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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雋:香港是否依然是強城?

萬一政策制定者的行為軌跡不再是順應需要並引導潛力,是否還會繼續激發出香港的「強城」能量呢?


整個香港市中心的人口和工作密度領先於其他任何城市。攝:Victor Fraile / Reuters

5月在藝術中心看「進劇場」(Theatre du Fif)的作品《樓城2015》(The Will to Build 2015)。這個劇團的特色之一是採用「引錄劇場」(Verbatim Theatre)方式,角色的話不是憑空創作,而是「引錄」——他們就特定話題背景採訪一些人,把他們所說的話作為劇場角色的語言再現,讓這些真人真事的、日常的話語,以新的存在感呈現。

其中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片段,是當時擔任市政局議員的杜葉錫恩(劇場角色由Sean Curran詮釋)為寮屋居民爭取新居所。五六十年代,香港政府為了快速解決寮屋區的火災、衛生和公共秩序問題,制定粗略的徙置計畫,旨在遷出居民、清拆寮屋了事,對他們之後何處安身不聞不問,一度有數百戶居民只能露宿山頭,向杜葉錫恩求助。之後政府在西貢山頭墳場開闢木屋區,容納數千居民,卻沒有水也沒有交通。儘管窘迫如此,有了穩定居所的居民已是非常滿足。杜葉錫恩又再追着官僚跑,政府方才勉強同意修建儲水池和水管。

最吸引我之處,是杜葉錫恩所講述這件事中一種極端化的情形(寮屋被拆、居民露宿、徙置於墳場山頭、沒有水),以及這種極端的情形即將觸底前政府勉強作出的社會管理或援助行為(提供水車,修建儲水池和水管),這二者之間的一種平衡,這種平衡吝嗇、沒有人情味,但又勉強實用,讓危機免於失控,為將來的變化留下餘地。

這自然可以簡單視為一個官僚與民瘼的悲劇。然而我還想看到,香港在十幾二十年後變成一個楷模般的城市,不是憑空而出,而正是在這窘迫的基礎之上。在十幾二十年甚至更往後的時間裏,居民、官僚、居住、建設、管治,這段往事中各種元素都依然存在,並遵循某種“DNA”在朝前發展。如果從「居住—建設—管治」的角度看,它的資訊比情感上的批判與同情豐富得多。

我用DNA來比喻這條路徑的脈絡,是因為如果理解不了居民與那樣極端化居所的共處方式,如果理解不了政府堪稱慳吝的管治手段,就理解不了後來公屋、市政中心、工廠大廈,乃至新市鎮在香港的存在方式,甚至可以從中揣摩今天香港在建設與管治上的難堪之處。

這個疑問本身是否成立呢?正是在這不久後,我讀到了《香港造城記》(下文簡稱《造城記》)這本書,找到了很重要的一部分答案。

城市規劃與政治場域中的實用主義

《香港造城記:從垂直之城到立體之城》(The Making of Hong Kong: From Vertical to Volumetric)的主題是香港的建築與規劃,作者是墨爾本大學的三位建築與規劃學者Barrie Shelton、Justyna Karakiewicz、Thomas Kvan。

建築與規劃,是專業技術角度。城市與社區,是無論左中右都只能客觀對待的話題。然而經過數十年,城市建築本身終究長出了一個自己的樣貌與性格,攜帶着香港這座城的基因。作者從建築規劃角度觀察到的香港基因中,有這麼一點:

(英國殖民管治時期)半專制化的政府不斷地仔細觀察潮流的發展,經常是在極端化的情形下對事態進行小心的干預,以加強對已確立的趨勢的控制並引導它們的潛能。

作者從城市規劃中看到的,與政治觀察者看到的是同一組DNA——英國管治中貫徹始終的實用主義。鄺健銘形容港英政府與民間的關係時說:「只有到了拖無可拖的地步,政府才會加強社會援助;不過,到了這些時候,港府往往能反應迅速,有效率地推行新政策,化解管治危機。」(《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這種「拖延—觀察—漸進式干預—順應趨勢—推出新政引導潛能」的套路,在「造城」時發揮作用。極端的狀況不斷產生壓力,又在引導下不斷釋放潛能,於是,在《造城記》作者眼中,香港逐漸成為一座極具形式感的城市,其城市建築由此在全世界呈現出一種奇觀景象。

書中把香港人司空見慣、建築規劃學者眼中的經典實驗案例分類羅列:連接旺角東鐵路站與旺角地鐵站人行天橋長達400米,其中150米無出口;連接中環到半山的扶梯由18架自動扶梯和3架移動步道組成,覆蓋800米距離,攀升135米高度;曾經存在的九龍城寨以2.6公頃面積容納了35000人居住(時至今日,重慶大廈依然在延續它的基因);基座連成一體的龐大的集居住與生活消費為一體的建築「群島」,分布於香港各處;同一棟建築在不同地面的出入口把城市的空間折疊起來,在世界其他城市僅限於一個平面的各種功能,在香港被折疊到一個立體的空間內。

日本經典動漫《攻殼機動隊》把香港特別是九龍城寨設定為未來故事的發生場景。外人在造城的超現實結果面前目瞪口呆,卻不知道造城的過程恰恰是最現實的。居民、發展商、政府,逐次從傳統街區、陡峭的山脊以及海面「借來地面」,最後達至「重新定義地面」這一超現實的結果。

香港無法改變的「強城」角色

作者給了香港一個定義——「強城」。它不但具有超高的密度:在相同的面積之內,整個香港市中心的人口和工作密度領先於其他任何城市,而且居於其中的人、城市服務、設施,以及城市形態相互作用激發出的活力和強度也堪稱楷模。「香港仍然是一個強城,並且幾乎沒有改變的跡象。」

從香港造城的極端化軌跡和無法改變的「強城」角色來看,現在和未來對香港的任何構思若脫離於實用主義,都難以樂觀視之。

從造城之初到九七,香港都不是以一種先驗、概念性、氣勢磅礴的藍圖去規劃和建設。多出口的樓宇、剪刀走火梯、世界第一的人均手扶梯、超長的行人天橋、把地基連成一片並在此之上建造高大的居民塔樓,都不是從先驗的概念而來,而是從一點點的現實需要和趨勢中形成。(甚至現在為人痛恨的發水樓也是這種現實的一種,但是否能成為一種穩定的趨勢,是否會受到干預,依然還在形成中。)

值得一提是,作者在《造城記》的最後,附加了一篇對於旺角改造和古洞新市鎮規劃的意見。那是一幅相當樂觀的圖景,可是,恐怕作者在此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現實性——過往香港的規劃都是基於本地居民現實的需要,但如果萬一政策制定者的行為軌跡不再是順應需要並引導潛力,而是前所未有地把自身先驗地融為某種大構思的一部分,是否還會繼續激發出香港的「強城」能量呢?

(《香港造城記:從垂直之城到立體之城》;作者:Barrie Shelton、Justyna Karakiewicz、Thomas Kvan;譯者:胡大平、吳靜;出版:電子工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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