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著名社運學家查爾斯・蒂利對歐洲資本主義500年歷史的研究，在資本密集主導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還伴隨着強制暴力的密集及其制度化，即對內戰爭和福柯意義上的規訓，任何一點民主的進步都是經過激烈的抗爭和殘酷的暴力鎮壓的相互衝突。
前段時間，在大陸一家火鍋店，一個不滿18歲的男招待，還有一位中年女顧客，然後男招待一盆熱湯澆下女顧客的視頻，演成互聯網上的爭戰。最後，有太多義正嚴辭的聲音、包括公知們重新奮起的長篇論述，都指向了這位青年店員，如何不守待客之道、不懂服務規範，如何以身試法、破壞基本的社會秩序。對肇事男招待如此眾口一致的口誅筆伐，居然大行其道，充滿着赤裸裸的階級歧視，不禁讓人想起多年前的楊佳案，何其相似的系統性暴力和反抗？！簡直不啻為一場階級戰爭。
階級戰爭？聽起來似乎那麼熟悉，又那麼陌生。如果把文革乃至之前的歷次政治運動，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等，都理解為官方發動的階級戰爭，可能並不錯。毛在臨終前念念不忘的政治遺產，就是這些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全面內戰」。當然，在西方的民主語境下，只有階級調和和階級合作，階級衝突通常被置於社會衝突的範疇內。直到最近幾年，因為美國語言學家、社會批判者喬姆斯基先後對佔領華爾街運動、對敘利亞內戰、對希臘金融危機的評價，階級戰爭才又重新進入到了公共話語。而喬姆斯基對階級戰爭概念的使用，既指華爾街金融資產階級對世界人民財富的剝奪，也包括希臘勞動階級的激烈反抗。尤其在倫敦騷亂、弗格森騷亂、巴爾的摩騷亂等這樣充滿種族色彩的街頭騷亂中，人們也驚訝地發現了，是階級戰爭而非傳統種族衝突的樣式，似乎正在世界各地的反叛與社運潮流中，形成一個最為激進的潮流。
那麼，究竟什麼是階級戰爭呢？在和平時代，1968革命中的德國紅軍派給出了答案。紅軍派領袖麥因霍夫在一篇1971年論城市游擊戰的文章中，反覆論述着城市游擊戰和階級戰爭的關係，稱城市游擊戰就是階級戰爭的一種武器，可以更簡單、有效地鼓動和宣傳，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和帝國主義。儘管在紅軍派之後，歐洲的類似組織如革命細胞、紅色旅，中東的「紅九月」和北美的黑豹黨等等，到了1980年代便逐漸式微，世界範圍內只剩下北愛的「共和軍」和南美的若干游擊隊。但是，英國威爾士地區從1980年代初出現了一份地方報紙，名曰《The Alarm》，以及後來的一份雜誌《Class War》，繼承了60年代的激進主義。他們在關注政府腐敗的同時，倡導階級鬥爭需要暴力，因為整個民主體制都是基於強制暴力的使用而建立起來的，而統治階級是對人類最為危險的。
這種觀點，也代表着階級戰爭的另一面，即喬姆斯基今天對金融資產階級的批判。而歷史上，按照著名社運學家查爾斯・蒂利對歐洲資本主義500年歷史的研究，在資本密集主導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還伴隨着強制暴力的密集及其制度化，即對內戰爭和福柯意義上的規訓，任何一點民主的進步都是經過激烈的抗爭和殘酷的暴力鎮壓的相互衝突。哈爾珀琳的研究也證實，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儘管有着1814年到1914年之間的「百年和平期」，歐洲內部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多邊戰爭，但是歐洲國家發動了十四場國內戰爭和十二場反對其他國家人民的戰爭；在歐洲以外，它們則發動了五十八場戰爭。這些內戰和對外的殖民戰爭，便是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同時由資產階級控制的現代國家所發動的階級戰爭。
而階級戰爭的另一面，如馬克思對法蘭西內戰的經典論述，表明了儘管工人階級主導的階級戰爭根本無力對抗訓練有素的國家機器，但是毋須政黨領導，而且只有在無政黨條件下才可能獲得充分民主和自治，不至於墜入後來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道路。而這場1871年巴黎公社的最初經驗，仍然啓發着今天的階級戰爭，階級戰爭作為勞工階級或底層階級的一種反抗，本身就是民主的、自發的。意味着，階級戰爭的方式也從城市游擊戰轉向了個人化的破壞。這大概可以解釋2011年底倫敦騷亂的部分思想起源，英國媒體當時也很快地意識到這場騷亂的階級戰爭性質。如果以這樣一個框架重新審視2005年的巴黎燒車事件，結果自然是驚人的。類似的，最新的美國弗格森和巴爾的摩黑人騷亂也因此不能再以所謂種族問題看待，而是新的階級戰爭，一種個人化階級反抗在新媒體時代的快速傳播和聚合。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否需要借助互聯網，一個人的戰爭都有其可能，只要他或她如楊佳一般把個人衝突或者傷害理解為階級壓迫然後對之採取暴力反抗。這當然大大區別於消極反抗的反社會行為，如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或無政府的女權主義者所倡導的：故意闖紅燈、亂穿馬路、進入地鐵站拒絕安檢、互換身份證生活、隨意擰開公共水龍頭、甚至拒剃腋毛等。相反，如溫州火鍋店的那位年輕學徒，在遇到中產階級顧客呵斥時，直接以暴力方式回擊，顛覆這種被服務規範所美化的階級秩序，便是一種一個人的階級戰爭了。
它的直接後果，就是引發整個統治階級及其附庸階級的極大恐慌，如夏俊峰手刃城管、范木根對強拆的反抗，幾乎直接動搖着整體的統治秩序。另一方面，中國社運中還存在着屠夫吳淦和艾未未，兩位分別來自草根維權和藝術界的「行為藝術大師」，他們總是以「網絡化的個人」、以對抗性的語言和藝術形式反擊着種種凝聚着象徵性暴力的國家－個人關係，同樣引發着統治階級的不安和報復。
因此，當楊佳、夏俊峰、范木根等一個人的階級戰爭已經開始，溫州火鍋店學徒的一盆熱湯也不過是這場階級戰爭的繼續，也再沒有什麼「依法抗爭」的框架可以束縛抗爭行動、粉飾階級秩序了。工人階級、市民階級和農民階級的雙手、雙腳和手頭一切可用的工具、材料，甚至吶喊，都可能轉化為階級戰爭的武器，並且匯聚成集體的反抗。
那已經在過去十幾年每年遞增的所謂群體性事件中得到了印證，也似乎被公知們對這位溫州小夥子的最大惡意、被「9-3閱兵」前夕空前嚴密的安保措施反證了。而未來一切着力於強化既有階級結構和統治秩序的歷史倒退，都將加速更大規模的階級戰爭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