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兵歡迎儀式普京大帝壓軸出場，被圈粉了！」「天哪已成普京腦殘粉，真實的霸道總裁！」「這個男神,能賣萌，能耍帥，是硬漢，也是暖男……」
北京閱兵，俄羅斯領導人普京成了大陸社交媒體的熱門人物。實際上他近年每一次的公開亮相都能在大陸社交媒體掀起討論。在網絡世界中，他不但是國家領導人，也是政治明星；是反對西方話語權的英雄，也是中國人民最體面的老朋友；他能抱着小狗寵溺合影，也能徒手掰斷鉛筆，翻身上馬或騎着重型摩托車兜風；他儼然一個段子手，諷刺西方國家的言論被做成圖集流傳，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微笑互動則更是刺激大陸網民的腎上腺素：中俄領導人相互欣賞，中俄兩國關係越來越鐵。
這不，閱兵前普京與總理梅德韋傑夫一同在索契健身、吃早餐的照片也在中國廣受歡迎。在中國大陸新聞APP中打開這些圖片下面的評論，又看到一大批向普京表達崇拜的言論。喜個人崇拜者說：「普京是所有總統中戰鬥力最高的，跆拳道黑帶」，執着於中俄戰略關係者則說：「唱衰俄羅斯和普京的人是想讓中國孤立。沒有普京，現在中國必定是危機四伏，四面受敵」。
大陸許多新聞網站的評論是受控制的，但以筆者多年的觀察看，這些言論仍可代表相當數量的中國人。只不過，最近這大半年裏，俄羅斯經濟嚴重下滑，有關這個國家的消息總與「危機」、「衰弱」聯繫在一起，故而這些言論很是消停了一陣，但借一條普京參加閱兵的報道，它們還是可以迅速活躍起來。
中國人崇拜普京、期待俄羅斯，總是從傳統的「庸俗國際觀」和「庸俗政治觀」出發的。在此類觀念下，政治人物成了演員，誰演技好，誰就受歡迎，國際體系是單純的叢林世界，誰最狠誰就是老大。普京自然就會受歡迎，因為他會演，表面上看夠硬漢，夠強硬。庸俗論者相信這種素質恰是每個國家的立身之本。
但悖論是，國內對俄羅斯的情況並不十分了解，或者說只有很片面的了解──大多數中國民眾對當代俄羅斯的了解僅止於普京、石油、軍火，或許再加上一個維塔斯（Vitas，俄羅斯歌手）和一眾體育明星──但這絲毫不會動搖他們對俄羅斯領袖的崇拜。
這當然拜官方對普京身上「反美、鐵腕」等元素無以復加的宣傳所賜，從價值判斷到審美欣賞，官方全套打包了對普京的包裝。於是，普京在俄國內大奏其效的民粹手腕也「出口」到了中國。
這會養成一種習慣，普京當然是可以替換的，只要照片依然霸氣，眼神依舊犀利，依舊符合眾多中國人的審美。
近百年的精神從屬者
普京高高在上，遮蔽着更加真實的雙邊關係。專家們常用二元結構概括這種關係：官方層面關係深厚，民間層面卻互信不足。對中俄關係來說，這種二元結構並非新鮮事。
1932年底魯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如此說道：「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裏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他認為，這件「大事」「不亞於古人的發現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東西。」
中國文豪在這篇文章中盛讚俄國文學帶來的革命力量與精神，對當時國民政府反蘇的政策大加抨擊，而對俄國的侵略只提了上面這麼一句，對那些年中蘇間另一件大事——蘇聯鼓動外蒙古獨立則隻字未提。
在那個年代，左翼知識分子們的這種認知並不稀奇，李大釗和陳獨秀甚至在蘇俄革命理想的感召下主張讓蘇聯擁有外蒙古。1903年中國爆發「拒俄運動」，蔡元培在上海張園向集會民眾發表演說，當他念到「俄禍日急，留日學生已電北洋主戰，結義勇隊赴敵，望協助」時，12000餘名集會群眾齊刷刷地向東鞠躬，表達對留日學生們的敬意。 但到了1925年，北京《晨報》在一場「仇俄友俄」大討論中刊登了仇俄文章，報社遭部分群眾縱火燒毀。1931年，受「9·18事變」刺激，2000多名愛國學生們高喊「保衛蘇聯」等口號圍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將出面對話的蔡元培毆打倒地，拖行幾百米。
拒俄運動
這顯然是當時中俄關係的二元結構：蘇俄的現實，乃至對華政策都可以扔到一邊去，它輸入的革命理想與精神才是決定性的，恰如今日普京執政理念和個人特徵把中國人迷得神魂顛倒，當代俄羅斯的現實卻很少被關心。
而這種關係的實質是一種精神上的從屬關係，中國對俄羅斯的從屬。俄羅斯用一種生猛的精神力量入侵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折射出的是中國人思想上的匱乏。
精神從屬的百年輪迴
隔着一百多年的兩波精神從屬，構成了一種歷史迴環，讓人忍不住探究在這一百多年中中俄各自有怎樣的道路選擇，緣何會出現這樣的精神從屬和這樣一個迴環。
兩國道路相同，但俄羅斯早走了半個世紀，但也恰恰是這時間上的先進讓兩個國家雖道路相同卻軌跡不同。
至少在二十世紀初，俄羅斯人確實有資格做中國人的精神導師。俄國20世紀初的系列大革命在思想上緣起自19世紀40年代開始的知識精英思想運動，別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赫爾岑（Aleksandr Herzen）、巴枯寧（Mikhail Bakunin）乃至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和托爾斯泰（Leo Tolstoy）等一批思想家、文學家推動了這場運動。而在落後的俄國誕生這麼一大批思想精英，則要拜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從17世紀末18世紀初開始的西化運動所賜，工業化、辦新式學校，派遣留學生，俄國為自己培養了一個知識階層。經過將近一個半世紀的理性浸潤，這個知識階層開始覺醒，開始反思沙皇統治，並最終左轉為革命理論家及革命家群體，推翻沙皇統治，由列寧締造布爾什維克政權。
同俄國比起來，中國同樣是由工業化、辦新學、派留學生而擁有了第一批知識分子，開始自強道路的求索，但在時間上至少比俄國晚半個世紀。容閎1872年才將第一批官派留學生帶出國，梁啟超等第一批公共知識分子的出現則要等到19世紀末。而從工業化等經濟指標上看，中國也都明顯落後於俄國。
但是，兩個國家卻有一系列的共同特徵：都是大國，都是農業人口占多數，資本主義的建立都極為艱難，都面臨著外部安全問題。這些根本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讓兩國走上同一條道路，馬克思主義通過不同的路徑傳入卻都被中俄所選擇，這成了一種標誌。從而，兩國所選擇的政治體制都具有了相同的特徵：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列寧主義的組織建設、計劃經濟。
而且此中還有一種微妙的文化關係。魯迅稱從俄國文學中受到了鼓舞，這當然也不是偶然的，19世紀40年代崛起的第一批俄國知識分子正趕上尼古拉一世的鐵腕政策，自那之後反抗精神就躲進了文學中來，俄國文學中的批判現實主義成為傳統。魯迅藏書中多外國文學譯作，蘇俄文學最多，以他為代表的一批文學家成了俄國文學流傳進中國的橋樑，其後馬克思主義才傳入。
概括起來，兩國道路相同，但俄羅斯早走了半個世紀，但也恰恰是這時間上的先進讓兩個國家雖道路相同卻軌跡不同。
消失的個人崇拜與保留的教育體系
中俄都是建立一套基於絕對個人權威的體制，發生一場政治清洗運動，絕對權威領導人去世後權力體系扁平化並且改革開啟，在全球化背景下累積國力並迎來一位強調權威的領導人，任內祭出反腐等改革並且開始對外拓展影響力。
如果對比中俄在各自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所建政體國體的不同，恐怕只能總結出民族組成上的差異。蘇聯確立了加盟共和國體制，這為日後的解體埋下伏筆。
所以，中蘇兩國雖進入新國家階段的時間不同，但盤點歷史，均大抵不脫同一套政治發展脈絡：建立一套基於絕對個人權威的體制，發生一場政治清洗運動，絕對權威領導人去世後權力體系扁平化並且改革開啟，在全球化背景下累積國力並迎來一位強調權威的領導人，任內祭出反腐等改革並且開始對外拓展影響力。
這些大體一致的步伐間卻有一些非常顯著的差異：
1，蘇聯的工業化體系雖有西方國家短暫幫助，但基本上靠自己建成，科研、生產體系非常完整。而中國工業化體系基礎很大程度上靠蘇聯援助建成，整個體系不夠健全，基礎學科研究嚴重不足。
2，斯大林的「大清洗」未波及科學院等科研院所，各級學校也未有大規模停課，教育體系基本正常運轉。但毛澤東領導的各次政治運動對科技、文化、教育體系破壞較為嚴重，青年學生上山下鄉是典型,
3，斯大林和毛澤東去世後，蘇聯政治高層迅速進入集體領導體制，政治共識集中於一定程度的反對個人崇拜，包括經濟在內的其他改革的共識基本指向「停滯」。而中國體制則進入鄧小平具有較高個人權威的集體領導階段，體制共識不但是反對「兩個凡是」，還在鄧個人權威推動下進入經濟改革階段；
4，蘇聯對教育體系常年的重視及工業的快速發展讓政治體制常年穩定吸納知識分子及技術人員，戈爾巴喬夫為典型代表，體制從而發生質變，開始逐漸傾向於政治改革，終於1991年在脆弱的民族關係框架下政黨倒台，國家解體。而中國政治體制渡過蘇東劇變這波浪潮，體制本身未有明顯轉變，這在很大程度上拜經濟改革成功所賜。
中俄差異的必然和偶然
上文所述的俄國革命先發優勢是用來解釋第1、2點的關鍵。彼得大帝的西化運動為俄國帶來了科學院、大學，從而培養了在世界科技史上佔有地位的大賢洛蒙諾索夫（Mikhil Lomonosov）以及數學家羅巴切夫斯基（Nikolai Lobachevsky）、化學家門捷列夫（Dmitri Mendeleev）等等一大批人。這讓科學、文化的精神、素養更深、更久地浸潤了俄國。
俄羅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是比中國更加先進的國家，這種先進導致俄在一些問題上和歷史節點上做出與中國不同的選擇。
胡適1925年訪問蘇聯後言稱，蘇俄雖然是個獨裁國家，但是從教育統計來看，他們是在用力辦教育的。如果按照這個趨勢認真做下去，這種獨裁專制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
這個判斷既解釋了第1、2點，同時也非常先驗地預言了第4點。而1、2、4點合到一起實際上也就點出了中俄在基本步伐一致的同時緣何會出現如此重要的一些差異：俄羅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是比中國更加先進的國家，這種先進導致俄在一些問題上和歷史節點上做出與中國不同的選擇。
而對於今天的中俄關係來說，第3點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內容。斯大林去世後，貝利亞（Lavrentiy Beria）、馬林科夫（Georgy Malenkov）先後嘗試掌權，但笑到最後的是赫魯曉夫。首先，三人接連上台時無一例外都舉起「反個人崇拜」的大旗，而且毫無例外地都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其次，貝利亞祭出的與西方緩和關係政策、馬林科夫祭出的反特權、反腐敗、較深程度的經濟改革，全都在體制內遭遇阻力。第三，最終上台的赫魯曉夫也未能樹立起絕對的個人權威，「過分」的「去個人崇拜」政策、農業改革及軍事改革都讓他廣泛樹敵，終於1964年遭遇政變。
這就可以理解為何蘇聯的改革沒有從斯大林去世之後開啟。但是中國卻在毛澤東去世後搞了較為徹底的經濟改革，讓國家搭上了經濟快車。如果說上述幾點中俄不同步的地方都有至少半個世紀的積累來作為原因，那麼中俄這一點差異相對具有較大的歷史偶然性。中國經濟改革的順利開啟或許較多地拜當時權力高層的力量對比所賜，而蘇聯相應的權力結構就有些過於扁平化。當然，這是一個仍需進一步研究的重大問題。
普京結束中國精神獨立時代
民眾從普京身上看到的是打破美國秩序的勇氣，尤其當民族主義情緒強烈，多年來穩居美國式國際體系內的戰略讓民眾急不可耐的時候，審美上的亮點則像放大鏡一樣提升了普京作為勇者乃至領袖的特徵。
正因為這些相同與不同，20世紀初中國從屬俄羅斯的精神關係在步入兩國新政權階段後發生了變化：儘管對斯大林多有不滿，毛澤東基本仍尊斯大林為「世界革命的領導者」。但在斯大林去世後，中國領袖面對「後輩」赫魯曉夫開始爭奪國際共運中的意識形態領袖地位。國際共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各國共產黨會議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獨領風騷，而在之前波匈事件乃至蘇聯國內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 ）反黨集團的問題上，毛澤東的意見始終被莫斯科所重視。到了文革時代，中國則乾脆開始蔑視拋開了斯大林主義的蘇聯。而在毛澤東去世，中共開啟經濟改革後，鄧小平的改革經驗被認為是一種成功模式，在俄羅斯也廣受重視，而中國在擁有了這套經驗後也從精神上脫離了過去對蘇俄道路的狂熱。在鄧小平時代，中蘇及中俄關係緩慢地正常化，表現地不溫不火，直到普京的出現。
在這兩個階段，中國人自信於自己的理論。無論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還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國人至少相信它們先進於同期赫魯曉夫的「去個人崇拜」政策及戈爾巴喬夫引領的改革。而從結果上看，前一次自信體現為一種政治狂熱，而後一次自信則因中國的經濟奇蹟而相對讓人信服。
正因為這些，當普京開始變成中國民眾的崇拜對像以及體制的支持對像，同樣的邏輯清晰地顯現出來：當中國人需要從俄羅斯引進一種思想資源時，便會對俄產生精神上的從屬。
民眾從普京身上看到的是打破美國秩序的勇氣，尤其當民族主義情緒強烈，多年來穩居美國式國際體系內的戰略讓民眾急不可耐的時候，審美上的亮點則像放大鏡一樣提升了普京作為勇者乃至領袖的特徵。
回歸沙皇式愛戴
在思想上，中國人未能像當年鄧小平改革一樣孕育出自己因應時代挑戰的改革方略，更未孕育出符合時代特徵的發展觀、強國觀，這才再一次求助於北邊的這位鄰居。而對它的崇拜，也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和地區所謂「反美鬥士」。
而對於中國執政精英來說，普京的內涵就複雜多了。
沙俄及蘇聯的命運揭示出了集權政體難逃在「發展」和「權力」之間做出選擇的難題。彼得一世為了強國目標培育出一個知識社會，但是一百多年後，這個知識社會開始反抗沙俄統治。蘇聯同樣為了發展與強國，用發達的教育體系培養出一批知識分子和技術人才，但這些人進入體制後卻改變了體制性質，讓蘇共及蘇聯在非常不適合改革的經濟條件下開啟了政治改革，導致嚴重後果。
全球化條件下，集權政體面臨的類似壓力越來越大，任何一種能夠完美協調上述兩大目標的思想資源都會被歡迎。普京完美地做到了這一點。他能夠在選舉民主條件下讓支持率持續提升，而且民眾對他做出的支持甚至並不建立於真實的政績基礎上，而只因一種樸素而又傳統的民眾對沙皇的愛戴。這裏面當然有蘇俄民主改革未完全成功導致普遍失望，從而為普京營造了一個良好的歷史背景的因素。但利用民粹手法讓民眾觀念回歸沙俄傳統，普京的成功仍是顯而易見的。
而這些恰也是中國執政群體所希望看到的一種結果，正如中國政府在面對全球化壓力時格外強調傳統道德和價值的努力。
但不論普京代表着什麼，中國時隔百年後重新開始在精神上崇信俄羅斯，這仍是很讓人尷尬的事實。如果說俄羅斯因為較早的起步和變革而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內領先於中國，那麼從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而俄政經改革未徹底成功起，俄羅斯相對於中國的優勢就開始逐漸縮小，直至在新世紀的某個時刻被中國趕超了過去。
但這僅僅是物質的趕超，在思想上，中國人未能像當年鄧小平改革一樣孕育出自己因應時代挑戰的改革方略，更未孕育出符合時代特徵的發展觀、強國觀，這才再一次求助於北邊的這位鄰居。
從俄羅斯目前的頹勢來看，這種精神從屬想必也不會是長期持續的現像。但它終究表明，中國的改革還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