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戴耀廷等學者在2013年初提倡「公民抗命」爭取普選，隨即組成「和平佔中」核心團隊的樂觀時刻，大概料想不到佔中運動的軌跡，會以如此震撼的方式展示於世界：激昂罷課開場、催淚瓦斯鎮壓、市民自發佔領、延宕時日的膠着與失焦的守候，最終落寞地「被清場」。
這樣的結局，看在台灣眼裏，尤其感觸深刻，因為同處在中國因素氣旋下的台灣太陽花佔領運動，因着機緣與運氣，得以所謂「光榮」退場。
香港爭取真普選的佔領運動，則沉重坎坷太多。這波佔領若從9月22日學聯發起罷課起算，由學聯幹部、佔中組織者、社運團體承擔責任，撐到最後一刻，顯示運動者的擔當，抗壓能力尤其令人佩服。但在這些枱面領導幹部之外，尚有無數青年與市民參與這場運動，有人堅持「自發、不被代表」，有人揭示「勇武」，有人「反大台」；有人日夜輪班守候、默默支持、捐款、輸送物資；還有為數眾多的街壘「地主」，守候着佔領區；在旺角，「勇武派」以肉身從事「不被理解的戰鬥」，為「金鐘大台的光榮」而拚搏（註一）。
這場運動參與者之階級、社會認同，與主觀政治想像之繁複，引人注目。「和平佔中」的號召，原本帶有中產「和理非非」的氣質，最後竟引發持續八十多天的「雨傘運動」（註二），從「有序規劃的公民抗命」演變為「遍地開花的公民行動」，沒有人預期到，歷史重擔倏然降落年輕人的肩頭，而她／他們竟這樣一路顛顛簸簸硬扛起來。這一局，是完全不對稱的博弈，逼出了公民抗命的力道。雨傘運動改寫了抗爭史，也重新定義了社會運動。這是不容抹除的歷史印記。
儘管，抗爭者沒有獲得具體成果而退場，但這場行動傳播到全世界，已經讓北京面子上掛不住。香港的「政治存在」，成為雨傘運動最主要成果，這點肯定讓北京頭疼。
運動週年，檢討運動傷害與自我懷疑的聲音不少，學聯前幹部周永康對此回應：
但我認為萬多人發動的學界罷課與過百萬人參與的雨傘運動的貢獻及成就都不應該為我們迴避、封口、不談、貶低、視若無睹。否則，這不是淪為禁忌又是什麼？政權不會誇獎及鼓勵反抗他的人，如果連抗爭者也完全自我否定，希望及動力又何在？（註三）
自我懷疑與運動傷害，台灣一樣面臨，但台灣比較幸運，沒有釀成失敗主義的低氣壓。
運動低迷時，中共這號對手當然乘勝追擊，絕不手軟。先是2015年初，梁振英駁斥「香港民族論」，塑造港獨為打壓對象。港大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案，中聯辦介入，踐踏了學術自由的底線。不久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提出「特首超然論」，是批判「民族論」之後另一大作；接着由全國港澳研究會長陳佐洱補上一段詭異非常的「去殖民論」：
香港回歸後無依法實施「去殖民地化」，「讓一些本應放在歷史博物館裏的東西跑出來招搖過市」，更讓「去中國化」的殖民地主義者「死灰復燃、氣焰囂張」，「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國化』，使得一國之下的兩制都受到傷害」。（註四）
這番說辭，非但危言聳聽，甚至在製造「敵我矛盾」了。北京主動將「去中國化」提上前台，不禁讓人聯想，台灣當年推動本土化時，也是國民黨，甚而是國共唱和，斥責為「去中國化」；2008年馬英九取得執政權之後，便強推教科書修改，意圖「撥亂反正」。
過去隱晦的香港人政治身份
北京容不下香港本土意識的滋長，並將本土意識歸咎於英國殖民者的「去中國化」。可是，英殖民可曾推動香港人的主體政治意識建構？事實大概是相反的。根據羅永生的研究，英國殖民當局培養在地買辦階級，作為間接統治的代理人，這些「高級華人」一方面忠誠於大英帝國，另方面並不放棄中國人身份，經常維護社會結構中的舊有價值，他們身兼「愛國者」，「參與不同時期的中國國家建設」（註五）。這個買辦階級，在英殖時期，終究不是追求香港「政治自主」的「具有征服性格的布爾喬亞階級」（conquering bourgeoisie）。相反地，香港沒有獨具本土認同的資產階級；也難以想像具有香港意識的階級聯盟。從英國統治過渡到中國統治，最大問題是香港人政治身份的隱晦：「『香港人』一直都是一個缺席的存在……英國在百年多殖民統治中，均沒有讓香港人組成任何可以代表香港人整體意見的機構。」（註六）
香港人沒有自己的政治代表，就沒有權力參與決定自身命運的中英談判；中國政府顯然樂見香港人「缺乏政治主體」之現象持續下去。因此，從爭取特首普選衍生至雨傘佔領運動，香港人之「政治存在」的宣示，帶給北京莫大的震撼。北京及其代理人於是扭曲歷史，濫用「去殖民」論述，將通過抵抗而創生的香港本土主義，一律標籤為殖民徵候。
然而，作為政治主體的香港人身份協商，迄今仍在拔河與混沌的狀態，尚未出現某種類似台灣業已形成的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但中方似乎已經急壞了，從批判「港獨」到提出「去殖民論」，北京是否存心把香港民主派推向「自決」、「去中國化」、「民族論」，操作污名化的手法，再同步培植更多「愛字頭」團體作為「在地協力者」，用人海戰術來淹沒、殲滅被污名化的運動幹部與公民團體？
是理清與北京政治關係的時刻了
現在，或許是思考理清與北京「政治關係」的時刻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既已食言，香港在政治上的出路是什麼？是否可能尋得一條長期可實踐的運動方略？
最後，回到港台比較的問題意識。為何兩地公民抵抗運動的對手、修辭框架、行動劇碼呈現高度的雷同？但兩地運動的過程與結果，卻呈現如此大的差異？這組問題我們需要回到兩地各自的政治脈絡中尋找答案。這裏儘指出幾個關鍵差異。從政治機會結構的角度，自2013年中以來的「馬王鬥」（馬英九對王金平展開的權力鬥爭），使國民黨政府內部產生了「裂縫」，王金平在佔領運動期間，因此而有政治動機，在其職權範圍內提出解決方案，與抗爭者的訴求形成某種「交集」。例如，在3月18日之後，王決定不動用立法院警察權驅散學生；在4月6日發表聲明，若干程度接近「佔領運動決策小組」所提針對服貿協議「先立法，再審查」的要求。政客間的私心權鬥，在重大歷史時刻，造成了「非意圖結果」。這是台灣幸運之處。
對照香港，港府與建制派構成利益共同體，背後有北京強力支撐；我們無法從建制派中，指認出有政治意義的「鷹派」與「鴿派」之區別。而民主運動這邊，卻處於分裂、彼此信任不足的局面：泛民政黨之間自從2010年「五區公投」以來裂痕重重，而在運動領域，「社運派」與「政運派」氣息不和、明顯割裂。從政治轉型的角度觀察，反抗陣營分化為「溫和派」與「激進派」，又有「左膠」與「右翼」之爭。在北京的強力鎮壓下，右翼政運派取得話語權的上風，並裂解佔領運動的團結。因此，處於分裂狀態的民主陣營，挑戰凝聚力強大的國家機器，結果可想而知。
台灣是否將再遭逢「克勞賽維茲魔咒」？
再就政治疆界與認同而論，政治主體性形成的時間點，有着深遠影響。Linz與Stepan早已提出「國家條件」作為政治民主化的前提。台灣的主權地位備受北京挑戰，而台灣的法理國家身份，仍未獲得國際強權承認。儘管如此，台灣卻有着相對鞏固的主體認同；在中國因素襲來之前，已經不斷質疑本質主義的中國國族意識，並確定了政治共同體的認同基礎。而香港則是在主權轉移中國前後，北京步步進逼，才逐漸警戒天朝主義，並且強烈感受到政治共同體的需求。
此刻，香港運動界瀰漫自責與究責的低迷氛圍。但我想告訴香港的朋友：你們的抗爭，已經為自身的「政治存在」，提出難以辯駁的宣告。
反觀台灣，太陽花佔領運動之後，一樣糾葛着無數難題至今未解；台灣運動界一年多來罕見深刻的自省與檢討，自我批判的需求被一時的戰役勝利掩藏，也被組黨參政的議程推遲。台灣將於明年初舉辦總統與立委選舉，一般認為政黨輪替在即，這場選舉吸納了許多優秀的運動幹部。明年5月之後，台灣是否將第二度遭逢「克勞賽維茲魔咒」（「社會運動是體制內政治活動的替代戰場」）？公民社會與社會運動界，如何在中國因素的氣旋下與新政府互動，將是檢證台灣公民運動韌性與視野的時刻。
（本文轉載自《學苑》2015年x月號，作者為〈「中國因素」氣旋下的台港抵抗運動〉所寫的序言。） 香港《學苑》版序言
註一：林怡廷，「旺角少年，不被理解的戰鬥」，《端傳媒》2015/9/22
註二：這裏採取廣義的佔領運動之界定，其啟動從學聯罷課起算。
註三：周永康，「我們不能忘記無數港人奮力的付出」，《立場新聞》2015/9/23
註四：「陳佐洱批港無依法去殖民地化，去中國化卻氣焰囂張」，香港《蘋果日報》2013/9/20
註五：羅永生，2014，「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思想》第26期，頁116-7。
註六：羅永生，前文，頁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