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待統一/分裂的議題上，無論是泛突厥主義維吾爾知識分子或親蘇維吾爾知識分子都無一以貫之的立場，是否支持統一/分裂，往往受限於當時當地的地緣政治環境。
近日，捷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林昂（Ondřej Klimeš）出版的《以筆抗爭：維吾爾民族和民族利益的話語（1900-1949）》則幫助學術界填補了「近現代維吾爾認同如何發生」這一空白。林昂從活躍於1900-1949年間的維吾爾知識分子入手，分析他們所寫歷史著作、小說、詩歌、回憶錄、宣傳冊中的民族和民族利益話語，來還原維吾爾民族認同的形成和發展，以及這些精英對民族利益定位的變化。
林昂發現：19世紀新疆突厥語穆斯林已經形成基於宗教的准民族共同體——穆素爾滿（Musulman, 維吾爾語中為「穆斯林」之意，筆者注）。「穆素爾滿」具備形成民族的幾個特質：群體邊界、領土、民族起源、血緣神話、共同信仰、共同生活方式、 共同歷史、共同文化及群體認同感。這些特質在同治新疆回亂期間轉化為當地突厥語穆斯林聯合起來反抗清廷壓迫的社群動員（Communal Mobilization）。在毛拉·穆薩·賽拉米筆下，此時維吾爾社會尋求的民族利益是在新疆推行良治（Effective Administration）以及保障當地突厥語穆斯林的福祉，支持阿古柏趕走腐敗的清廷勢力則是實現民族利益的表現形式。
在第二章，林昂提出了幾個促使准民族的「穆素爾滿」認同向現代的「維吾爾」民族認同轉變的外部因素：清末民初中國內地的民族主義運動及話語構建；奧斯曼/土耳其的現代化和民族主義運動；沙俄突厥語穆斯林倡導現代化改革的賈迪德運動和試圖構建現代突厥民族的泛突厥主義；蘇聯推動民族識別的肯定性行動。
林昂認為，活躍在20世紀10年代—20年代的維吾爾知識分子，通過在新式學堂學習、海外留學等途徑，接觸到了正流行於中國內地、俄國、奧斯曼/土耳其的現代化和民族主義思想，促使他們超越伊斯蘭教重新塑造自己的民族認同。在書中，林昂援引大衛·布洛費（David Brophy）的研究認為，把「維吾爾」（Uyghur）和新疆的「穆素爾滿」（Musulman）聯繫起來的是德國語言學家朱利安斯·海因里希·卡拉普羅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1783-1835）和俄國哈薩克裔探險家喬罕·瓦里漢諾夫（Shoqan Shynghysuly Walikhanov，1835-1865）。
在新疆本地知識分子1910—1920年期間發表的文學作品中，維吾爾（Uyghur）作為新疆突厥語穆斯林的族名也開始出現，這些文字可以從受過新式學堂訓練的知識分子中找到。林昂認為，活躍在1910-1920年代的維吾爾知識分子與毛拉·穆薩·賽拉米不同，他們的作品實現了從傳統的宗教話語向現代民族話語的轉變，超越了基於宗教的準民族共同體，而視新疆的突厥語穆斯林為民族（拉丁維吾爾文：millet ）。
進一步的， 這批知識分子還提出了「祖國」（英文：Homeland;拉丁維吾爾文：yurt, el, ana diyar, ana yer, ana makan, weten）的概念。這與民族-國家的敘事恰好實現了對接。儘管他們所引入的民族（Nation）和祖國（Homeland）概念將間接影響1930年代維吾爾社會精英對民族—國家話語的構建和實踐，不過林昂並不認為此時的維吾爾知識分子視建立民族國家為主要的民族利益。
進入第三章，亦即1930年代，林昂認為有兩件大事極大影響了彼時的新疆民族和民族利益話語構建：一是1930年代初新疆穆斯林暴動孕育出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1933-1934）；二是1933年盛世才上台並推行親蘇政策。如果說1910-1920年維吾爾知識分子對民族—國家話語的建構還是較為抽象的，那麼參與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維吾爾知識分子則已經將建立民族國家的訴求具體化並且付諸了實踐。
林昂發現這些知識分子已將「祖國」（拉丁維吾爾文：yurt, weten）具體化為「東突厥斯坦」（拉丁維吾爾文：Sherqiy Türkistan），只是他們所建構的民族並不是維吾爾民族（Uyghur Nationality），而是包括新疆各突厥語民族在內的東突厥斯坦民族（拉丁維吾爾文：Sherqiy Türkistan milliti），在處理與新疆之外突厥語民族的關係時，這些知識分子會承認「東突厥斯坦民族」屬於廣義上的突厥民族（拉丁維吾爾文：Türk millet）。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知識分子將尋求獨立視作民族利益所在。盛世才政權治下的維吾爾知識分子則與這些參與叛亂的人不同，他們對民族和民族利益的思考可以從盛世才當局支持的《新生活》雜誌（拉丁維吾爾文：Yengi Hayat）中看出。這些知識分子受到蘇聯話語影響極深，他們不認為新疆存在統一的「東突厥斯坦民族」，而是存在着十四個民族（英文：nationality；拉丁維吾爾文：millet ）：維吾爾、哈薩克、漢、回、柯爾克孜、蒙、塔蘭奇、歸化、錫伯、塔吉克、烏孜別克、塔塔爾、索倫、滿，他們共同構成「東突厥斯坦人民」（拉丁維吾爾文：Sherqiy Türkistan Khelqi）。
當然，維吾爾族（英文：Uyghur Nationality；拉丁維吾爾文：Uyghur milliti）是其中最大的民族。需要指出的是，《新生活》雜誌中出現的「東突厥斯坦」只是地理名詞，與「新疆」是可以互換的。此時期，《新生活》雜誌中也出現了「新疆人」（拉丁維吾爾文：Xinjiangliq）作為指稱新疆居民的名詞。在獨立問題上，與參與穆斯林叛亂的知識分子不同，盛世才治下的維吾爾知識分子承認新疆/東突厥斯坦是中國一部分，他們希望實現在中國框架下的自治，這也符合盛世才的利益。除了獨立之外，兩個陣營對其他民族利益的定位基本一致，比如他們都希望在新疆施行良治、現代化和代議制政府等。
第四章是本書主要內容的終章，着重分析1940年代維吾爾知識分子的民族和民族利益話語 。正如1930年代一樣，1940年代的新疆也曾存在着兩個對立政權：取代盛世才的國民黨新疆地方政府以及受蘇聯支持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三區革命政權。對立政權的存在方便了林昂繼續按照兩條路線分析兩個陣營維吾爾知識分子在民族和民族利益話語構建中的異同。
林昂發現國民黨陣營中的維吾爾知識分子實際上也受到了泛突厥主義的影響，他們反對將新疆境內的突厥語民族進一步細分，而是主張新疆境內所有突厥語民族歸於一個民族—突厥，而突厥斯坦則是突厥民族的祖國。1940年代國民黨陣營中的維吾爾知識分子並不謀求分裂新疆，他們的「突厥—突厥斯坦」話語體現的是文化上的意義，他們希望在國民黨當局的中華民族話語建構中為本民族求得一席之地，確保自己作為中國少數民族而與漢族有同等的政治和文化權利，並將爭取地方自治視為本民族利益所在。
和國民黨陣營中的維吾爾知識分子不同，蘇聯支持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三區革命維吾爾知識分子則完全不理會泛突厥主義話語，而是沿用盛世才的民族話語，自認為是維吾爾族（Uyghur nationality）,與哈薩克族、塔蘭奇族、柯爾克孜族、烏孜別克族等一起構成了東突厥斯坦/新疆人民（Sherqiy Türkistan/Xinjiang Khelqi）。在民族利益的定位上，雖然起初他們希望建立獨立國家，但隨着與國民黨政府和談的進行，他們放棄了獨立訴求，轉而尋求在新疆建立自治政府。由於1949年國民黨勢力退出新疆，三區革命維吾爾知識分子受到中國共產黨新政權的重用，他們的民族話語實際上在建國後的新疆佔據了主導地位。
作為一部歷史學著作，林昂在這本書顯露的史料功底是頗為紮實的，他充分利用了維吾爾和漢文相關一手資料，也全面參考了既有的英文學術成果，使本書不失為現代新疆研究中的高水平著作。此外，林昂對維吾爾知識分子民族和民族利益話語的檢視，也使讀者對維吾爾民族認同的形成有新的了解：現代維吾爾民族認同的形成並不是單線發展的，而是存在着兩條不同的路徑。
泛突厥主義維吾爾知識分子構建的是統一新疆各突厥語民族的東突厥斯坦民族或者突厥民族，而親蘇維吾爾知識分子構建的是單一維吾爾民族。之所以後者主導了建國後新疆的民族話語，是因為支持三區革命的中國共產黨戰勝了支持泛突厥主義維吾爾知識分子的國民黨政權。在對待統一/分裂的議題上，無論是泛突厥主義維吾爾知識分子或親蘇維吾爾知識分子都無一以貫之的立場，是否支持統一/分裂，往往受限於當時當地的地緣政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