礎建設政府做得雖然未必好得過私人公司,但亦不算太差,而且有個好處,是有機會令全社會的人得益。」

政府管太多 經濟走下坡?

「但如果政府開支越大,其佔GDP的比重越高,長期經濟增長就越低。」當然,雷鼎鳴說這也有特例,比如中東的產油國,政府開支很大,經濟增長也很好,是因為當地的經濟結構單一,幾乎完全倚賴石油開採,而這項支柱產業又完全由國家政府掌控,「這些國家是『二世祖(富二代)』,吃老本,不太生產,也不靠科技進步」。

公營部門與GDP增長率趨勢圖。圖:端傳媒設計部

排除了這些「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自然資源極其豐富的國家外,「一般的國家,當政府開支很少、佔GDP比例很低時,增加開支對經濟增長是有利的;但當開支不斷增長,過了火之後,經濟增長就反而會下跌」。

換言之,越過了一個轉捩點以後,政府開支佔GDP的比重(即「公營部門」規模)越大,經濟增長就越緩慢。「這是實證的結果,用全世界的數據看,都會發現政府開支與GDP增長有着負關聯,即表示世上所有國家在對經濟的干預上都過了頭」,說到這裏,畢生宣揚市場最具效率的雷鼎鳴忿忿不平。

念茲在茲的,不過市場,而他認為自由市場機制的核心,在於價格所能提供的訊息,「在我們芝大經濟系中,微觀經濟學乾脆叫做『價格論』,足見價格的核心地位」,雷鼎鳴說。

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以「無形之手」來形容充分運作時的價格機制,對此,雷鼎鳴解釋到,「當大家在市場中競爭,有人買、有人賣,如果某商品的生產量大於賣出的話,自然就會減價,或有商家退出;但若生產不足,價格就會自動上升,或吸引新人前來分一杯羹,總之都會最終達到商品供求的『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市場機制,就是要創造『一般均衡』,意味着所有資源都得到有效調配,沒有浪費」。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多次讚揚香港為「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的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是令「芝加哥經濟學派」走向興盛的關鍵人物。雷鼎鳴即援引他以鉛筆所舉的例子,來解釋價格如何運作。

「造鉛筆要有軟木、鐵片、石墨和膠擦。就以其中之一的材料來說明,製木必須砍樹,砍樹需要斧頭或鋸,後者又需要鐵,製鐵又需要鐵和煤等等;製造這些物資的工人,極可能人數眾多,但又互不認識,是什麼力量把他們組織在一起共同生產鉛筆?而且他們按照什麼準則去判斷這些物資的生產量應有多少?」

「就算是生產鉛筆這一簡單的商品,背後便已涉及複雜得使人頭皮發麻的多層次供求關係, 但我們卻又不會感到買到一支鉛筆有何複雜為難之處,原因在於每一層次的供求者都懂得只用一個簡單的訊息去決定行止。」雷鼎鳴說,此中「簡單的訊息」,便是無形中調節市場的運作的手——價格。

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攝:羅國輝/端傳媒

服膺政治的「有形之手」

不過,政府果真無法以「有形之手」擔此大任嗎?凱因斯學派的經濟學者,即主張政府應積極扮演經濟舵手,並成為上世紀20至30年代大蕭條時的有效對策。不過,雷鼎鳴並不認同政府可以如斯雄韜偉略,他用蘇聯的皮鞋舉例證明。「當時蘇聯是計劃經濟,結果有些東西生產過剩,而有些則供不應求。最出名的就是皮鞋,積壓在倉庫根本賣不出去,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和錯配」。不僅蘇聯,中國大陸在計劃經濟時期亦出現過如此情況,直至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經濟才撥回正規。

「計劃經濟的專家用大型電腦也算不出最合適的生產量,以致供求失衡。」雷鼎鳴顯然信不過政府的「有形之手」,他在文中寫道,港府令人擔心的並非『適度』,而是『有為』,「政府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與判斷力,而政府一旦運用公權力,便差不多一定等於放棄價格機制;沒有合理的市場價格作指引,政府又憑什麼可知道自己的決策更英明?」

「官員拍下腦袋,或者某個委員會開個會,就決定錢用在哪裏,背後的根據是什麼?」雷鼎鳴說:「是政治。」

「雙辣招」與「限奶令」是梁津津樂道的政績,分別為了緩解無法高攀的樓價以及水貨客對市民的滋擾。在雷鼎鳴的眼裏,「雙辣招」不僅對抑制樓價的效果不彰,反而可能令香港走向計劃經濟,而「限奶令」則干預市場、扭曲價格,恰恰表明「政府沒有深思熟慮就推出措施,只是為了應對坊間民粹聲音。」

8月11日,香港警方拘捕5名Uber司機、帶走Uber 3名職員,拘捕發生的兩週前,的士工會發起遊行,並且砸爛了一架的士。「Uber可以帶來更多競爭,令服務更好,價格更低,700萬市民都喜歡Uber但不會為此出來示威,而受威脅的的士司機可能才1萬,但他們會遊行。誰給的政治壓力大,政府自然就會向誰傾斜」,雷鼎鳴說。「積極不干預」作為政府的一種自律,已經岌岌可危。

「積極不干預」的前世今生

香港近60年財政理念與政策。圖:端傳媒設計部

回看歷史,「積極不干預」的財政哲學絕非一帆風順。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鄧樹雄,曾在《香港公共財政史(1949/50 - 1979/80)》一文中指出,「戰前(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預算案較少深入探討預算管理哲學與方法,亦未有系統性的發展出一套全面的財政預算管理準則」。

直到郭伯偉與夏鼎基分別於60年代與70年代出任財政司,才「確立了香港財政的基礎,更使香港公共財政成為審慎理財的典範」。

郭伯偉在任內貫徹推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奉行低稅收,致力減少政府干預。繼任的夏鼎基到了1980年,才正式提出「積極不干預主義」一詞,來總括六、七十年代港府的理財哲學。

積極不干預主義,並非絕不容許政府干預市場,根據1982年夏鼎基親自解畫的文章《政府經濟政策的成功》,列明港府只有在以下4種情況政府才能考慮和研究干預經濟:「市場不完善導致壟斷、增長過快無法抑制、對總體經濟產生不良影響、經濟無法自我不斷調整」,並且在其任內,大部分深思熟慮的結果都是不干預。鄧樹基認為,「一般市民不易分辨干預與不干預的分別,而積極不干預遂成為鼓吹小政府的最佳理論根據」。

但到了90年代,時任財政司的麥高樂即已表示「積極不干預」已經過時,並且提出「共識資本主義」以期促進社會公平。97回歸後,時任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於2002年也提及「積極不干預」過時,政府角色是「積極為市場發展創造條件」,並推出了「有為」的財政預算案。

2006年時,曾分別在港英任財政司與特區任財政司司長、時任特首的曾蔭權提出「小政府、大市場」,而其麾下的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則提出「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的方針。不過「小政府、大市場」的提法立馬遭到佛利民的批評,以「香港錯了(Hong Kong Wrong)」為題於《華爾街日報》撰文稱,「it will no longer be such a shining symbol of economic freedom(香港將不再是自由經濟的耀眼象徵)。」在佛利民看來,比起「積極不干預」,「小政府」的提法已經意味着政府準備更進一步。

政府在變,民間也在變。根據黃紹倫的研究,80年代末時,58%的受訪香港市民贊成「政府應該避免干預市場運作」,不過到了2006年與2011年,該比例分別變為「57.5%」與「47.3%」。

這是否意味着是「積極不干預」的信仰開始鬆動,市民又是否期待政府更「有為」,提供更多的福利和規管呢?

不同經濟體公營部門規模變化趨勢。圖:端傳媒設計部

自夏鼎基在推1976/77年財政預算時提出公共開支佔GDP比例不應超過20%以來,香港公營部門的規模長期維持在這條準線以下,與同為亞洲四小龍的南韓、台灣不分伯仲,不過新加坡則在15%上下。相比起其它發達經濟體,歐洲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等,該數字更達到40%-50%,以福利着稱的北歐國家之一芬蘭更高達60%。

在「小政府」的放任下,「大市場」為香港經濟取得的輝煌有目共睹,不過貧富差距亦與日俱增,政府最新公布的貧窮人口數字達到132萬(詳見早前報導:七幅圖告訴你香港窮人怎樣捱)。雷鼎鳴說,市場機制並非鼓勵貪婪,而是「有能力把貪婪化為正面的動力」,可以促進社會的整體利益。但這些「整體利益」是否可以讓社會上所有人雨露均霑呢?

(未完待續)

圖:端傳媒設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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