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留下了什麼：戰後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
作者：鶴見俊輔、上野千鶴子、小熊英二
譯者：邱靜
出版時間：2015年6月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大江健三郎《為什麼孩子要上學》一書的開首，回憶到10歲時，那段迎接戰敗的童年經歷。老師以往還說着美國是怪獸、壞蛋，天皇就如神，突然一天大人都改了口，毫不在意地說，現在天皇是人，美國是朋友。有一天，同學們更在自己出生的村莊，夾道歡迎美軍的到來。當時，10歲的他，聽見“hello”的叫聲之際，淚就突然流下來了。
這個不可磨滅的記憶畫面，不只一次重現在這位日本作家筆下。但不要誤會，大江健三郎是支持戰後民主的，在這書的同一段落，他不忘說「我也很清楚，與其讓神來支配着現實社會，還不如施行民主」。事實上，從1960年代，以至最近，他都是反安保示威的一分子。只是，日本投降時，對於當年那些跟大江健三郎差不多年輕的孩子來說，這同時可能構成了世代間不信任的一道裂痕。而這一畫面頗能說明，所謂戰爭結束，或戰時經歷，對於身處其中的人，時間並不如機械時鐘那般，撥前一下就會過去。
正值戰後70年，於2015年7月20日去世不久的日本思想家鶴見俊輔（1922-2015），他2004年出版的對談集，也在今年6月翻譯成中文，書名正是《戰爭留下了什麼》。正如策劃這次對談的思想史學者小熊英二說，戰後的日本，不論就社會面抑或國際面來說，很多事情，其實是在戰爭的餘波中前行，戰爭的效應因而並未消逝。或如另一位對談人兼性別研究學者上野千鶴子所言，戰時經歷有太多值得反思和學習的地方。這說明了何以反安保運動在今天復活，正如60年代的反安保鬥爭，當時人們高呼着不要送孩子去死，這同時是提防軍國日本之復活。
轉向的軌跡
戰後日本思想界的重要課題之一，即是關於轉向的問題。鶴見俊輔，正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所謂轉向，即在壓力或權力底下，個人在思想上的方向轉換。而鶴見俊輔想要批判的，並非文首那種庶民的轉向，而是主要針對戰時日本政治家和知識分子階層，思考他們的集體性見風使舵，以及背後的權力及文化條件。
這不是單純發生在1945年的日本，而是更早，最著名的是1933年日本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佐野學（他也是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的精英）跟鍋山貞親，在獄中發表的共同轉向聲明。他們從此撤回「廢除天皇制、賦予包括被殖民的各民族在內所有民族的自治權」的主張，轉而支持天皇及其代表的文化和國策。換句話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轉向軍國法西斯主義。
鶴見俊輔另一本名為《日本戰爭時期精神史》的著作中（已譯成中文），鶴見指出轉向現象涉及多個方面，包括國家權力的強迫作用，以及知識分子或政治精英不想遭群眾孤立，如日本民眾對滿州事變的熱烈頌揚，也就是說，知識分子或政治家全心奉獻的對象──人民，竟站在跟他們信念的對立面。這構成了轉向的有力條件。
然而有趣是，在這部《戰爭留下了什麼》中，鶴見俊輔進一步提出了所謂「第一病」來解釋轉向：精英追求第一的優等生心態，在學校時期已經開始，他們是很懂得學習的人格類型，懂得靈活而又彈性的寫下能取高分的各式標準答案。於是，抱着這種精神，在自由主義盛行的時期說出自由主義的道理，在法西斯時期就追隨法西斯的步伐，戰後即成為美國佔領下的民主主義者，餘此類推（在對談中他常以自己的政治家父親的轉向做例子）。
因而，在這一優等生邏輯的精神狀態下，很難有思想主體這回事。另一位日本思想家竹內好，於1948年的文章中也有相似的形容：轉向證明了優等生具有不斷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轉向是達至第一，獲得進步的明證，不轉向就是失敗和反動。如果法西斯主義比自由主義更新、更符合時髦答案，那拋棄後者才算是切合優等生的自我感覺意識。
第一病也好，優等生意識也識，若放在香港，其變種，當數地道的smart-ass。他們自命不凡，充斥在香港政經社各領域，擅於摸索市場動向、主子心意、政治潮流走向，也是在搖晃不定追逐新潮和成功的無脊椎人士，隨時勢變回立場。他們貫穿左中右，媚俗或媚一切大勢之所趨，甚而趨附權勢（包括媚共），只想當醒目的人，但最怕呆在輸的一方；對錯及思想信念也都不是最重要，輸贏才是最緊要。
「毫無妥協的對談」
戰爭留下的問題非常之多，轉向只是這本對談集涉及的話題之一，而在此之外，內容其實非常豐富，從鶴見俊輔一生的知識分子軌跡貫穿了戰後日本的重要問題，包括慰安婦、戰後和平憲法、戰後日本思想界的諸種努力（從根本上反思日本的精神面貌，辦民間學術刊物發掘民間的知性），以及如何評價六七十年代新左翼的激進反對運動等等。以上種種，正是日本知識圈針對戰時經歷及戰後民主秩序，所展開的內在批判。其思想和經歷之深刻，令筆者每每無法釋卷，而且經常發現許多能跟當下香港對應的問題和思考。
當然，那絕不會有簡單的答案，而這亦是這個對談引人入勝之處。正如本書中另外兩位十分出色的訪問及對談者所形容，這不是本偶像崇拜，或你好我好的訪問對談，而是在不時滲出刀光劍影的問答來往間，往往使讀者感受到一股無間隙的窒息，所成就出的三天三夜「毫無妥協的對談」（訪談進行了三天）。同樣很有意思的是，1948年生的上野千鶴子和1965年生的小熊英二，兩者都是沒有戰爭經歷的世代，而且在年歲上又比這次對談的主角鶴見俊輔年輕許多。無疑，這種世代間的差距、批判和傳承所構成的對話，成了這本對談的最大力量。
（陳景輝，政治及文化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