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
為了山間輕流的小溪，為了寬闊的草原，
流浪遠方，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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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順馨說，齊豫的這首《橄欖樹》，成為了她的北大情懷象徵。甚至，在不同的場合，都唱得那麼投入、動情，不只一次失聲痛哭。
她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院，是八九年，是北京經歷天安門民主運動，以及，血腥鎮壓的那年。她這頭長髮，是在北京讀書時慢慢花白起來。
八十年代，陳順馨帶着對中國河山的浪漫想像，流浪中國大地，交朋結友，寫詩，感懷遊子的心情。
「故鄉、母親、祖國等想像與當時支配着我的民族情懷，結合得天衣無縫。」
直到六四槍聲響起。
陳順馨的民族情懷就從河山轉為勇敢參與民運的中國人民。
那時北京戒嚴。為了自己的民族認同，為了和人民憂戚與共，她沒有放棄學習機會，隻身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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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國家
現年六十一歲的陳順馨，任職大學老師多年，剛退休。一直以來，她都熱心社區，投身女性主義運動，是新婦女協進會的創會成員，現在是活耕建養地協會的執委，在近沙頭角的南涌租地耕種保育。
陳順馨頭頂白菊，胸懷民族。要解釋這種情懷，得要回溯到七十年代，或者更早。
「七十年代裏頭，我濛查查（不知就裏），對中國並不熟悉。經歷六七暴動後，我們認識左派，但並不明白什麼是國粹派，最多只是與阿媽回大陸才有接觸中國的機會。」
那種接觸，是回鄉。那是羅湖海關，是成千上萬的人潮；是頭戴紅星帽子邊防員的嚴厲，是笨重行李與人潮構成的走難；是七十年代初的少不更事，也是無意識的國家經驗。
「對中國的理解還有國貨公司、當時文革武鬥後從大陸漂到香港的浮屍、還有毛澤東像及『東方紅』樂曲。這是一種對中國的不認識，迷惘，恐懼，好奇，最主要是不明所以。」
火紅的七十年代，最初只是一些人的七十年代。
1973年，陳順馨在教會認識的韓德民神父邀請她幫忙開展「官塘居民諮詢服務」的義工點，替當時「為民請命」的市政局議員葉錫恩做翻譯，接觸到七十年代基層市民所面對的房屋，福利問題，到訪了收容所，安置區等等惡劣的環境。到1973年進了理工學院，她參加了天主教同學會，讓她在思想與實踐上受到衝擊。
就是這樣，義工服務的開展以及成為大專生，讓她走進火紅的七十年代。
「我進入學生運動的渠道是天主教學生同學會，不是非常政治性，但強調服務，『非以役人，仍役於人』，例如在五一勞動節時在理工學院的飯堂幫工友收拾碗筷等。我當時都不會稱自己為社會派，只是後來回望才會這樣去理解自己。相對當時是國粹派的理工學生會，天主教同學會的性質是較關心本土的社會，因此讓我有機會理解香港本土的問題。我是從這些本土的問題出發，去思考殖民統治的問題，繼而反思資本主義。」
「這一方面是本土，同時相對的是家國的迷惘。當時我不是太明白學生會為什麼會不喜歡我們。」
「我最記得是學生會會撕掉我們貼的海報，而他們分給我們的錢是各屬會中最少的。還是不給？都忘記了，但肯定是非常不喜歡我們。我們的焦點是『關心社會』，他們舉辦中國週活動的時候我們沒有參與。我們隨天主教大專聯會做事，不是學生會的那條線，所以就會奇怪為什麼他們不喜歡我們。」
國粹派與社會派的差異在於意識形態，尤其是當時還處於「文革」時期，理工學生會擁護中共中央，認為天主教同學會是改良主義，不夠「進步」。
今天的陳順馨當然明白，那個時候「國粹」對她的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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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戶事件
1976年，香港大專學界裏的國粹派隨着中國「四人幫」倒台而失去了思想及組織上的支持，失卻了在社會上的影響力。
那個時候，陳順馨反而與一幫「社會派」的朋友進一步介入香港的社會問題，開始閱讀馬克斯、恩格思和毛澤東的作品，嘗試了解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從中探尋社會的出路。
畢業後她在香港旅遊協會（今旅發局）當了短暫的研究助理後，便加入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合一」）工作。當時的「合一」是比較激進的社工團體，提倡以衝突模式組織基層居民，爭取自身權益。公餘其間，她仍然參與觀塘居民諮詢服務的義務工作，包括與其他朋友一起在油麻地避風塘協助艇戶爭取上岸居住。
七十年代油麻地避風塘停泊了大小艇隻，今天已被填平成為了九龍西隧入口。由於漁民沒有經濟能力把日久失修無法出海的艇隻翻新，因而放棄捕魚，轉為上岸打工。上岸的漁民薪水低，無法置業，這樣一來，漁艇就變成住家艇。
艇戶的居住環境惡劣。因為沒有排污系統，污水與垃圾就只能倒在塘裏；為免風季到來令艇隻翻側，失去居所與家當，艇戶以繩子把艇隻聯繫起來，卻做成火燒連環船的危機；而由於地方狹小與船身搖晃，家長要以繩子把小孩綁在艇邊，防止他們掉到水裏淹死。
其實艇戶爭取上岸的行動始於七十年代初，但到了七十年代未才引起社會更大的關注。1978年，由十三個大專院校學生組織和一些較前衛的勞工、居民和社工組織（包括觀塘居民諮詢服務）所成立的「各界支持艇戶上岸聯合委員會」在12月24日前往輔政司署請願，要求房屋署集體安置艇房到岸上的臨時居所，被警方以行動未經批准為由被截。
「當年我們不叫公民抗命，當時會說遊行示威是我們的公民權利。其實在1978年的聖誕節遊行已被政府截了一次，我們知道1月7日再去是一定被捕的。」
1979年1月7日他們再次出發，遊行到港督府請願。當時山東街這個在雨傘運動裏衝突最激烈的地方仍未填海。
「我們一班人在山東街碼頭集合，與艇戶同坐兩架旅遊車前往港督府。我們兵分兩路，有些人乘旅遊巴，有些人直接在港督府那邊等候。」
「旅遊巴在紅磡隧道口被警察截停，顯然他們早已準備。然後警察就上車宣布我們非法集會，直接着令那兩架旅遊巴士開往中央警署落案。那些原本在港督府等候的人就到了警署門外聲援，另外些人就到港大開記者招待會。那時是葉錫恩替我們保釋的。我和一位艇戶小朋友最先離開警署，隨即前往港大參加記招。」
在1967年訂立的「公安法例」說明三個人或以上往同一個目的地就構成非法集會。56名艇戶老少男女與11個支持者，就是在旅遊巴上被「非法集會」的罪名被拘捕。這是艇戶爭取上岸化成「艇戶事件」的轉捩點。
1979年2月12日，67個被捕者同樣乘坐旅遊巴到銅鑼灣裁判司署受審，現場上百支援者聲援。
「有一點我一定要說。當時我們以各自的人脈去找人幫忙，其中一個聯絡到的是梁愛詩，當時她已是律師，她居然叫我們認罪。我們當然不理睬她。之後我們就找了余叔韶，是御用大律師。他幫我們免費打官司。後來判決的時候，艇戶不入罪，十一個支持者被認為知法犯法，入罪，留案底。我們上訴到高等法院，找了一個御用大律師列顯倫幫我們。」
「結果當然也失敗，因為這是政治判決，而非法律判決。我們其實也是有所預料，因此那次上訴的支持者帶了個花圈，上面寫着『民主已死』，打算一輸了便遊行。那個時候警察警告我們，如果再行進便拘捕。當時如果我們再被拘捕就會直接坐監，因此內部意見分歧，最後沒有繼續遊行了，就這樣結束。」
在七九年，民主已經死了。當然，八十年代的「民主回歸」，卻是後話。
「我們之後再上訴到英國樞密院，當然最後也是輸掉。」
艇戶的問題依然是沒有解決。1979年8月，颱風「荷貝」襲港，數小時內便吹翻50多艘停泊於油麻地避風塘的住家艇。
「當時政府要艇戶沉船後才可上岸，搬他們到新界。以前新界沒有交通，是很遙遠的，我們問為什麼不讓他們住在市區。政府回說沒有地方。但當時那個漆咸營其實是空置的，我們質疑為什麼不能讓艇戶住在那裏？」
「我們就說不如去佔領漆咸營，然後大家就冒着大風雨從油麻地走去尖沙咀。去到漆咸營時我們騎膊馬，爬了進去。當時托派有一個很強壯的人，忘了什麼名字，他彎下了腰，讓我們踏他的背爬進軍營，佔領了一星期到十多天左右，有十多人，有艇戶，有支持者。」
其實在「佔領」的第二天，他們已被警察重重包圍。
「我們還在裏面開會，有人就從外面運水運糧食進來，後警察叫我們走，我們不從，他們封營，不准人進來。接着我們後援不繼，斷水斷糧，最後就走了，但警方沒有拘捕與控訴我們。」
這些參與社會的種種與及要面對的風險，讓陳順馨及一些積極參與社運的社工，想到成立工會的需要。1979年4月的一次中國旅行中，她與麥海華在內的六位社工在長江三峽的船上，正式商議組織社工工會，回港後成立了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那次中國之行，讓陳順馨感受到的，還有是鄉土情懷。
中國1979年的改革開放，更讓我有機會多次以遊客的身份踏足家鄉以外的中國土地，滿足我對感到自豪的「社會主義祖國」、「錦繡山河」的想像。現在還起得1979年在昆明第一次見到從越南戰場回來的解放軍、在重慶走在「毛主席走過的路」上、在長江三峽發思古之幽情時那份興奮和浪漫，但我對中國的認識其實不深。
── 《正值銀杏生輝──記北大》
這種認識不深，成了陳順馨日後尋根尋民族身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