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耀忠，自1985年起當選區議員後，在葵芳選區連任，從無間斷。作為一個資深議員，他這樣說：「大家也知道，區議會是廢（無能）的，區議會做了什麼是幫助社區發展？很少。」
現年62歲的梁耀忠，中學成績不佳，十八歲那年，自己掙錢，只帶着一千元以及一張回程機票就赴身法國，希望留學，但準備不足。到了法國以後，他投靠當時《70年代》雙周刊這本香港激進革命雜誌在巴黎尋找理想的同志。這群在巴黎的《70》分子，個個都愛讀書，出口就是理論，梁耀忠開始讀他們的書，聽他們的爭辯，使他第一次感受到資本主義對人的剝削與壓迫，資本家對勞動尊嚴的踐踏。
後來他到了英國，做黑工過活，考上A-level，更在利物浦大學半工讀。在學其間，又認識了岑建勳與一群關心社會的朋友，受他們薰陶，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回港短暫做過大學研究員，後就任職中學教師。
1975年5月，劉山青、杜成以及一群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同學，在荃灣一幢六層高的樓宇內租了一個連露台四百餘呎的單位做校舍，成立了「新青學社」。學社沒有向當時的教育司署立案成為教育機構，課程都是由剛畢業的大學生編寫，讀各種人文學科著作與理論。這所學社在1985年結束，前後有二百多名年輕工友就讀，曾辦四屆「工人文學獎」徵文比賽。梁耀忠回港後，一直有在學社幫忙做導師。
正是在1985年，政府推行成人夜間教育課程，令自發的工人教育凋零，「新青學社」思考出路，於是決定參選剛開放不久的區議會選舉。1985年11月21日，政府公布577座公屋結構出現問題，而其中有26座甚至有倒塌之虞。梁耀忠他們協助葵芳葵興居民爭取重建，贏得居民信任，也贏得了選舉。當選後，「新青學社」改組為「街坊工友服務處」（街工）。
當時梁耀忠參選強調「不要迷信議會，戳破議會能改善民生的神話」，經過幾十年後，他這樣說：「議會無用不是我揭破，現在大家都知道了。」不論區議會以及立法會都不是權力架構，只是諮詢架構，梁耀忠覺得不用花太多時間在議會裏，不如做多點基層組織工作。
既然議會無用，為什麼要繼續參選？梁耀忠說，這是為了掙得資源，把資源回饋組織──錢，地位、政策文件。這些都是讓基層組織賴以為生的條件。
可是到了今天，地區組織與社區營造，困難重重。
「要堅持，不要再計較有沒有什麼方法一定成功。如果有，別人就做了，用不着我做。」他是這樣說。
當年滿懷理想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今日多了不少現實的考慮。
「我思想上仍是一個托派分子。我比以前有點不同，以前70年代我會覺得馬克思主義是可以行得通，但現在我會認為這不是那麼容易，需要各種各樣的條件才可以成功。有些東西要從現實出發，以往有些東西會想得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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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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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傳媒專訪了梁耀忠，以下是訪談摘要：
端傳媒記者（以下簡稱「端」）：為什麼你會關注工人議題？
梁耀忠（以下簡稱「梁」）： 因為我也是迷信的，迷信馬克思主義，裏面說到在資本主義社會底下，工人不能夠有自己自主的權利，不能參與政治，他們是最被剝削的一群。因此我們希望組織他們，讓他們可以當家作主。
我們參選是先挑選區。葵芳葵興是公共屋邨，但馬路對面是工廠區：紡織，製衣，五金，很多藍領工人。大部分工人，特別是女性，他們早上在工廠上班，中午走過馬路回到家中吃飯，晚上回家。當時我們的口號是「工人社區化，社區工人化」，這個社區本來就是工人社區。所以我們不斷在提工人的問題。但是我們所提的工人權益則不限於「加人工」這些議題，我們把工人權益看成為「居住、教育、醫療、交通」。這些都是工人問題，因為工人收入低，因此廉價房屋，醫療、教育、交通對工人來說也是重要至極。因此我們不能只看工人在工廠的問題。比如職工盟，前身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他們只談病假、集體談判權的問題，這些廠房及工作上的權益。但是我們把生活也看成工人的權益來看。所以我們關心的面較廣。我們會與居民爭取居住的權利、醫療問題等等。因此居民對我們的認受性就比較強。再加上那個時候26幢問題公屋的前身就是在葵芳邨誕生，我們與居民爭取重建，使得居民對我們有認識，我們就得票較高。
打破議會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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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八十年代區議會開放選舉，而本身區議會的權限極少，你們去參選，想達到的是什麼目的？
梁：其實到現在為止，我也認為當時參選的三個目的是成立的。第一，我們不迷信議會，但議會怎麼也算是一個政治平台。如果你積極提出議案，是可引起社會關注的。而當時未有立法局直選，區議會在開放選舉的頭幾年，新聞傳媒也有報導，雖然影響未必很大，但引起社會關注不是難事。
第二，我們是可以取得資源。資源包括錢，當時很少錢，只有三千五。但是除了錢，還有些文件可以取得，當年要拿取文件是相當困難的事，但在區議會則是他們遞過來給我們看。如果沒有錢，我沒有辦公室，難以聘請職員。
第三，議員有社會地位，這會方便我們工作。比如說我要去上樓拍門，一個普通人與我上去拍門的分別很大，因為區議員的身份容易讓人信任，開門也比較容易。很多時候透過議員身份，我可以把很多想法說出來。
端：八十年代在社會運動的圈子裏應該有些辯論，有人認為選舉與社區組織是不同的邏輯，當進入議會後，就會被政府牽制；壓力團體要處理的是單一範疇的事，比如說住屋，廠房問題，但進入區議會後要兼顧各種事情，會分散了議員的時間及精神，資源也未必能回饋基層團體，因為議員與基層組織的距離會開始疏遠。
梁：這個視乎個人。我這麼多年來，區議會的資源全部回饋機構。另外，我不認為在議會裏讓我的政治立場有變，以及影響我其他的工作。我從來都不會把我主要的精力放在議會上，兩個議會的本質都是諮詢架構而已，非是權力架構，那我為什麼要放這麼多時間進去？諮詢的意思是政府可以選擇聽取不聽取你的意見，甚至可能利用你的意見，我為什麼要把議會看得那麼重？但當然我也會盡本份，盡量出席議會，發表意見，比如我提了私人法案限制公屋加租獲得通過，使得公屋居民十五年沒有加租。我不會像其他政黨花這麼多資源去看政策。看完又如何？政府會聽你的意見嗎？意見我會提出，但無謂花太多精力去做。
一直以來，由於我覺得兩個議會只是諮詢架構，非權力架構，又不能制定政策，所以我不是投放最大的精力到議會。因此剛才所說的辯論，對我來說沒有影響。
端：但你曾在自己的書裏提過，做議員會把時間花得太多在議會，使得用在基層組織的時間會少了。
梁：這個情況當然會稍稍出現，所以我與職員有分工。說得難聽一點，我負責賺錢，養着機構運作。我打開一些面向，讓我們的同事有較多資源做事。
組織與居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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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八十年代還有另外一個關於組織手法的辯論。當時社工有個普遍的做法，就是嘗試培訓一群街坊，讓他們直接與政府官員開會。即使居民說得不好，也照樣讓他們說，事後才與居民檢討。他們希望透過這樣的磨練讓居民成為居民領袖，甚至有不少居民參選區議會也成功當選。
梁：希望你不介意，我想問：有多少居民是這樣成功當選？這個概念真是成功嗎？
當然個別的情況會有，但這並不普及。而且，有時我對這種做法很有保留，這種所謂empowerment（賦權）的過程，我見過很多次：社工坐一邊，官員坐一邊，居民坐一邊，我作為區議員又坐一邊，那些社工真的讓居民發言，或者甚至乎看着居民被房屋署的經理反撃到無話可說。社工真的不作聲，最多如你所說是事後才檢討。但是，在那個會議上，居民已經是輸了，起碼在氣勢上是輸了。這已經足夠打撃居民的信心及士氣了，就算事後如何補救，也有個限度。
我就不會這樣，我會放下區議員身份，以居民的身份與房屋署的職員嘈，還撃。當居民不懂得如何應對時，我就會發聲。反而這會讓居民覺得更好，不單只讓居民明白如何應對，也起碼在形勢上不至於輸掉。難不成叫官員再來過，然後居民再說一次？事情完了就是完了。
另外，磨練不應是以這樣的方式去進行。那些社工通常會在事前對居民說出A、B、C、D、E的方案，然後叫居民自己去想一下，不給意見。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的做法啊。群眾是要經歷過鬥爭才成長，但在與官員的戰場上啞口無言，這樣不是鬥爭啊。這樣不是客觀，不是中立，不是empowerment啊。
端：現在會不會有種情況是居民倚賴區議員，而區議員代言了區民，就讓居民不再關心參政？
梁：就算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也好，居民一般也不是大膽參政的，因為信心問題。當然個別會有，比如民協就有幾個是地道街坊師奶參政。
另外，區議員參政讓居民成為布景板很多時也會發生，除非那些街坊真是可以自己表達意見。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我覺得弱勢社群通常沒有自信，常常有不少隱憂：家庭未必支持、又怕老闆解僱，因此他們不能站得太前。這個我們要體諒。我們要透過很漫長及不同的途徑去推動他們成長。
端：有沒有什麼例子？
梁：其實我們一直都不是很成功，特別是我們針對工友較為多，但因為職業問題，事情會很困難。有時候我們搞工潮，會有個別的工友出來發聲，但能否令他們參政，則比較困難。而居民方面，我們有搞26幢問題公屋，有幾個居民好outspoken（善於辭令），但他們未必有興趣去做政治工作。
在這方面，我們是失敗的，因為推動不到街坊參政。
社區營造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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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街工在八十年代中以社區為發展基礎，到了今天你認為社區組織的情況有轉變嗎？
梁：社區營造變得愈來愈困難。現在由於房屋政策的問題，令房屋老化。舊區老化，令得年長的街坊參與運動，爭取權益的動力很薄弱。街坊踏入晚年，他們會更想有些活動讓他們開心就好了。雖然有些團體常常派蛇齋餅糉，但是我們也被迫要辦些齋宴。以前我很少辦，雖然現在也不多，但是很多街坊會走過要求我辦多些齋宴、旅行。社區老化，要鼓勵居民站出來參與社區事務則很困難。
另外，那些三、四十歲的居民，他們為三餐奔馳得很厲害，壓力太大，讓他們不理世事。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開居民大會…以往居民大會是等閒事，隨便也有二、三百人出席。如果現在我開居民大會，有二、三十人出席我也拍掌了。你看到那個差異很厲害。以往我說反加租大會很多人出現，現在？
加上我們社會運動出現很多失敗的情況，他們就會覺得無成效而不願出席。事實上我們也不多成功的事例。
現在辦社區組織真是困難，年青的社區會比較好，但葵涌區是老化區，很困難。
端：有種理解是，以前的居民大會之所以成功，其中一個原因是當時要處理的是一些好直接的居住環境惡劣，而現在的公屋，環境比過去好了，因此居民要面對的問題就變成政策性的分析，比較複雜，與已上樓的公屋住戶有點距離，因此居民運動的滑落其實有其自身的限制。
梁：沒錯，這些都是存在。如果你去做訪問，公屋居民對公屋有什麼意見，大多數都會說不錯，最多是對經濟環境較差的家庭來說租金比較貴。時代是進步了，政府的政策是進步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們爭取的東西，政府某程度上是接納了，改善管治。比如說八十年代的天台熱，頂樓熱，現在已經沒有了；以前行出門口，一定會有老鼠，現在最多是有點垃圾而已；現在的公屋的設計很個人化了，獨立廚廁，再加上鄰舍關係弱了，再要動員居民出來就變得困難。我們街工內部也不斷在討論組織該如何走下去。
以前很多公屋組織，勞工團體，現在都沒有了。事實上這兩方面的組織萎縮得好緊要。
端：有沒有自身組織手法上做得不好的地方？
梁：當然，如果從組織的手法去講，當然有得改變。但我也不是覺得有很多可變的空間，比如說，我每天都會派單張，但有時候會沮喪，因為想不到街坊到底會關心什麼議題。
端：現在有很多雨傘運動後的傘兵要參選區議會，說要落區，你怎麼看？
梁：他們如果是選舉才落區，勝選不會高，因為這種即食麵的做法，對身體不健康的，哈哈。
另外，要改變社區，其實真是不容易，只要派過單張就知道，街坊根本不理睬，而那些會有反應的，本身已有一套自己的意識形態，難以改變。
還有就是社區已經撕裂得好嚴重。這樣做社區工作不容易。我自己覺得事實是灰心的，但不等於不做事。我們要有毅力慢工出細貨，鑿石仔一樣。我們現在再沒有那種搞居民大會然後有一群人留下來幫忙的機會了。
區議會的角色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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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八十年代，你們的口號是打破議會謊言，將基層聲音帶入議會。那麼現在回望，成功嗎？
梁：部分啦。你說好成功當然不是，好快區議會的地位就已經降低了，因為有立法局選舉，傳媒集中報導立法局，區議會連唯一的傳媒效應都沒有了，現在是沒有功能。現在有什麼時候區議會的事會引起傳媒報導？
大家也知道，區議會也是廢的，沒有什麼可以做到出來。大家也視區議會為立法會的選舉踏腳石而已。區議會做了什麼是幫助社區發展？很少。
端：那麼即是成功揭破區議會無用的真象？
梁：這點不是我揭破……但是大家也知道這個區議會的無能啦……特區政府如果真是要思考這個問題，需要把區議會的結構與權限修改。區議會應改成以前的市政局或區域市政局。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能夠影響地區，比如說以前的區域市政局能夠處理街市的運作，局內的議員就變得與社區有關。因為社區有問題，議員有權力可以作出改善。現在區議員，跟普通市民有什麼分別？普通市民與議員打電話投訴，有什麼分別？都沒有。
如果有民選的議席，而且有權立法，制定公共政策，那會變得非常不一樣。
一直以來，港英年代到現在，最民主的架構就是市政局。因為他是普選、有權力、有自主的資源運作。這是在資產階級香港來說，目前最民主的架構，不過被董建華廢掉了。
端：在議會裏，除了把資源回饋組織外，還有其他用途嗎？
梁：沒有用途的啦。或者就是讓多一些人認識議會的無能。有些人會說區議會可以培育人才上升一級到立法會，但意義真的不大，老實說。因為在區議會，最多也只是說幾句意見。
管理社會最重要是如何讓群眾接受政策，以及政策如何影響群眾未來的生活方式。但區議會就做不到這些了。
端：區議會有改變的前景嗎？
梁：其實我向劉江華倡議過幾次，他當然不理我，但我有機會就會說：要把區議會變革。將18個區議會變成5至6個區，然後下放地區權力，這樣才有意思。
端：你有改變議會的方向，但政府不會聆聽，有什麼方法可以在表達意見以外爭取變革？
梁：我覺得不要悲觀。我從事社會事務多年，我是以十年計才有成果，比如說最低工資，由八十年代到現在才有；標準工時則是現在仍未有；全民退休保障仍未有。那我們放棄嗎？也不是，有這個議題存在，總有機會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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