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文革中右派的遭遇，並沒有令人意外之處。但文革開始時，卻也有例外的情形發生。
1966年9月29日中共貴州省委發出《關於堅決貫徹執行〈十六條〉決定在運動中不整學生的通知》，「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後期酌情處理」（P286）。
文革時，政界、文藝屆和新聞界的右派分子
凡運動初被學院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人，應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這個通知的內容非常有意思，「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後期酌情處理」，這為那時的右派分子參與革命似乎網開了一面。為什麼呢？這時的造反派運動，已經由幹部及軍隊子弟所組成的保皇造反派，轉變成了平民為多的新造反派。
平民當中別說紅五類，就是「麻五類」乃至「黑五類」，都因受到各種權利壓抑，都想爭取造反機會。自然頗受壓制的「右派分子」中的一些人，也想趁機出口氣。雖然「後期酌情處理」留有可能被「秋後算賬」的嫌疑，但對於打成右派的年輕人，也不乏有僥倖藉此一搏的人。
但「即使真正的右派分子」這詞裏面，還說明文革運動中互鬥常襲1957年的「陳詞」——「右派分子」，而非真是該年代所划的「真正的右派分子」。因為1966年11月13日發出《關於堅決進行平反工作的緊急通知》，按照中共中央批發的中央軍委、中國人民解決軍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通知的精神，凡運動初被學院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人，應一律平反，恢復名譽（P286—287）。這說明祭出1957年把一些人搞臭搞死的「右派分子」這一名稱仍然很有威力，在文革中被拿來作為整肅敵對派別的便利武器與靶子。
要「把混入文藝團體中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
1967年3月2日，貴州省革委會發出《正確對待幹部問題的十項通告》，把幹部大致分為四種：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問題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對『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要發動群眾把他們鬥倒、鬥垮、鬥臭」 （P293）。
這裏面所說的「右派分子」不排除1959年至1964年間被摘帽的2000名右派，重新當上領導的可能，但絕不是彼時真正的右派分子在「幹部」的職任上，這裏所說的「右派分子」或許是互相鬥敵需要的借用。3月3日貴州省革委會邀請省、市文藝界代表討論如何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文藝團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要「把混入文藝團體中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P294）。
這裏的右是指真正的右派分子，這個說法可能是指五七年代被打成右派分子（有可能摘帽了）卻還「窩藏」在文藝界的人。
對那些不適合在新聞單位工作的人，應一律毫無不保留地清除。
成為一枚「運動員」後，「運動員」最應該注意的就是，一旦有事情，就會受到諸多連帶性懲罰————陪絆、陪鬥等，常是顯而易見的事。事實上，這只是專政者付諸行為的一種結果，其實專政者常在文件裏，預防性地做了布置與防犯。
1968年9月1日，貴州省革委會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新貴州報》、貴州人民廣播電台、新華社貴州分社要做好清理階級對伍的工作，「堅決清除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叛徒、特務、反動文人和地、富、反、壞、右分子」，對那些不適合在新聞單位工作的人，應一律毫無不保留地清除（P319），自認為正確無比的宣傳機器旁邊，豈容敵人酣睡？
運動應激障礙、經濟懲罰和多餘的人
秦書田被運動整得家破人亡後發瘋，在運動早結束後，還敲着破鑼連說「運動了！運動了！」
一枚老「運動員」就如同被傷病纏身的人一樣，只要天氣稍壞，就會隱隱作痛。這樣的痛會跟隨你一輩子，這也就是運動式治國，至少在明面上結束多少年後，有很多人一聽到「運動」二字，依舊有很大創傷應激障礙的原因。
最典型的莫過於《芙蓉古鎮》裏的秦書田，被運動整得家破人亡後發瘋，在運動早結束後，還敲着破鑼連說「運動了！運動了！」。1969年4月22日貴州省革委轉批省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關於加強對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管理問題的幾點意見》（P327）。這與上一年的通知真可謂如出一轍，時間變易，而整人辦法並不更改。
「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們在銀行的存款，按規定應實行凍結。
如果上述做法還屬比較雷同的常規性專政的話，那麼凍結銀行存款，則是通過管住你肚子卡住你的胃，來管住你的思想與行為，讓你束手就擒最具象的鎖命策略，因此我非常注重研究右派分子受懲處中的經濟性懲罰。
1970年12月21日省革委轉貴陽市革委《關於處理被凍結在銀行的儲蓄存款的請示報告》。主要內容的第一條就是「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們在銀行的存款，按規定應實行凍結（P341）。很多右派在夾邊溝、新民農場、長壽湖、興凱湖等勞改場所集體做苦役，恐怕有銀行存款的不多，而不多的一點又被凍結，的確是陷人於死地的節奏。
「多餘」人口需要轉移時，把最賤的「運動員」作為「先遣部隊」，那是阻力最小，獲利最大的選擇。
對成為「運動員」的人之限制，那真是讓你驚訝得無所不在。如中蘇交惡，如城市就業能力不足與承載人口的能力下降，「多餘」人口需要轉移時，把最賤的「運動員」作為「先遣部隊」，那是阻力最小，獲利最大的選擇。1971年2月10日貴州省革委疏散辦《關於1970年城市人口疏散下放工作的總結報告》裏說，截1970年12月底，全省已疏散城市閒散人口和遣送「五類分子」共107350人，報告要求今年疏散和遣散13萬人，遣送的人中當然少不了殘留的「五類分子」（P344—345）。
看文件與聽報告，都因級別不同，因成分不同而有所不同，對現在許多人來說，這彷彿是一則笑話。其實現在聽報告，看文件，依舊存在着許多特權，因為信息特權依舊在政治經濟生活中普遍存在，不然防火牆對你獲取信息的阻礙與傷害，你就無法很好地理解。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到蒙古溫都爾汗被摔死，成為當時的大事件，連我這位那麼偏僻山鄉的幼小野童，都讀到了「反革命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但這在彼時作為1972年中央四號文件，對此還是有一定的傳達級別的：先是幹部，後是群眾，「除地、富、反、壞、右和反動資本家外，均可閱讀中央4號文件」（P353）。
同理，1972年8月14日貴州省委發出《關於擴大傳達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議文件的通知》，「除地、富、反、壞、右和反動資本家外，均可聽取傳達」（P359），歧視隨處可見。
作為運動治國的反右運動，「烈度」有多大？
除了戶籍制度的高度鎖定外，還要管住你住房與肚皮的單位制度，以及監視你的街道及居委會制度。這樣的制度設置合起來發力，才使得文件的傳達、命令的執行與傳輸，變得有效率。
運動治國是一種值得研究的治理社會的方式，可惜中國的學者似乎視而不見。物質都可能自行運動，作為有自由意志的人自然更不例外。但人的運動，有自身的需求、慾望、生存邏輯，他們受到自己的職業、教育、能力、居住偏好等方面的影響，其運動選擇與群居，都是根據自身利益邏輯出發而做出相應的選擇。
如居住你可以按自由遷徙的原則，讓人們自行理性調節，「自由運動」。但統治者不喜歡你的自由選擇，自然就會把城市與鄉村搞成兩張皮的二元戶籍結構，用戶籍制度就將人從大活人變成不能挪動的樹樁。這在1958年1月開始生效的全國戶籍制度後，就成了一種我們無法改變的生活現實，歷時達五十七年之久，到現在還沒有實質性改變的跡象。 管理社會時，若不喜歡且不尊重「自然（由）的運動」，就喜歡改變「自然（由）的軌跡，來有利於自己的統治，獲取統治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要改變這一切，要人為地植入統治者的意願而成社會運動，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除了戶籍制度的高度鎖定外，還要管住你住房與肚皮的單位制度，以及監視你的街道及居委會制度。這樣的制度設置合起來發力，才使得文件的傳達、命令的執行與傳輸，變得有效率。齊步走的運動型共振，才能得以出現：大型團體操與閱兵場面，你見得多，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很難將一場人為的社會運動，科學地划出具有準確數據的「震級」。但對一場運動的「烈度」各方面做仔細的復合研究，可以反推出該運動的「地震震級」。
貫徹着管理者（統治者）意志的社會運動，按理講，是很好的社會學（社會運動與組織社會學）、政治學（特別是政治心理學）、政治經濟學的題目，可是至今研究中國當代史的人，很少從這個角度做出較好的著述。社會學者趙鼎新的博士論文算是其中比較好的社會運動分析，他還分析了古代儒法國家的動員體系（主要是軍事動員及作戰能力等）如何運作。
但上個世紀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三十年來的中國運動——我的朋友劉火兄在所著《隨風飄渺》一書里統計出有43個運動，但我覺得遠不只此，因我已發現他尚未統計到的——卻沒看到富有著着力點的研究。大約是檔案不開放，不好進行數據分析，無法在更為精妙的程度上用社會科學方法來統攝的緣故。
我當然不是學界中人，也沒有那個能力（財力與精力）來做一系列的數據分析，只是有點想法。我想借用地震上的「烈度」一詞，來對運動成形後，給人所產生的影響，作為一個觀察角度來提供一種研判。稍知地震知識的人，都知道震級與烈度是有區別的，前者更為明顯而精準，後者是更多復合因素的共同結果，而且其中因素稍有變化，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很難統一。我們很難將一場人為的社會運動，科學地划出具有準確數據的「震級」。但對一場運動的「烈度」各方面做仔細的復合研究，可以反推出該運動的「地震震級」。
我們假設什麼樣的「烈度」符合什麼樣的「地震震級」——自然這也是為研究方便而做的一點社會學假設。
運動波及跨各個階層，農民及工人雖沒有划右派，但壞分子就是這個時候多起來的。波及具體人數為552973人，涉及家庭，以平均每家五口人算，近三百萬人。反右運動的「地震烈度」與「震級」只能算是僅次文革十年。
由一場運動的「烈度」最終推算出該運動的「震級」， 我認為有如下具體指際，茲羅列出來，以利諸位探討：1：運動發起者為誰？2：中央層級領導執行小組及核心為誰？3：動員層面（從橫的來看，黨內還是全民，行業系統還是跨行業齊動；縱的則是從中央到地方，地方由省到哪一個層級）；4：地方動員層面是否每層級都成立了主要領導為核心的某運動領導小組？5：運動時長（如文革十年，其實是大運動套小運動；如反右一年半，還是更短）及後續影響（如右派在文革中的影響，以及很多的右派22年後才能平反等，當然最壞的是死無葬身之地），6：波及面如何（全國性波及，還是行業性波及與行政體系內波及）？7：波及具體的人數（死、傷、勞改、勞教、開除、划成某分子等）及家庭（離婚、子女前途等）。
依據上面七個方面的「烈度」來看，可以對反右做出如下的回答，是毛澤東發起的，在中央層級成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整風辦公室，統領全國。
動員層面是全國性的，且資料表明縣級以上至省級的各層級幾乎都成立了第一領導（相應的各單位均如此）任組長的反右領導小組。運動時長為一年半，但波及時長達22年，為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三十年的幾十個運動中最久遠的運動。
反右運動波及跨各個階層，農民及工人雖沒有划右派，但壞分子就是這個時候多起來的。波及具體人數為552973人，涉及家庭，以平均每家五口人算，近三百萬人。這樣的「地震烈度」與漫長的文革十年中的大運動套小運動，各地多規模的武鬥相比，應該較小，但反右運動的「地震烈度」與「震級」只能算是僅次文革十年。就每個省所划右派人數來看，貴州省可能算是「烈度」相對較小的省份了。
（冉雲飛，中國著名作家，著有《沈痾：中國教育的危機與批判》、《吳虞和他生活的民國時代》、《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給你愛的人以自由》等，長期關注反右歷史、中國教育，子女教育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