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已經期盼已久的懸念：台灣能否出現了一個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左翼政黨？在這個長期以來追求經濟發展優先的島國，到底追求公平正義與環境永續的呼聲是否能在激烈的選舉中脫穎而出？有跡象顯示，即將到來的明年立委選舉是台灣解嚴以降最有利的歷史時刻，來檢視這種另類的社會圖像是否能獲得人民的支持。
在上個月，社民黨與綠黨歷經多次協商，終於決定共同籌組「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共同推出四位環境、勞工、性別運動的資深幹部，角逐全國不分區立委。可以從很多的角度來審視，為何台灣出現這樣的紅綠聯盟。
首先，社民黨是源自於去年初的「公民組合」。這項早於太陽花運動的建黨倡議，試圖匯集近年來勃興的各種公民運動能量，在既有的藍綠圖版以外建立「第三勢力」的政治空間。然而，也由於太陽花運動所導致的巨大衝擊，公民組合裂解成為兩股勢力，一邊是強調台灣主權優先的時代力量，另一邊則是主張以重分配來建構更好生活的社民黨。
從媒體報導來看，公民組合之所以分裂成獨派與左派，其爭議的關鍵在於是否要與民進黨協商，以及是否要表態支持蔡英文競選總統。這樣分道揚鑣的結果顯示，獨與左仍是一條明顯區分的社會分歧。
儘管在反服貿議題上，這兩股挑戰國民黨政府的力量可以攜手合作，進而相互援用；但等到共同威脅消失了，雙方還是終就會回到彼此的基本盤。
其次，主張提高薪資、富人加稅、強化社會安全的社民黨是採取傳統歐洲的左翼政黨路線，透過政府的積極介入來修正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經濟不平等。從國內外的經驗來看，這樣明顯屬於「老左」的重分配訴求，與重視生活品質、環境保護的「新左」，彼此之間的關係往往是相互競爭，而不是合作。因此，這樣的紅綠聯盟顯得格外不容易。
在戰後的先進國家，福利國家體制的興起緩和了以往的階級衝突。左派政黨放棄了追求生產工具國有化的社會主義主張，改採透過福利、教育、累進稅率等政策工具來促成經濟平等。
在將「餅做大」的共識下，資本家也願意接勞工更廣大的政治角色。然而，這樣的歷史和解意味着經濟成長是鐵打的道理，環境與生態的考量必得要犧牲。在以往的西德，這樣老左與新左的衝突是最明顯的。在1982年，長期執政13年的社民黨喪失政權，隔年新崛起的綠黨首次獲得聯邦議會的席次。等到下次1998年的政黨輪替，統一後的德國出現了首度的紅綠執政聯盟，以工會為基礎的社民黨已經修改敵視環境運動的立場，開始認為環境保護產業也能帶來新的就業機會；同樣地，綠黨內部的現實派也取得上風，拋棄了基本教義派所堅持的「草根民主」。
在以往的台灣，類似的紅綠衝突也是明顯可見的。當污染受害的居民包圍工廠，要求立即停工，出面反制的往往是工廠內的受僱者。在晚近擁核陣營開始積極動員之前，最堅持的反反核團體就是台電工會。台灣有很多「黃色工會」，明明沒有能力為會員爭取權益，但是一旦資方遇到了經營困難，卻義不容辭跳出來聲援老闆。可以理解地，當員工的生計受到威脅時，其他的考慮都可以被暫時擱置。
然而，越到晚近，台灣的紅綠衝突已經明顯獲得消解，甚至出現了攜手合作的契機，太陽花運動就是明顯的事例之一。
在這一場反對服務業大幅開放的運動中，儘管佔領立法院的學生喊出了「罷工」的訴求，但是體制內的工會團體卻多半充耳不聞，只有體制外的工運團體（例如台灣勞工陣線、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積極參與。事實上，許多運動參與者是剛從學校畢業的職場新鮮人，他們不但處於青年低薪之苦，也更在意其他非物質的價值，例如民主體制與程序正義。
也有跡象顯示，台灣加劇的經濟不平等逐漸從生產移轉至消費面向。在都市工作的青年人買不起房子，不想結婚，更不敢生小孩，都是有其經濟的起源。相對於此，他們的父母輩卻是成長於「愛拼才會贏」年代，機會是到處存在。一旦世代差異開始取代、甚至壓過了階級位置，那麼追求公平正義的力量就是獲得了更新、更廣大的社會基礎。
最後，隨着台灣已經邁入已開發國家的行列，經濟成長減緩是必然的結果。同時追求經濟利益以外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例如自我實現、生態維護、社區參與，也會日益成為主流。在二十年前，徵收農地、興建工廠是地方引領期盼的願景，如今卻激發出一波波的反彈。同樣地，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看破發展主義的誘惑，他們願將寶貴的青春投入具有公益性質的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新，這些不容易看見的資本存量投資，都有可能帶來另類發展的契機。
在目前各種媒體民調，「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的支持率仍是有待提升。然而，這樣具有前瞻性的組合與實踐，卻非常有可能指引出台灣未來的社會圖像。
畢竟，台灣以往的發展模式是奠基於勞動力剝削與土地掠奪和污染之上；要如何真誠地面對資本主義所帶來的雙重威脅，進而尋找出一條更人性化與永續化的發展途徑，將是台灣人民必將面對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