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政經論衡

抓放郭玉閃的背後,是虛無主義帝國的興起

當有限的意識形態話語開始談論歷史合法性的時候,從歷史或者世襲制尋求其執政基礎,那麼這不僅是一個沒有祖國的,還是一個徹底虛無主義的帝國。


 士兵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站崗 。攝:Kim Kyung-Hoon/REUTERS
士兵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站崗 。攝:Kim Kyung-Hoon/REUTERS

9.15聯合國民主日前夕,北京獨立NGO的前負責人郭玉閃終於被釋放。也許是因為營救主事者的考量,他的被捕和獲釋的消息,在11個月的羈押期裏,都只在小範圍裏流傳,猶如失蹤一般,公眾並不知曉。

如同他所領導的機構,北京著名的傳知行,一家獨立NGO,年前同時被悄然關閉後,也慢慢被世人淡忘了。如果不是因為習近平訪美,基於緩和美方對中國人權事務的關切,郭玉閃以及中國獨立NGO的命運恐怕並不會為人關注。

獨立NGO衰敗不可避免

針對獨立NGO所代表的公民社會的制度性牢籠已經建成,他們從國外獲得資金的渠道被切斷,他們的日常活動隨時可能被冠以各種刑事罪名。

郭的釋放、美方的壓力,都改變不了中國獨立NGO的命運。與傳知行一同被關閉的還有益仁平、眾澤等NGO,全國其他類似的獨立NGO也都風雨飄搖,許多NGO員工早已紛紛南下避風;劉曉波仍在牢裏,浦志強、高渝、郭飛熊、唐荊陵等還在等待審判,超過二十名人權律師被逮捕、關押、失蹤,以鋒銳所為代表的一批積極介入人權領域的律所面臨着極大的壓力;更重要的,一年以來,新的國安法、網安法、和境外NGO管理條例等相繼出台,然後從大數據對NGO及活動者人際網絡的挖掘,動輒施以全國性抓捕行動,再用盡偵查、起訴程序甚至所謂監視居住條款將這些NGO和人權活動者長期關押。

針對獨立NGO所代表的公民社會的制度性牢籠已經建成,他們從國外獲得資金的渠道被切斷,他們的日常活動隨時可能被冠以各種刑事罪名。即使境內稍微活躍的資金供應也陷入困頓,如果私人企業家或各民間基金會不積極往限定領域或者所謂政府購買的公益項目輸血,而是向獨立NGO提供幫助,那麼王功權和信力建便是下場,第一時間往天津爆炸災區捐送的物資也會被被官辦紅會強行抄沒。

所以,郭玉閃的進去與出來、獨立NGO的生死,也許並不重要,他們可如棋子或人質一般被威權當局肆意玩弄。重要的,是從最近一年NGO環境和人權事業的急劇惡化來分析政權的轉向,尤其應當追溯到兩年前的「九號文件」,也是著名記者高渝被控「洩露國家機密」所指的機密。正是所謂九號文件,作為一份指導性文件,不僅衍生了其後一系列新法和鎮壓行動,也顯然構成了未來的意識形態綱領。

維權者成為當局心腹大患

胡溫維穩時代被當作人民內部矛盾的維權群體,其中的領袖群體,在當今已被當作可能顛覆政權的敵人。

在這份九號文件裏,宣揚「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西方新聞觀」、「歷史虛無主義」、和「質疑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制度」等七項「錯誤思潮」被否定,即要求在意識形態領域如高校和媒體等搞「七不講」。特別的,將中國新興公民社會組織當作威脅政權基礎、培植「反政府力量」的主體,繼承了稍早時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的講話精神,將公民社會直接等同顏色革命威脅。這才是郭玉閃等人被抓、人權律師群體以及「新黑五類」被打擊的根本原因,他們被視作當局的心腹大患,與所謂分離主義勢力、恐怖主義並為現政權的三大威脅。

換句話說,胡溫維穩時代被當作人民內部矛盾的維權群體,其中的領袖群體,在當今已被當作可能顛覆政權的敵人。因此,當局不惜重構國家安全理念、設立國安會、整合安全力量,以空前規模集結國家暴力的大安全體制對付郭玉閃、傳知行、益仁平這樣低調溫和的NGO和領袖。

事實上,也正是獨立NGO的境外資金管道和他們參與的海外活動被長期監控。這些在全球公民社會領域內正常、正當的交流、培訓、為加強本土公民社會的能力建設,被徒然上升到「九號文件」所言「培植反對力量」的高度。尤其在香港「佔中」運動背景下,哪怕是外圍人員的普通權利倡導行為也被會觸發這一龐大新安全機制的緊急反應。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把「九號文件」視作當年的「萬湖會議紀要」,可能有些危言聳聽,但若看作一份針對中國新興公民社會和潛在政治反對力量的動員令,恐怕並不過分。而且,還將長期影響未來中國政治的黨國-社會關係,即重新樹立一個與安全體制掛鈎的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統治形態。

虛無帝國主義的興起

中國當下,並無一套團結人民甚至爭取新興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系統政策;這不僅是一個沒有祖國的,還是一個徹底虛無主義的帝國。

歷史上,從君主制到共和制、寡頭制、民主制以及各變種的政權形態中,只有極權主義才高度重視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機制貫穿統治制度的核心,也統率着權力、宣傳、教育、軍事、警察、官僚和分配等一切統治制度。中國從1949到1979的漫長30年裏一度也實踐着這一體制,主席親自操刀喉舌社論,親自撰寫「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大字報,意識形態官僚如陳伯達和張春橋等能夠升任國家領導人。

在改開30年後的21世紀,國家上層建築滯後許久的政治體制改革尚未展開,各層官僚、資本家和勞動者普遍觀望、困惑之際,一份意識形態先行的九號文件悄然問世並導出一系列重手鎮壓,不能不說,這是一次極權主義的復辟。如果再考慮到當今最高領袖最新關於改開目標就是建設共產主義、以及要求國企改革要保證國有資產不流失、加強黨對國企領導的相關講話,大概就更清晰了。

只是,作為一份意識形態指導綱領,「九號文件」不僅以其「七不講」的否定修辭否定了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成長的主流健康思潮,而且是以一份僅「傳達到地師級」的內部文件形式秘而不宣,並且高調逮捕審判公開這份文件的記者高渝。與之相對,官方表面上卻祭出內容駁雜、包括民主自由在內的「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及重提儒家傳統。如此詭異的意識形態兩面結構,確實相當程度上消解了極權主義的擔憂,只能得出另一個更為接近真相的結論:法西斯主義。

在意大利和納粹德國的法西斯主義經典模式下,意識形態確實是可以被忽略甚至被隱藏,只需要訴諸簡單的反猶主義和民族主義宣傳。在這意義上,「九號文件」的否定修辭所包含的虛無主義以及秘而不宣的形式本身,都非常吻合法西斯主義。郭玉閃等人和獨立NGO的命運代表了這一發展趨勢的犧牲品,也恰與「9.3」閱兵所展現的混合民族主義和軍事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相契合。

然而,如果我們倉促地將當下的政治態勢歸結為法西斯主義,就像簡單地歸結為極權主義一般,卻是一種思想的懶惰、語言的泡沫。因為,從古羅馬象徵棍棒團結的原始法西斯主義到納粹德國保護工業資本、凝聚中下階層現代法西斯主義,搞民粹平等、搞階級團結、推行強力社會控制、推行一套簡單卻有煽動力的意識形態是現代法西斯主義的核心要素,也是現代性的一個變形。

反觀中國當下,並無一套團結人民甚至爭取新興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系統政策,後者本質上就是新興公民社會的主體之一,卻面臨着嚴重的競爭不公平環境、過度稅負、財產權缺乏保障、利益表達受限等桎梏;底層人民亦然,得不到些許國家福利、平等對待和基本尊嚴,彷彿「9.3」閱兵的空曠街道所展示的人民缺位,歡呼也是被禁止的。

只能說,如果郭玉閃等公民和人權活動者的命運代表着法西斯主義的崛起,那麼也更像是發生在佔領區的法西斯統治。進而,當有限的意識形態話語開始談論歷史合法性的時候,從歷史或者世襲制尋求其執政基礎,那麼,我們便可以像潘恩那樣肯定,這不僅是一個沒有祖國的,還是一個徹底虛無主義的帝國。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運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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