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政經論衡

周舵:官僚特權與社會潰敗(上)

腐敗腐敗事實上已經成為官員工作的激勵機制、社會運行的潤滑劑,沒有它,官員不作為、懶政怠政,日常生活荊棘遍地、寸步難行。


中國軍方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走過。攝:Lintao Zhang/Getty
中國軍方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走過。攝:Lintao Zhang/Getty

前段時間,美國洛杉磯地區發生的中國留學生綁架案轟動當地社區和中國大陸。這6名綁架凌虐同胞的中國留學生被告,很可能面對終身監禁的嚴厲刑罰;而其中一名留學生的家長試圖用「錢能擺平一切的」中國式思維解決問題,也因涉嫌賄賂證人被抓。

事件曝光後,中國網民幾乎清一色拍手叫好——「讓美國人教教你怎麼做人!」,幾乎所有的中國網友都絲毫不掩飾他們的開心情緒,「好,就該這樣治治中國人!」有網民留言說:「這樣的事件中國比比皆是,這些欺凌事件在中國根本就『不是事』。」

為什麼欺凌事件在中國根本就「不是事」?因為中國的現實是,第一報警沒用,大案要案都抓不過來;第二即使報警,施虐者也會逃脫法律懲罰——在中國,那些非富即貴又會辦事的父母,什麼事都擺得平。

「什麼事都擺得平」,一葉知秋,這件新聞暴露了中國大陸這隻爛蘋果嚴重腐爛的核心:社會潰敗(筆者前北大同事孫立平語),以及社會潰敗的主因——官僚特權腐敗。

腐敗的根子在制度,制度的根子在極左

制度的根子毋庸諱言,就是極左的馬列毛意識形態。

八十年代的中國,市場經濟急劇興起,卻沒有法治、憲政對官員權力的約束,腐敗開始蔓延;但比起二十餘年後的現在,那時的腐敗不過九牛之一毛,但僅此一毛也引發了89年的學潮。

依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邏輯,中共照例將學潮歸咎於「國內少數敵對分子和西方國家顛覆中共政權的陰謀」,對自身制度性的特權腐敗則輕描淡寫,「重重拿起(「腐敗再不治理就要亡黨亡國」),輕輕放下(「腐敗只是由於個別官員禁不住西方腐朽思想的誘惑」)」,以至於腐敗今天已經滲透中國社會的每一個細胞、深入中國人的靈魂深處,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腐敗事實上已經成為官員工作的激勵機制、社會運行的潤滑劑,沒有它,官員不作為、懶政怠政,日常生活荊棘遍地、寸步難行。以法治國家的嚴格標準衡量,可以說幾乎沒有哪個中國人是不腐敗的,有幾個中國人敢擔保「我從來沒有給掌管某種稀缺資源的人送過禮、走過後門」?中國人痛恨別人的腐敗,假如自己有了權則照樣腐敗。這次留學生事件,無非就是這個全局性、滲透性、糜爛性社會潰敗的一個縮影。腐敗惡化到這步田地,任何「懲治」都已經無濟於事——你不可能把億萬中國人全都抓起來。

現在,「腐敗的根子在制度」、在於對官員權力的制度性監督約束缺失已經成為共識,而這在十幾年前卻還是禁忌,在毛澤東時代則乾脆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嚴重罪行。如果有人進一步追問,制度的根子在哪裏?對不起,時至今日仍然是禁忌!

制度的根子毋庸諱言,就是極左的馬列毛意識形態。為什麼這樣說?

馬克思發明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斷言,人類歷史是按照「歷史必然規律」「螺旋式上升」的,全世界所有民族或早或晚都要在此規律的支配下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進步到共產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進步」過程中,歷史必然規律找到了自己的物質載體——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代表着最先進的生產力,是最先進的階級,他們大公無私、最有革命覺悟、最守紀律、最有道德,等等,總而言之,人間一切美德都集中在他們身上。

列寧至死都從來沒有想到過,馬克思的這套「科學理論」簡直就毫無科學根據,完全是書呆子在書齋裏用黑格爾哲學「辯證法」編造出來的偽科學;等到列寧要把這套「宇宙真理」付諸實踐,準備依靠工人階級去完成「偉大歷史使命」的時候,卻發現工人階級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他們對承擔歷史使命毫無興趣,只關心改善自己的生活。列寧一個急轉彎,把馬克思的「客觀必然規律」甩在腦後,決定自己親自動手,組建「無產階級先鋒隊」代行「偉大歷史使命」。為了自圓其說,他斷言馬克思所認定的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不可能因資本主義危機自發產生,必須由他的先鋒隊從外邊「灌輸」進去。

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是沒有一絲一毫「權力制約」成分的,且不論馬克思本人的願望如何,他這一大套「學說」只要訴諸實踐,無一例外,必定會按照其內部「鐵一般的邏輯」(列寧最喜愛的表述之一),導向極權主義。

這還不算,先鋒隊為了完成歷史使命必須遵守「鐵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他命名為「民主集中制」——事實證明其中的民主必定越來越少,最後只剩下集中。他說他這套「理論」是對馬克思學說的「創造性發展」,不是背離更不是修正,但第二國際的領導人都不認賬(此時列寧也屬於第二國際),為此「國際共運」爆發了一場大混戰,結果就是第二國際走向中左的社會民主主義,到二戰結束後終於告別馬克思,回歸了西方文明主流,其「社會主義」就是平等主義的道德訴求,體現在政治上就是國家要承擔對窮人的關懷照顧,舉辦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列寧則自行創建第三國際,堅持馬克思極左的三大「革命精髓」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的支部,必須絕對服從共產國際(即列寧斯大林)的領導。

二戰後在斯大林大力援助下趁勢建立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按照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列寧「無產階級先鋒隊絕對領導」的教誨,無一例外,全都演變為極左的極權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事實上是最高領袖對全黨、全民的專政,民主就是舉手擁護,自由就是服從領袖——馬列主義者絲毫不覺得這裏有任何不妥之處,蓋因領袖是先鋒隊最傑出的代表,先鋒隊是先進階級最傑出的代表,先進階級是先進生產力、歷史必然規律、人類前進方向、全體人民根本利益(即實現共產主義人間天堂的「宏偉理想」)……總而言之你可能想像出的一切人間好事的傑出代表——按照這個推理鏈條,領袖便理所當然、不容爭辯、堂而皇之地成為人間的活上帝。上帝還需要權力制約嗎?因此,不管各派馬克思主義者如何挖空心思地為馬克思辯護,都無法掩蓋一項基本事實:

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是沒有一絲一毫「權力制約」成分的,且不論馬克思本人的願望如何,他這一大套「學說」只要訴諸實踐,無一例外,必定會按照其內部「鐵一般的邏輯」(列寧最喜愛的表述之一),導向極權主義。西方各派馬克思主義者百般狡辯,說極權主義這個惡魔是列寧、斯大林製造的,與馬克思無關,他們實在是連最基本的學術良知都缺失了。

官僚特權愈演愈烈

這場黑白顛倒的大規模民粹主義價值觀戰爭,把一切人類文明準則徹底顛覆,他養育出的眾多「頭足倒立」的反人道反文明人格通過代際傳遞,不但現在集結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勢力,還會一代一代傳承下去,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大阻力。

平心而論,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並不僅僅是權力鬥爭,還有其平等主義、反對官僚特權的烏托邦理想主義的一面,而正是這一面至今迷惑着為數眾多的毛粉。

不懷偏見的人都無法否認,文革時代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官不聊生」的時代,此前照搬斯大林體制形成的官員特權幾乎全部取消不算,各級官員還要被趕下鄉去,「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吃苦在前,享受在後」——這一手不但大得國內人心,更贏得了全世界左派的熱烈擁戴,一時間毛澤東真正成為「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照貓畫虎,毫不意外地同樣騙取了億萬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至於代價——極其嚴重的侵犯人權紀錄和人道災難、個人自由幾近於零、教育倒退、文化荒漠、野蠻盛行、文明掃地以盡、「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邊緣」……對不起,那算什麼,「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世上哪有免費的午餐」?

毛髮動的這場黑白顛倒的大規模民粹主義價值觀戰爭,把一切人類文明準則徹底顛覆,他養育出的眾多「頭足倒立」的反人道反文明人格通過代際傳遞,不但現在集結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勢力,還會一代一代傳承下去,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大阻力。這樣一股史無前例的反文化反文明潮流,在「反對官員特權腐敗」這一撥動大多數中低收入階層心弦的訴求上,卻實實在在佔據了道德高地,對他們具有不可抗拒的極大魅惑力。這是不容忽視的中國現實,任何中國問題的研究評估,都必須立足於這一現實,否則一定墮入主觀臆測。然而很不幸,太多的中外觀察家都嚴重忽視了這項事實——尤其是其中的激進民主派,和各色制度決定論者。

馬列毛極左意識形態奉為神聖,不但極大地鼓舞了極左新毛的氣燄,更嚴重的後果是,從根本上抽空了改革開放的合法性基礎,製造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價值觀對立,導致了對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執政黨自身的信任危機,以及全社會什麼都不相信、憤世嫉俗、冷嘲熱諷、極端自私冷漠的犬儒主義風氣。

令這一尷尬局面雪上加霜的是,「徹底否定文革」把毛派的這一反官僚特權合理訴求也一並否定了,不但官員文革前享受的特權完全恢復而且急劇膨脹,從上到下,從思想觀念、利益追求到生活方式,各級黨政官員完全生活在與民眾隔絕的「另一個中國」,不接地氣、不了解民情社情,甚至和各種社會渣滓、黑社會沆瀣一氣,墮落到了反人民、反社會的邊緣。

惡性膨脹的官員特權再與不受法治約束的市場經濟結合,通過權錢交易迅速培育出一個非法聚斂了世所罕見的巨額財富、極力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權貴資產階級;這一橫徵暴斂、橫行霸道的極少數人比法國大革命前遭到人民切齒痛恨的舊貴族更容易煽起幾乎所有中國人的仇恨怒火,令全體官員和富人也遭受池魚之殃,成為民眾仇官仇富的對象。

更荒誕的是,中共至今仍然把毛澤東極左民粹極權的思想利器、改革開放的理論死敵——馬列毛極左意識形態奉為神聖,不但極大地鼓舞了極左新毛的氣燄,更嚴重的後果是,從根本上抽空了改革開放的合法性基礎,製造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價值觀對立,導致了對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執政黨自身的信任危機,以及全社會什麼都不相信、憤世嫉俗、冷嘲熱諷、極端自私冷漠的犬儒主義風氣。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這種局面一方面嚴重阻礙下一步的改革,另一方面卻也嚴重阻礙了激進主義的替代選擇——自私自利的理性人沒有任何投身革命的熱情,因為革命的個人代價高昂而回報太不確定,所以他們寧可選擇搭便車;即便革命偶然成功,一個道德潰敗的社會也絕無可能建立起良好運轉的自由民主,這就使得革命更令人不可接受。民主化理論、特別是其中的「政治文化研究」表明,民主社會必須有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兩塊基石支撐,單腿蹦的「制度決定論」或「文化決定論」都是錯誤的;而民主制度容易引進,民主文化卻必須經過長期的艱辛培育。

因此很清楚,我們只有走「全面深化改革」之路。

然而,改革談何容易!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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