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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歷史論斷與文化轉向

即使雨傘運動並非這些扭轉人類歷史的事件,在論斷功過之前,時間的沉澱仍是必須。


2014年9月30日,參與佔領運動的學生示威者亮起燈光,叫喊口號。
攝: 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2014年9月30日,參與佔領運動的學生示威者亮起燈光,叫喊口號。 攝: 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接近9.28雨傘運動爆發一周年,傳媒都在做回顧專訪,檢討運動得失。其實許多組織者剛從情緒低谷中走出來,佔領恍如昨天的事,一周年應該慶祝還是哀悼,頗是迷惘。

黃仁宇說論斷歷史,最好有500年的區隔。當年馬丁路德金在美國南部以公民抗命爭取黑人平權,幾多人攻擊他摧毀法治和破壞社會和諧,連華盛頓一些開明的政客都批評他捲入太多青少年,更有教友寫信給他說上帝既造黑人和白人,上帝就是支持種族不平等。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已有較成熟的眼光看待公民抗命,也就覺得當時一些評論不值一顧。

又譬如今天我們讀漢娜鄂蘭的《邪惡的平庸》,覺得她將納粹劊子手艾希曼描述成一個只懂「依法辦事」,忠誠執行上級命令的庸碌官僚,是對於人們「拒絕思考」而淪落為邪惡的共犯的最深刻批判,而不知道當年她在《紐約客》發表此文時被攻擊得體無完膚,說她為納粹辯解、將受害人變成加害者(因她指出一些猶太組織領袖實質是納粹共犯),結果眾叛親離,幾乎丟了教席。就像今天在七警濫用私刑、佔領者被打到頭破血流後,有人敢說不要將執法者說成是黑警,其實他們動手時都沒有邪惡的動機,只是缺乏能力去分辨公民抗命與一般違法,要怪的是上層官員的奸詐和植根在低層社會的愚昧,又有多少人能接受這種論斷?

重頭來過,哪個決定會不同?

即使雨傘運動並非這些扭轉人類歷史的事件,在論斷功過之前,時間的沉澱仍是必須。記者常問,如果可以重頭來過,哪個決定會有所不同?我說如果學生在與官員辯論後能持續對話,或者可以爭取到一份同情普選的「民情報告」。假如覺得持續對話沒有意義,便應以議員「辭職變相公投」退場,保存民氣、轉戰社區。但其實北京在佔領爆發後一段時間,便以「不流血、不妥協、對話是最大的讓步」的方針應對危機,此策略勒停了嗜血的梁振英,亦將佔領者困在死角。學生覺得運動無實質成果,不願退場,卻在民意流失後冒險升級,結果在挫敗中結束運動。旁觀者或譏為不智,實質是無可奈何(從運動過後學聯幾近解體,可見學生領袖在佔領期間被激進力量迫得難以後退),甚至是歷史的宿命。

有些批評者認為佔領行動沒有擴大支持民主的群眾基礎,只落得分裂社會,給口實建制內的鷹派採取更強硬的對港政策,得不償失。這種說法並非毫無根據。以佔領後的政改爭議為例,民調顯示有近半市民支持「袋住先」,而只有四成支持否決,與過往有六成市民支持普選有明顯差距。中央官員亦以8.31決定作為分水嶺,誓言要與反對此決定的激進派和發動佔領的極端勢力「堅決鬥爭」。梁振英更表示中央肯定他處理佔領的表現,暗示北京撐他連任。

其實北京最高領導如何評估雨傘運動仍是未知之數,最近港澳辦馮巍與民主黨會面,令「全面孤立泛民」之說不攻自破。至於北京是否挺梁連任,亦無確實信息,反而田北俊、吳康民等對梁左右開弓,各重量級人物亦冒出頭來「跑馬仔」,可見佔領並無令建制更為整合。

民主運動仍在痛苦地重整方略

雨傘運動對建制內部的衝擊仍需進一步研究,但對泛民及公民社會的影響已引起廣泛的關注。正如上文所述,有近三成的泛民支持者(從60%的支持率下降至只有40%支持佔領和反對「袋住先」)因運動而流失,特別是一些基層溫和民主派的市民。多個調查都發現有六成的年輕人及高教育人士對佔領和否決政改方案持正面態度,即是說雨傘運動贏了未來卻輸在當下。這結果為泛民政黨在即將來臨的選舉中帶來隱憂,但亦可能是日趨僵化的泛民的一次更新機遇。但黄之鋒卻對泛民的改革缺乏信心,鼓吹在泛民和建制外建立「第三勢力」,動搖既有的政治板塊,令明年立會選舉形勢更趨複雜。

對於公民社會來說,雨傘運動為其注入更多年輕力量,强化命運自主意識和追尋更徹底的社會改革。既然中共說《基本法》難容真普選,修改基本法、「全民制憲」以應對「第二次前途問題」(即2047後的制度安排)、「建構香港民族」以至「港獨」便順理成章成為新興力量思考的議題,但礙於過大的現實限制,始終無法進入公眾的視野。此外,抗命運動亦無以為繼。市民自發的抗稅行動(多交或遲交税款以造成行政不便)難以產生集體效應,議會內以「拉布」癱瘓政府之舉亦因政府以民生議題反制而難以持續。可見民主運動在佔領後仍在痛苦地重整方略和陣形,茫茫然未見前路。

憑公民社會之力拓展生活世界

但抗命不認命的精神,不單在於以不合作運動對抗不義,仍應包括憑公民社會之力拓展生活世界(life-world)。在沮喪的陰霾中,以群眾集資成立的FactWire新聞通訊社特別令人心振奮。此舉不單是維護市民的知情權、打亂自我審查的傳媒生態,更牽動「市民一人一股改變世界」的想像。美國Working Assets Money Fund的創辦人Peter Barnes就寫過一本Capitalism 3.0: A Guide to Reclaiming the Commons,建議以市民一人一股的方式成立不同信託基金去保護山林、湖泊、大氣和文化遺產。即是說,當我們已不能寄望這個政府、當資本已全面赤化,我們只可憑公民的力量塑造自己的生活。

當我們已不能寄望這個政府、當資本已全面赤化,我們只可憑公民的力量塑造自己的生活。

正是這種意義,因佔中而在娛樂圈被全面封殺的何韻詩,能成功舉辦「十八種香港演唱會」令人刮目相看。原來覺醒的公民可以形成新的市場,即使在夾縫中,「有種歌手」仍能大展拳腳。就好像壟斷了大氣電波的無綫電視,反而造就了以改造「大台」基因來諷刺建制橫蠻愚昧的「毛記電視」。這種瘋癲作樂的政治批判至今仍未碰上專制的刀鋒,甚至吸引廣告商青睞。可以預見,現實政治的無奈,虛無主義的流行,必然引至反對力量的「文化轉向」。無論是為了繼續啓蒙、與「對得起自己和時代」的公民相互打氣,抑或發洩心頭的憤怒和鬱結,話劇、小說、音樂、短片、插圖等都會變成對抗霸權的利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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