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中國舉行了習近平就任最高領導人以來的第一次閱兵式，紀念對日抗戰勝利70週年。這一次閱兵式創下多個紀錄：這是中共建政以來，首次在10月1日「國慶日」之外的時點閱兵；首次以閱兵方式紀念抗戰勝利；首次在閱兵式廣邀世界各國領導人並邀請聯合國秘書長等國際組織的負責人。
北京舉行的紀念活動，和5月9日在莫斯科紅場的閱兵式，並列為今年全球範圍內紀念二戰結束最為盛大的兩個紀念活動之一。這一活動展現出的對外意涵，外界已多有解讀。然而，這一次紀念活動，對於執政黨而言，在內政上的意義，絲毫不亞於外交層面。
在九三大閱兵登場之前，北京事先已經對紀念活動進行了預熱。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數到盧溝橋參加幾年七七抗戰爆發78週年的活動，並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的「偉大勝利、歷史貢獻」主題展覽；隨後，央視、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都推出關於抗戰的專題紀念節目，尤其是近期央視一套播出的《東方主戰場》，更是高層對於抗戰歷史論述的最新標準版本。觀察這些關於抗戰史的歷史論述，不難看出，這次紀念抗戰勝利的系列活動，不單單具有宣示執政者權威的作用，更有建立更完善黨史論述的高屋建瓴。
總的來看，這一波紀念活動的歷史論述，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兩大序列的深度融合；進一步打通前後「兩個三十年」；將還原歷史與強化領導人個人權威深度結合。
「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序列的融合
北京的意識形態論述，首先服務於內政，其次才考慮統戰。從內政角度來看，強調中共對抗日戰爭的關鍵作用，是為了打通「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兩條意識形態線索。
綜觀1949年以來的歷史，中國國家政權最初的意識形態合法性，是建立在中共推翻蔣介石政權的革命正義性之上。因而在中共的日曆表上，七一「建黨」，八一「建軍」和十一「建國」是最為重要的三個節點，中共對這些關乎中共革命與取得執政權的紀念日的重視程度，也遠遠超過七七、八一五、九三、九一八等與抗戰相關的時點。
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共的濃厚「革命」色彩悄然淡化。在合法性論述的構建上來看，從現實角度採「績效合法性」，強調中共革命建設的成果，尤其是近年來引領國家實現高速的經濟成長；從意識形態角度則逐漸祭出民族主義，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執政黨治國理政的最重要目標。
客觀地說，在這一過程中，中共對抗戰的認識和闡述都發生了明顯的調整。一方面，基於樹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基本需要，以及中日實力消長變化帶來的戰略齟齬，中共改變了過去簡單強調「中日友好」、「向前看」的歷史論述，強調要在「勿忘歷史」的基礎上謀求未來的和平，七七、九三等涉日的紀念日的地位也得到提高，抗日戰爭歷史被更多提起乃至深度挖掘；另一方面，隨着兩岸軍事對峙的解除和國共關係的逐漸改善，中共在對待國民黨抗戰的問題上漸趨客觀，不再以過去敵我對立思維，全盤否定國軍抗戰功績。
然而，這種意識形態論述的變化，已不足以滿足當前最高領導人強化領導權威的需要。過去二十多年來，雖然中共在教科書上堅持「中流砥柱」論，但總體來說在日常宣傳中，已相對淡化對中共主體地位的強調，尤其是在2005年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之時，恰逢連戰、宋楚瑜、郁慕明等台灣「泛藍」政治人物接連登陸，當時相關歷史論述，也在相當程度上照顧國民黨方面的觀瞻。但從近期的抗戰勝利展覽，再到《東方主戰場》等紀錄片，以及官媒的各種表態來看，中共今年抗戰紀念的突出特點，是比以往更高調地強調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在戰爭中的作用，「敵後戰場是抗日戰爭的主戰場，中共是領導抗日戰爭的主心骨」，再度被高度強調，這甚至引發了台灣退役將領，前行政院長郝伯村的公開不滿。
北京的意識形態論述，首先服務於內政，其次才考慮統戰。從內政角度來看，強調中共對抗日戰爭的關鍵作用，是為了打通「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兩條意識形態線索。如果中共對抗戰的作用得不到強調，抗日戰爭勝利這一「民族獨立」的關鍵節點就難以成為中共執政的意識形態資源，民族主義的面向就只能是朝向未來的「民族復興」。隨着抗日戰爭的作用被不斷拔高，最高領導人必須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再次確認以下論述，使中國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的抗日戰爭，與中共的領導密不可分，抗戰的本質，是中共通過大力發展敵後武裝推動「人民解放」和堅定抗日實現「民族獨立」的統一。
回溯既往，中共強化民族主義的論述的同時，客觀上原來的革命論述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弱化。這一次抗戰紀念，成為再次強化革命論述的一個契機，更與最高領導人近來的嚴肅整黨進程相呼應。中共以「閱兵式」的形式，再度展現「八路軍」「新四軍」歷史與解放軍的歷史連結，構成一條始自1921年的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完整的，革命與民族主義統一的論述閉環。
進一步打通前後「兩個三十年」
強調鄧小平本身共產主義色彩的意味明顯，習近平旨在強調，鄧是共產主義事業的繼承者，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並未背離毛澤東時代國家富強的初衷。
早在習近平就任最高領導人之初，就提出「兩個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北京在改革開放前後，大體各佔三十年的時間，這一提法也被外界概括為對「兩個三十年」關係的闡釋。
從意識形態角度來看，「兩個不能否定」實際是中共一貫主張。一方面，不能像蘇聯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澤東；另一方面，又不能允許極左勢力打毛澤東的旗號反對1978年以來執政黨的執政路線。但事實上，打通前後兩個三十年，並非易事，畢竟在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以後的時代，中共的執政路線大相徑庭。
在意識形態上打通前後「兩個三十年」，其關鍵是要「找共同點」。改革開放以後，中共務實主義的、向西方開放、經濟上靈活以及意識形態上的民族主義，必須要在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中找到對應；而毛澤東時代的共產主義理想，也需要重新被拾起，成為官方「後三十年」論述中的組成部分。這種嘗試此前已經很多，譬如在鄧小平110週年誕辰上，習近平就強調紀念鄧小平首先要學習他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而在2004年胡錦濤紀念鄧小平百歲誕辰上的講話，首先強調的則是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個中變化，強調鄧小平本身共產主義色彩的意味明顯，習近平旨在強調，鄧是共產主義事業的繼承者，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並未背離毛澤東時代國家富強的初衷。
而在此番紀念抗戰勝利的系列活動中，中共在抗戰期間的作為，也被賦予靈活務實的生動面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被反復提起，官方強調這是中國抗戰的綱領性文件，因而毛澤東對中國的民族獨立的貢獻，影響持久而顯著；中共和美國等盟國的接觸，同樣亦獲強調，中共早在抗戰時期就有與西方打交道的經驗，這種靈活的取態，正是後來七八十年代從外交到內政的系統轉型的先行嘗試。
通過這一系列的論述建構，官方強調，從戰略到戰術，從國內建設到國際合作，中共都是最具有前瞻性的先鋒力量。中共後來的各種戰略調整，都契合中共自身從毛澤東時代確立的現實主義的哲學路線。毛澤東在現實政治中的符號意義，必然要被進一步激活。
現實政治與歷史的連結
習近平和江澤民、胡錦濤等有一個重大的不同，他的父親習仲勛，在抗戰期間曾是中共中央所在的陝甘寧邊區的政府主席，而他從政生涯的重要導師——原國防部長耿飈也先後在陝甘寧和晉察冀兩個邊區工作。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第一位在二戰結束後出生的中國最高領導人（也是第一位1949年以後出生的最高領導人）。然而，他對於二戰的個人情結，顯然遠遠高於他的前任們。
共產黨國家的傳統，對政黨的效忠和對領袖的效忠是一體兩面。而在中國，由於「文革」浩劫深重，中共明確禁止了個人崇拜，但領導人對於自身魅力形象的追求，仍然存在。習近平選擇在自己軍委主席上任不滿三年之時就閱兵，這本身就是樹立自己個人權威的重大舉措，對軍內甚至黨內的其他政治勢力，都是巨大的震懾。習近平在這次抗戰紀念中，不僅要人們瞭解中共的作用，更要理解他的家族情感。習近平和相關文宣的操刀者都清楚，習近平在抗戰和陝北問題上的情結，以及他固有的歷史資源，都能夠巧妙地為其大刀闊斧地執政舉措，提供可資大眾理解的註腳。
中共第二代漸次凋零後，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和抗戰之間的關係並不算強，甚至有的領導人在二戰期間的狀態，還存在一些爭議。然而，習近平和江澤民、胡錦濤等有一個重大的不同，他的父親習仲勛，在抗戰期間曾是中共中央所在的陝甘寧邊區的政府主席，而他從政生涯的重要導師——原國防部長耿飈也先後在陝甘寧和晉察冀兩個邊區工作。習仲勛和耿飈的政治資源，對習近平的意義自不待言，習近平少年時到陝北插隊的經歷，也可能導致他比常人更重的陝北情結。
在《東方主戰場》等紀錄片中，習仲勛、耿飈等角色悉數出現，個中意味非常明顯。雖然這些紀錄片和展覽並不會點名他們和習近平的關係，但其中的暗示已經非常明顯。現任最高領導人，於公於私，都是抗戰道統的繼承者。
習近平在黨內外的權威展現，將對包括十八屆五中全會在內的重大會議，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是我們後續觀察的要點。
（師愈聞，前智庫研究員，宏觀政策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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