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

菲勞百年離家路(上)

家庭、孩子、故鄉,這些都不得不拋在身後,前往異鄉討生活。菲律賓人就這樣一代代走出國門,踏出了百年離家路。


從省城Tuguegarao到馬尼拉,400多公里,Tolya走了整整10小時。七月的菲律賓正值颱風季,整日的暴雨讓長途大巴內不至過分悶熱。然而,這並不能緩解她心頭的焦慮 ——巴士剛駛入馬尼拉市區,便瞬間淹沒在艱難移動的車流中;因大雨近乎癱瘓的首都交通,讓她比預約的面試時間,已經晚了一小時。

終點站,下車,換乘吉普尼(Jeepney,菲律賓國最流行的公共交通工具),Tolya馬不停蹄地趕往Malate區。三天前,「牛頭」通知她到那裏的一家中介碰頭。和大多準備赴海外謀生的菲勞一樣,這個全馬尼拉中介最為集中的區域,將是她走出國門的第一站。

馬尼拉灣在城市西側劃出一條長長的弧形海岸線,與其平行的幾條主幹道,外交部、財政部、總統府、美日使館等機構沿線散落,在西北角勾勒出政治中心「小馬尼拉市」的輪廓。Malate 便坐落其中。

這是Tolya第一次來Malate。她蜷在吉普尼一角,將手機塞進背包,緊摟胸前,不時將餘光謹慎地瞟向窗外。對於當地人而言,Malate幾乎是高犯罪率、治安差的代名詞。並不寬敞的街道上空,外露的黑色電線經年失修,縱橫交錯成濃密的網。一輛輛吉普尼肆意橫亙在路中央上下客,然後扯着喇叭冒着黑煙呼嘯離去,重重的柴油味混合着海腥味瀰漫在空氣中。四處可見的流浪者,在街邊搭起簡陋的灶火;便利店門口,守候着飢腸轆轆的兒童,隨時準備伸手乞討;小販們拿着來路不明的金錶和手機,尾隨路人招攬着生意。

就整體基建而言,這裏還停留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水準;受財政能力和土地政策的制約,政府很難實施大規模改造。然而這並不妨礙Malate成為外國遊客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從各種老舊建築夾縫中擠出來的新樓盤,夾雜中、英、日、韓多國語言的各色招牌,熙熙攘攘的外國面孔,從另一側面,展示着這片老區的高人氣。

中東穆斯林經營的「Money Changer 」遍布各個角落,是這裏國際化最為鮮明的註腳。星級酒店內的賭場,終日喧囂;24小時的韓國雜貨店,從泡菜到化粧品,一應俱全;滿街林立的日式SPA、泰式按摩店,提供10美元每小時的廉價體驗;掛着「蘇州點心」、「悦來火鍋」、「釜山料理」招牌的食肆酒館,遠遠超過本地菜的規模。

直到夜幕降臨,光怪陸離的KTV招牌亮起,Malate才開啟最負盛名的一面——這裏是馬尼拉最悠久的「紅燈區」,以荷爾蒙經濟著稱的煙花柳巷繁華地。

從外貌到成因,這裏依稀可以看到香港駱克道的影子。由小漁村起步,這裏曾陸續是西班牙人、美國人、本地精英的住宅區。上世紀50年代,一海之隔的越南戰爭打響,隨後十多年間,隨着越來越多的美軍捲入戰爭,成千上萬的美國大兵到菲律賓消遣;這使得原本就因美國駐軍而日漸興盛的菲律賓色情業,達至鼎盛。

70年代,時任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在全國軍事獨裁的背景下,解除了這裏對娛樂場所的經營限制。這樣一個類似於「特區」政策的實施,使得Malate一躍成為當時整個亞洲最為熱鬧的「紅燈區」之一。

最知名的Mabini街,霓虹閃爍數公里。這裏的KTV女郎,和駱克道上的菲律賓女子並無二樣。她們衣着香豔,站在各家門前,當行人經過,依次用韓語、日語、中文熱情地打招呼——隨着90年代美國駐軍撤離,韓國、日本、台灣人取代美國人,成為Malate的消費主體。

色情業在菲律賓並不合法。然而,它們拿到政府頒發的經營許可並不難。在解決生計和道德正義的兩難之間,這是政府無奈的「曖昧」之舉。和Tolya一樣,這些女孩受過一定程度教育,多數會説一口流利英文。正因這語言優勢,如今使得菲律賓女性成為世界各地色情業當中一個龐大的群體;而性工作者,也成為海外謀生的菲律賓女性,僅次於家政的第二大「職業」。

同樣是為了生計,Toyla志不在此。

進城去,那裏有出國賺錢的門路

受訓人員正在參與食品服務工作坊。攝: Dondi Tawatao/端傳媒
受訓人員正在參與食品服務工作坊。攝: Dondi Tawatao/端傳媒

在Mabini 落車,已是下午四點。KTV尚門庭稀落,持槍的保安慵懶地打着哈欠,夜生活還未開始。Tolya要找的中介,便集中在這條街上。那些寫着「Manpower」的廣告牌,掩映在其他花花綠綠的招牌中,略顯低調;但稍加留意,便發現它們規模龐大。被加粗強調的「香港」、「韓國」、「中東」等字眼,配上簡單的招工需求,貼滿了路邊的電線杆。在Malate,人力資源中介是這裏僅次於色情服務業的第二大產業,然而這並不為大多數人所熟知。

在一棟灰色的四層建築中,Tolya 終於找到了名為「EQ」的中介,這是一家主打「台灣線」的機構。相鄰幾家,分別定位香港、馬來西亞、中東市場;標誌性的維港夜景、帶着頭巾的中東領導人頭像,掛在門口在顯眼的位置。在菲勞步出國門之前,這些中介是產業鏈的最頂端;他們的眾多下線——行話中的「牛頭」,長期與地方勞工署合作,通過直接搜尋或者推薦的方式,為馬尼拉的中介定期輸送着資源。

雖是雨季,前來諮詢者仍絡繹不絕。Tolya站在門口快速地補了粧,捋了捋頭髮,因熬夜趕路而略顯暗沉的臉上,剛塗過的豔紅嘴唇顯得有些突兀。隔着窗看了幾秒,她才小心翼翼地敲開門,填了表格,量體重,測視力。整個面試不到半個小時,但對於她來説,繁複而漫長的出國路,才剛剛開始。

出了大門,她長舒一口氣,我這才有機會搭上話,提議到對面不遠的「蘇州點心」一起吃東西。她沒理會,徑直走到停車場角落的一處大排檔坐下。點了一份40比索(約7港幣)的米飯,一雙菲律賓人典型的大眼睛望向我,問吧。眼神中,這才卸下一直保持的防備。

她膚色棕黑,長髮,身材瘦削。亮黃色的緊身短袖背心,讓她微微隆起的小腹,略微明顯;對很多菲律賓女孩子來説,這是曾經有過生育的特徵。我試探性地問,她倒十分坦率:「有一個兒子,不過我和他爸爸分開了。」 她沒有使用「離婚」這個字眼,我並不感到詫異。我意識到,28歲的她,和我接觸過的很多菲律賓女孩一樣,是一位單身母親。

「沒什麼不好,自己養兒子挺好,省得還要養他爸。」她略帶不屑地説,有種賭氣般的倔強。

菲律賓是全亞洲最大的天主教國家。全國1億人口,85%信仰天主教。「離婚」在教義中,並不被允許。同行協助採訪的司機告訴我,在馬尼拉辦一場婚禮大約需要4萬比索(7千港幣),對於普通的打工族來説,是筆不小的數目。

於是,在信仰和經濟負擔的雙重壓力下,越過「結婚」這道合法手續,組合在一起生活,成為菲律賓底層社會眾多青年男女的無奈選擇。

然而,這種沒有一紙證書保障的家庭生活,情感的維繫在現實壓力下,顯得相當脆弱。對方離開,更換伴侶的情況相當隨意。Tolya便是這種現象下典型的單身母親。

「給兒子掙生活費,把他養大」,Tolya選擇海外務工的原因非常樸素。在這個母系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社會分工中,女性常常要肩負起養家餬口的使命。

「菲律賓女性承擔着養育子女、老人,維繫整個家庭的多重責任」,當地作家Niklas Reese在《菲律賓手冊》一書中寫道:「當男人失業時,她們需要站出來尋找額外的經濟來源;然而卻要忍受比男性更為低廉的薪水,更為苛刻的工作環境;管家、保潔這種男性羞於從事的工作,成為她們的選擇。」

從「美國夢」到「世界勞工」

受訓人員在製衣工作坊中縫製衣服。攝: Dondi Tawatao/端傳媒
受訓人員在製衣工作坊中縫製衣服。攝: Dondi Tawatao/端傳媒

「我是ILOCANO。」初見陌生人,Toyla常這樣介紹自己。和中國人習慣介紹自己是東北人、南方人類似,這個詞彙是對菲律賓北方人群的一個統稱。她的家鄉Tuguegarao在菲律賓最北端、面積最大的呂宋島。當地有句諺語戲説,站在海邊,能聽到對面台灣島的雞叫。

卡加延河從呂宋島蜿蜒而過,滋養了肥沃的熱帶土壤。充足的陽光雨水下,隨便一顆種子,都能肆意而自由地生長。綿延的群山下,大片農田盛產着菠蘿、雪茄煙葉、水稻。這裏與另一個菠蘿產地——夏威夷,有着相似的緯度和地理環境。也正因如此,15名富有種植經驗的男性「ILOCANO」,在1906年的某天,順着太平洋季風,前往夏威夷菠蘿園,在他鄉開始了「甜蜜的事業」。

百年菲勞海外務工潮,從此邁出第一步。

當時,美國剛剛從西班牙殖民者手中接管菲律賓。某種意義上,菲律賓像是美國的一個「準州」,菲律賓人移民美國不受限制。加上之前,美國歷史上第一個限制外來移民法案——「排華法案」實施範圍擴展至夏威夷,那裏存在了幾十年的廉價中國勞工,被迫中斷工作,這給菲律賓勞工進入美國勞動力市場提供了空間。

「特殊時期的政策給菲勞打開了海外務工的第一扇門。」菲律賓移工權益提倡中心(CMA)負責人 Ellen Sana介紹説,以務農為主的菲律賓勞工,此後的務工目的地開始從夏威夷擴展到加利福尼亞等地;時至今日,走在夏威夷街頭,菲律賓面孔仍是出現率最高的亞裔群體,而他們大多都是「ILOCANO」。

如果説15個先驅的出發,還帶些偶然,那麼美國此後四十餘年的殖民統治,則為龐大菲勞群體的形成,種下了複雜的種子。

「相比西班牙殖民者實施了四百年的愚民政策,美國人似乎更為高明。他們普及英語,完全採用美國教育體系,塑造菲律賓人的美式思維,努力塑造自己是施助者而不是殖民者的形象。」Ellen Sana笑着,一口流利的美音。

美國的策略造就了菲勞天生的語言優勢,也在那之後培養不少「職業化」精英。

「我才是第一代菲勞。」曾在上世紀90年代擔任菲律賓總統的拉莫斯,坐在位於Makati的辦公室,幽默地開着玩笑。

80多歲的他指着牆上的一幅世界地圖,饒有興趣地講述他當年取道夏威夷,再到美國大陸求學的經歷,「你要問我菲勞的故事,我可以説上兩個月。」

拉莫斯1950年從美國西點軍校畢業。對於菲律賓來説,那是二戰結束後的黃金年代。當週邊國家還在獨立與內亂的泥潭中掙扎時,相對穩定的國內政治環境,給菲律賓營造了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20年間,菲律賓一躍成為亞洲僅次於日本的經濟強國。

從美國殖民到黃金年代,大批具有強烈美國認同感的菲律賓人,懷揣着「美國夢」,和拉莫斯一樣,前往美國接受教育和工作。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菲律賓前往美國並不需要簽證,買張票就能出發。

受訓人員在工作坊處理食品。攝: Dondi Tawatao/端傳媒
受訓人員在工作坊處理食品。攝: Dondi Tawatao/端傳媒

Ellen Sana説,這個時期外出的菲律賓人,不單是為了謀生,更多的是一種職業追求;在美國、歐洲的醫生、護士、廚師等行業中,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菲律賓身影。

至今仍與「菲傭」齊名的菲律賓海員,也在那個時期出現。從美國新奧爾良港口開始,蔓延到遍布世界的航線,出色的語言優勢使得菲律賓到現在,仍是全球最大的海員輸出國。

同樣開始走向世界的,還有菲律賓藝人。「我叔叔可比他們出道早太多了。」Malate的一個酒吧裏,《馬尼拉時報》資深記者Roy指着一班樂隊,神情誇張地講述他叔叔赴越南賺「快錢」的經歷。

越戰期間,大批美軍在越南紮營,除了定期到菲律賓紅燈區消遣外,也有中介不定期地帶領菲律賓藝人前往越南的戰場,在營地提供歌舞表演。Roy的叔叔那時才16歲,薪酬月計,數量豐厚。「那錢放現在看,都是筆鉅款,但要是你,敢去嗎?」Roy喝了口酒,一張不羈的臉,寫滿興奮。

至今,菲律賓人能歌善舞的傳統仍在世界各地;延續在香港,不管是星級酒店,還是街頭酒吧, 菲律賓駐唱樂隊的身影,仍能經常看到。

黃金時代,菲律賓GDP曾達到過7%的連續增長;美元兑比索最高達到1:2的匯率,時常成為菲律賓人津津樂道的直觀例證。然而好景不長,隨着第六任總統馬科斯上台,軍事獨裁開始了菲律賓的噩夢。腐敗橫行,政局動盪,混亂的經濟政策,使得菲律賓開始一次次錯過世界產業轉移的浪潮。

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菲律賓經濟加速衰退,民怨沸騰,大批民眾失業,整個社會陷入迷茫。就在這時,中東一批「土豪」國家的崛起,像是一跟救命稻草,開始吸引菲勞的目光。

當時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在全球油價高漲的背景下,各成員國經濟繁榮發展。似乎一夜暴富的中東「土豪」國,資金充沛,但國內基礎建設並未跟上。廣闊的沙漠中,一棟棟高樓等待崛起,大規模基建蓄勢待發;正在缺乏人力資源之時,英文好、人工相對廉價的菲律賓工人進入視野。從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到伊拉克,從建築工人、酒店服務生到家政人員,短短的幾年內,菲律賓勞工就迅速攻佔了中東市場。

「菲律賓勞工歷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海外務工潮,由此開始。」 Ellen Sana口中的「Petro Money 」給這些勞力的付出,帶來豐厚額回饋。20世紀70年代中期,馬科斯時代的勞工部通過法案,將海外務工正式合法化,「民怨沸騰的社會,像是突然打開了一個缺口,大批勞工在政府鼓勵下開始湧向海外」。

據CMA統計,儘管女性權益在穆斯林世界時常得不到保障,虐待菲勞案件時有發生,但因為收入豐厚,直到今日,中東國家仍然是50%以上菲律賓勞工的首選。

隨着經濟的騰飛,對勞工權益給予相對完善法律保護的香港、台灣,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陸續開始向外國勞工打開大門。它們和新加坡一起,因為距離近,收入高,同樣為菲勞所鍾愛。

將近半個世紀,菲律賓國內停滯不前的經濟,和周邊國家的崛起,交織成一批批菲勞走向海外的宏大背景。如今,整個國家1億人口,海外工作的菲勞佔據1/10。對於菲律賓政府來説,居高不下的高失業率,是歷屆政府始終難解的命題。

「從亞洲第一梯隊,掉至第三世界,菲律賓經濟近三十年間幾乎沒有大的進展。」資深媒體人Oliver Fan和憤怒的Roy一樣,説起這個難題,滔滔不絕。

菲律賓人一度以「亞洲民主的櫥窗」自居。然而,美國人當年種下的這顆種子,在經濟、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土壤中,今日已長成畸形的模樣。

家族政治、貪污腐敗、寡頭經濟的大背景下,菲律賓整體經濟一路下滑。國內薪資水平本來就低,而孱弱的工業又無法吸納日益增長的勞動人口,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最差之時,美元兑換比索,一度跌至1:56」。Oliver Fan舉例説,上世紀90年代,官商勾結之下,電力企業不斷加價,一度引發電力危機,一大批外國投資無奈離去。採訪中,這樣的例子,菲律賓人會苦笑着説出一大堆。

自現任總統阿基諾三世上台以來,在前任總統阿羅約經濟改革奠定的基礎下,菲律賓經濟有所回升,近兩年一度達到7%的連續增長。但依舊令人頭疼的是,看似穩健的經濟增長,根本無法惠及到普通民眾——在一個積重難返、並不合理的經濟結構下,當局所期待的「涓滴效應」,何時能出現,誰也説不準。

菲律賓勞工部在7月的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失業率達到6.4%,意味着有400多萬人沒有工作。而對於即便有工作的底層人士來説,每日10美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很難維持一家數口的生計。

對於政府來説,這是場曠日持久的戰役。

正是這樣的現實,讓Tolya決定離開家鄉。

在決定去台灣前,Tolya曾在距離馬尼拉兩小時車程的Laguna一家電子廠打工。在生產手機配件的流水線上,她每天要工作12小時,但每月薪水只有200多美元,養活一家四口十分勉強。

一家主打台灣市場的中介老闆介紹説,部分國家和地區,外勞的最低工資標準和當地掛鈎;如果菲勞足夠幸運去到那裏,收入將會比在菲律賓國內務工高出許多,台灣便是其中之一。

上世紀80年代,台灣製造業的興起,吸引了大批外勞。目前台灣對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蒙古開放了勞工市場。而菲勞因為英文好,在電子行業更受歡迎。目前全台灣約有6萬左右菲勞,4萬人集中在電子廠的流水線上。

Tolya之前在電子廠的經驗,使得她稍加培訓便可快速上手;加上距離台灣近,方便回來探望兒子,當「牛頭」找到她時便毫不猶豫做出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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