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天前，烏茲別克斯坦政府宣布禁止教授政治學，因為該國官員認定政治學不包括烏茲別克發展模式，完全是西方偽科學。現在，烏茲別克斯坦大學裏的政治學科目已經被替換為「建設烏茲別克斯坦民主社會的理論和實踐」，專講烏茲别克模式。
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行為僅僅是烏茲别克斯坦政府限制學術自由的一種方式。該國政府並不喜歡學者碰觸當代政治議題，對於國內研究者，當局有太多限制方式可以選擇，而對國外的研究者，他們則會直接禁止其入境。今年8月份，從事民族問題研究的俄羅斯聖彼得堡歐洲大學人類學系教授謝爾蓋·阿巴辛（Sergei Abashin）被禁止進入烏茲別克斯坦，像對待其他被禁入的學者一樣，烏茲别克斯坦政府並沒有給出任何理由。
被禁止入境並不是學者在從事現代中亞研究時面臨的最壞情況。2014年6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系的塔吉克斯坦籍博士生亞歷山大·索迪科夫（Alexander Sodiqov）回國，到少數民族地區戈爾諾-巴達赫尚自治州（塔吉克語：Вилояти Мухтори Кӯҳистони Бадахшон）進行田野調查。在對研究對象進行訪談時，索迪科夫被塔吉克斯坦安全部門官員逮捕。隨後當局指控這位多倫多大學博士生犯了叛國罪和間諜罪。如果不是多倫多大學及索迪科夫導師愛德華·施茲（Edward Schatz）通過國際組織及英國政府向塔吉克斯坦政府施壓，索迪科夫至今還身陷牢獄。
種種跡象表明，中亞越來越不歡迎外國學者特別是西方學者碰觸當地的敏感議題。
莎拉·凱茲爾（Sara Kendzior），一位從事現代中亞研究者（2005年被禁入烏茲别克斯坦），今年3月在美國中央歐亞研究者協會第22屆年會上做主旨發言。她認為，外國研究者進入中亞五國中的土庫曼斯坦、烏茲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從事當代議題研究已經極度困難了。剩下的兩國中，只有哈薩克斯坦目前還算好一些。吉爾吉斯斯坦雖然可以進入，但如果研究者就敏感政治議題訪談當地民眾，未必能聽到真話。凱茲爾認為，中亞地區對學者來説變得越來危險，不是因為所謂的恐怖主義威脅，而是中亞國家政府一直在迫害自己的公民，而學者則想知道這些被迫害的人在想什麼。
來自研究對象國的限制並不是現代中亞研究者所面臨的唯一困境。在美國，由於政府對區域研究的支持日趨減少，連累了那些頂級的中亞研究機構和研究者。2011年，資助區域研究的標題六項目被美國政府削減了5000萬美元，而今年，標題六項目經費又將面臨大幅削減。受到經費減少的影響，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系不得不在數年前停開塔吉克語課程，而研究生也比以往更難申請到外國語言和區域研究獎學金。更為悲慘的是，當享譽世界的印第安納大學塞諾內亞研究所要搬往新建的國際關係學院大樓時，校方卻拒絕為其附屬圖書館提供空間，可見中亞研究的沒落。
政府對中亞研究支持力度的減少，當然不能僅僅歸罪於傳統學科搶奪了區域研究的地盤，這其實也跟政治形勢的變化有關。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研究系的極盛出現在冷戰時期，當時美蘇在全球各地展開霸權之爭，中亞作為蘇聯民族宗教關係最為複雜的地區之一，自然是美國政府渴望了解的區域，因此中央歐亞研究系創始人塞諾（Denis Sinor）教授才得以有資源邀請各國頂尖的中亞研究者加盟印第安納大學。冷戰結束，美國就對這塊區域逐漸失去了興趣，於是投入的資源相對減少了。如果説，現代中亞研究在冷戰結束後還有短暫復興，那也就是美國入侵阿富汗所造成的連帶效應。但是隨著美軍逐漸撤離阿富汗，這種連帶效應在慢慢消失。
相比於西方特別是美國的中亞研究，中國還停留在普及學術常識的階段。但由於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開始，推進中國的現代中亞研究已經是迫在眉睫。無論是政府層面的決策者還是學界的研究者，都應該從西方現代中亞研究的歷史中吸取教訓。我們的政府是否做好準備，保護我們的研究者免遭政治上的風險？我們的研究者是否想好了：如果一帶一路熱潮退去，我們將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