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70年 觀點

安徒:香港──官方不能駕馭的記憶庫

事實上,香港戰後是一個難民社會,不同歷史階段從中國大陸帶來的不單是前「國軍」的記憶,也包括大量民間的記憶。


2015年8月30日,一名市民舉起有英國國旗圖案的雨傘,在西灣國殤紀念墳場參與香港重光紀念日悼念儀式。 攝:Tyrone Siu/REUTERS

北京高調地在抗戰勝利70週年大搞閱兵,香港的梁振英政府亦頒令9月3日特別放假一天,為的是與中國看齊,讓市民一同感受國家苦難,增進香港人的中國認同。可是,事與願違,不少着意於拉開香港本土認同和中國認同的本土派,反而趁機會重新探討香港本身的「抗日」歷史,甚至恢復「香港重光」的紀念活動,並由此而再度點燃人們的好奇心,探討香港在英治殖民和日本佔據的夾縫之間的獨特經歷,強化中國經驗和香港經驗的差距。這些活動的規模雖然仍然很小,但卻引起了不少的流傳與討論。

事實上,一般而言,從塑造國族身份的角度,沒有任何一種方法比起訴諸民族苦難的回憶更為有效,因為共同的災難、共同的抗敵經歷,往往是營造國族作為一種「想像共同體」時最直接可用的文化資源。而事實上,在九七之前,香港人雖然是英國統治的殖民地,但1940年代「三年零八個月」淪陷於日軍鐵蹄下的記憶,早已牢記於市民心中。這點香港人的「抗日意識」一直支撐着有着香港獨特色彩的中國認同,否則我們不會在70年代就有先於全中國的「保釣」運動。在「抗日」這個角度來看,一直以來,香港人意識和中國認同兩者之間的差距並不很大。因為有了「日本」這個共同的敵對「他者」,也可以說香港華人普遍分享着同一種「大中華想像」。這種經驗和台灣複雜的日本經驗和日治殖民記憶非常不一樣。

英國配合大中華認同宣傳以抗日

當然,這種意義下香港人曾有的大中華認同,如無英國的配合是很難想像的。事實上,在英殖時期,港英統治當局對這種華人社群中間抗日的中國民族主義出現,開始時是有戒心的,甚至曾經一度禁止華人宣傳抗日信息。但日本軍國主義在30年代迅速冒起,開始威脅東亞和平的時候,英國人亦了解到,英國無力單獨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制止日本侵略野心的壯大,因此才會漸次放寬華人(包括中共的力量)在香港開展抗日運動的宣傳,甚至在香港發展地下的武裝力量,準備抗日。在30年代至40年代初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大戰略底下,這些合作都是非常合理的,也是香港真實歷史的一部分。

及至戰後,中共為了維持與港英政府的友好,雖然他們在香港不遺餘力地宣揚自己的一套抗戰史觀和愛國教育,但也絕少挑戰或質疑英國在香港對日戰爭中的角色,也無力自我獨佔保衛香港的「功勞」,而是採取各自表述、低調而「非政治化」的姿態去看待這段歷史。而港英政府也礙於各種原因(包括並無可以誇耀的戰功),也沒有太刻意的去加強香港人對抗日歷史的回憶。於是,例如香港「重光紀念日」這些日子,大都只有例行公事的紀念儀式,大眾只會當它就是一個假期而已,對香港保衛戰的細節內容亦不甚了了。

可是,到了九七主權移交的時候,「重光紀念日」竟然被親中派視為具有殖民色彩,在「臨時立法會」通過取消「重光紀念日」為假日,新朝新政刻意埋藏或改寫香港歷史記憶的目的彰彰甚明。奈何當時九七過渡的主導社會氣氛是歌舞昇平、平穩過渡,經濟掛帥。縱使有各種政治上的憂慮,也少有人察覺這些被掩沒埋藏的文化歷史記憶會有重返還陽的能力。

「反記憶」熱潮 述說不同的香港身世

今次中共對抗戰70週年紀念的鋪張炫耀,難以辯說僅僅是為了促進和平。香港特區政府為了配合國家主旋律,也如影隨形,聞雞起舞。於是,香港獨特的「三年零八個月」就被併入「以中共為中流柢柱的八年抗戰」歷史敘事之中。這種強勢壓頂的官方史學的史觀就不得不與香港民間記憶,和位居潛流的非中共主導的抗日史觀產生嚴重拮抗。

事實上,香港戰後是一個難民社會,不同歷史階段從中國大陸帶來的不單是前「國軍」的記憶,也包括大量民間的記憶。在這個意義上,香港可說是一個非中共官方史學所能控制駕馭的記憶庫。只是因為多年來殖民政府(與特區政府承繼的)刻意低貶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的政策,使這些記憶亦慢慢被淡化、遺忘。因此之故,新一代中間也普遍出現歷史記憶的裂縫與空白。今日在梁振英政府底下,一反過去「普天同慶」以麻醉人心的政策,反而要求香港人「分擔中國歷史苦難」,其主旨當然和他們要在中小學排擠「中國歷史」課,代之以「國民教育」課的目的殊無異處,都是保證歷史要在鞏固官方主導意識形態,沒有批判性的愛國主義教育而服務。但其產生的副作用便是重新激活香港人的歷史回憶,增加了新舊世代對歷史的好奇心,一意要去辯論大是大非。在這股分享非官方史觀的「反記憶」(counter-memory)熱潮中,把過去早已忘掉了的本土社會歷史細節,重新拿出來端詳細味,本已塵封的抗日記憶又有機會重返,與現實的當下對話,述說一個不同的香港身世。

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文化政治戰場上獨特的抗爭地景。與台灣早前出現的「反課綱」事件可以比較的是:台灣發生的是國民黨主導的大中國史觀,和以台灣為主體的史觀的差異和競逐,裏面涉及對日本在台管治是否應全盤否定的評價。而在香港,發生的是由共產黨把持的官方史觀和香港獨特抗日經驗之間的爭持,而「日本」作為一個共同敵人,反而是一個常數。在以香港為經驗主體的「抗日史」、「重光史」敘述中,一方面是英軍、英聯邦援軍(特別是加拿大援軍)的事蹟拒絕被遮抹、遺忘,也同時借助了不少來自國民黨方面的抗戰史觀,肯定當年中華民國政府領導的「國軍」在抗戰中扮演的角色。在這一點上,與台灣爭論中的「中國/非中國」簡單對比,香港所呈現的其實是另一種思想地景。

這些,既源自所謂「中國因素」,也難以化約為簡單的「中國因素」。

二戰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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