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年一次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提倡藝術復興農村，聯繫人與自然。今年春夏，他們邀請香港農夫團隊赴日耕種，交流心得。本文作者周思中也由香港菜園村——他的耕種基地——出發，去到那裏。他在那裏種菜，種米，觀察，思考，關於土地與人，系統與文化⋯⋯五個星期裡他寫下了的這些文字，計有四篇，分日刊出。——編者
生活館也有種水稻，自2011年起，我們每年都種。清明、端午和立秋茬都曾經試種。幾年下來的經驗告知，清明茬容易臨收割就來颱風，失收食白果不在話下，漫天文雀在我們面前肆無忌憚降落在稻田啄食吹倒在地上的稻穀，可算人間最折磨的事之一。立秋茬當然好種，天氣漸涼害蟲不多，日夜溫差大有利糖分轉移，然而入秋開始就是本地菜農最忙於種植各種蔬菜的時候，最重要是生活館種植面積不大，無法在有限的田地再細分水稻區和蔬菜區，所以近兩三年都在端午前後插秧。
換言之，夏天最熱的時候我們通常什麼都幾乎不種，有的放暑假外遊去，有的間中落田對着搖風擺柳的禾草發呆。今年筆者就是六月初插過秧後，便動身到日本開始「頂更」，照顧在日本新潟縣松代町的農地，幫忙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前期工作。
水稻田的淵源
香港團隊在松代種植稻米的農田，本屬於住在農地旁的一位婆婆柳信子女士。她由於年紀已大一個人無法落手落腳親自耕種，便將農地轉交藝術節代為管理。
日本法律對農地有一個對在香港搞農業／食物運動者聽來羨慕不已的限制——不可轉讓。這項規定源於日本二戰後盟軍佔領期間，在冷戰陰影下，美國為了防止農民因為饑荒、貧窮等問題讓共產黨有機可乘，於是搶先一步推行土地改革，幾乎取銷了所有「地主﹣佃農」關係，令農民「耕者有其田」（cultivator – owner），而農戶佔有農地的面積亦限制在三萬平方米以內。日本的農戶，便被這套於1952年頒布的《農地法》，切割及規限成為永遠的小農戶。
藝術節主辦單位說不定是走出了第三條路，十五年以來，不少不再耕種的公公婆婆委託主辦單位管理他她們不再耕種的農地。
隨着農業人口年事漸高、日本加入世貿後面對廉價進口米叩門，以及整體日本人均食米量大減等因素交織影響，這套法例，雖然後來多番修改，但影響所及仍只是放寬了租用權。結果呢，一方面出現了所謂「小地主大佃農」的局面（即農企以租地方式向小農戶集約土地），要不就是大量休耕、棄耕地了。藝術節主辦單位說不定是走出了第三條路，十五年以來，不少不再耕種的公公婆婆委託主辦單位管理他她們不再耕種的農地——柳信子女士的農地便是一例。
棄耕地上的永衡自然法
回到農務。第一項工作是除草。水稻之所以是水稻，並不是因為需要特別多水。日本自然農法大師福岡正信就認為，在泥土60%至80%濕度中的水稻長得最好。畢竟，論品種分類，水稻屬禾本科，與在山間遍野長出來的野草屬親戚。中文字「秀」，現在雖然多作形容詞用，而按研究者的考據，從「秀」的象形圖看，秀從「禾」從「乃」，禾是有穗下垂的草，乃是人的變形。《本草》裏，果實有仁的，均作「人」。亦即是說，「秀」是一個推論或過程，從芸芸的野草挑選下垂的穗中有結實的仁；「秀」其實並不抽象，「秀」就在於有仁可吃，就在於穀與野草的距離。
從未想過因為要處理水稻田乾旱期的野草問題，竟無意間讓我有兩星期時間全神貫注的觀察水稻插秧初期的生長形態。
水稻田缺水是所有種米者的噩夢。若野草瘋長的話，將影響水稻的通風採光，增加害虫的棲息／繁殖的空間，讓泥土暴露於空氣中，等如開放泥土表面讓空降的野草籽發芽。野草長在水稻旁邊，當然也不「秀」麗。筆者再加上另外兩位農夫的工作，就是分開兩個階段，處理野草。第一階段，用腳。走到田邊，除鞋赤腳下田，先將每棵水稻周邊的野草用腳直送到泥底。
其實在香港有時也會用這方法清理野草，但在松代面對的困難，就是水稻田缺水。由於初次在日本種米，不了解松代水稻種植水資源管理的方式，我們在插秧前將本來浸田的山水放乾了，插完秧後才發現山上既再沒水流到，時間亦碰巧到了松代的乾燥季節。結果是插好秧後眼巴巴的看着野草在泥土發芽，到我們嘗試用腳將野草送到泥底，松代黏性極高的泥土就像老行尊般給我等松代初哥來個下馬威（乾硬了的黏土，可是地球上許多文明長時間以來的建築材料呢）。單是將萬多呎的黏土踏遍，三位農夫便花了一星期時間，每天八小時，不斷用力踏，膝頭當然會痛，踏的時候要專注低頭看着地下，每步嘗試「秀」出哪棵是水稻哪棵是野草，膊頭和後頸均告淪陷，幾乎動不了。但這都只是第一階段。
用腳徹底踏一遍後，野草大概減少了七成。但為了防止大意弄傷水稻的根部，踏的時候我們都故意留下長在水稻方圓兩吋左右的野草沒有踏，這就是第二階段的工作。這個時候剛好進入六月下旬，天開始下雨（被我們戲稱為「同情之淚」），水稻田這個大水池當然接收了部分，降在山裏的雨水也慢慢滙流到灌溉水道，再流進田裏。有雨水滋潤，黏土開始軟化，泥面被淹過，新飄來的野草籽無法再發芽生根抓地，只可惜到這階段我們不再用腳，而是開始用手將餘下的野草用手連根拔起。如是者，三位農夫每天八小時，漫長的另一星期，原本膝頭膊頸還未復原，馬上再加每天連續彎腰八小時，整個人都耗盡了。
這段期間，最療癒的便是松代播給農民聽的報時音樂。或許始終是個農業社區，松代裏設了幾個大播音器，每天六時有音樂叫你起程落田，中午十二時有叫你回家午飯，下午六時叫你收工打道回府，晚上九時則提你是時候上床休息了。所以每天中午和黃昏聽到那段電子琴弄出來的midi音樂，都絕對是放監的情懷。經過兩個多星期的時間，萬多呎水稻田的野草基本處理好，而在這過程之間，水稻的植株也由一枝主莖長出一對又一對的分蘗。從未想過因為要處理水稻田乾旱期的野草問題，竟無意間讓我有兩星期時間全神貫注的觀察水稻插秧初期的生長形態。
日本米的文化社會學
去日本之前以為簡單不過的水稻種植，就是因為不了解當地農夫如何保育和利用水資源，水稻田便成為我們仨貨真價實的勞改中心（間中還有其他義工朋友參與勞改）。日本農民的農務早已全面機械化和化學化了，還因為存在着「全日本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簡稱JA），農民根本由育苗到化肥農藥的分量及比例，再到包括何時插秧何時放乾水曬田何時收割JA都會溫馨提示，到農機供應、稻米收購和倉存都屬JA的服務範圍，如果「與天奮鬥」是以往個體農民某種多愁善感的形象，今天遍布全國的農民幾乎就成為了JA不用動腦筋的農務操作員了。
由於國際間的各種自由貿易協定，目前日本也必須從外國進口白米，這些進口米卻不以白飯的形式進入日本人的餐桌，卻是用來做各種米餅和供應牲畜作飼料。
人類學家大貫惠美子九十年代初的作品《作為自我的稻米》指出，稻米作為日本的文化符號，始於七、八世紀前當日本天皇還是集經濟、軍事、宗教、政治權力於一身的時候。當時每年稻米收成前的祭祀儀式必須 由天皇來主持，「稻米豐收﹣人民富足﹣政權合法性」是統治的基礎。事實上，由於國際間的各種自由貿易協定，目前日本也必須從外國進口白米，這些進口米卻不以白飯的形式進入日本人的餐桌，卻是用來做各種米餅和供應牲畜作飼料。日本人以米中介着自我，外國米雖然也是米，卻只能用來餵豬餵牛。「我」和「它」就是有別。
今天，更準確的由明治維新推行工業化開始，日本農業人口下降、食米量大跌等致命因素同時發生。所以有趣的是，為什麼時移世易，稻米仍然是日本文化中一個情緒化的符號？其中一個可能性與日本獨特的現代化路徑有關。她工業化初期的勞動人口許多來自農閒時的男子和本身農務責任不多的農村女子，亦即是，日本農村和農業在初期並沒有受到工業化的推進所打擊。相反，這些工人甚至將其工資花在購買各式各樣的工業產品帶回農村，吸納了工業的產出，同時提升了農村的生活質素。擬人一點來說，農村對工廠有恩，而後者是知道的。
黏黏的日本米，就如此將大後方的鄉下，以及前線士兵，黏成一個富國強兵的維新夢。
更具體的講稻米，日本農民雖然種米歷史悠久，卻不是所有人都能每餐有白飯吃。而為了令軍隊體能足士氣好，維新時期的軍部不惜以白米招徠，保證士兵每天獲配給840克的白米，比平民百姓的白米量多出50%。即是多少米呢？2013年香港人平均每天吃117克白米（今天香港人的米量比二戰期間日軍向香港人配給的還少！），是當年日本士兵的不足七分一。即使多少十九世紀末農民子弟的現代化初體驗，就是接受來自西方的軍事訓練和進入軍隊這個龐然的科層結構，然後每餐白飯任添。這些白米，或者就是老家吃不飽或者吃着混進番薯或其他雜穀的鄉親父老的勞動成果。黏黏的日本米，就如此將大後方的鄉下，以及前線士兵，黏成一個富國強兵的維新夢。甚至二戰期間，日本國內開始有學校推出所謂「日之出便當」，即四方形的飯盒盛着白飯，中間只加一粒漬梅，以示與在中國作戰的軍隊同氣連枝。後來戰爭打得水深火熱的時候，當然連這盛滿白飯的便當都嫌奢侈了，卻無阻這便當成為老一輩的共同經驗。
不論是民族主義及大東亞共榮狂想，白米都中介着日本最血肉的身體和最抽象的國家。（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