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變動中國

陶儀芬:中國模式VS「看不見的手」

在「中國崛起」的激動情緒下,國家在經濟基本面不好時以「暴力救市」扭轉跌勢,是信仰上的必要作為。


股民在證券行觀看股票報價。攝: Aly Song/REUTERS
股民在證券行觀看股票報價。攝: Aly Song/REUTERS

亞當斯密(Adam Smith)將市場喻為「看不見的手」,兩百多年來,經濟學的發展就是在尋找這隻看不見的手的運作規律。關於金融危機發展過程的規律恐怕沒有人比經濟史學家查理士肯特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的掌握更精準,觀察自十八世紀以來許多金融危機發展的過程,肯特伯格於1978年出版了《瘋狂、恐慌與崩盤》(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一書,至今仍被公認是分析金融危機最好的一本經典著作。

書中肯特伯格歸納出金融危機發展分為瘋狂、恐慌與崩盤三個階段:起初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的獲利機會帶來市場的樂觀氣象與買氣,價格節節攀升,樂觀氣氛越來越濃厚到一種瘋狂境界,市場上每一個人都很興奮也感到不敢置信,在這種患得患失的感覺中,莫名的恐慌會在完全無預警的情況下突然出現,市場上一直存在的空頭立場不知為何一夜之間變得比較可信,市場出現恐慌賣壓,接着暴起暴落,一次跌得比一次深,一次漲得比一次少,等市場普遍承認熊市來臨時,其實已經是崩盤的谷底了。

自1990年代以來,全球金融市場幾乎每年都有金融危機發生,《瘋狂、恐慌與崩盤》也成為華爾街投資者的教戰手冊之一,並且啟發了晚近行為經濟學家許多關於金融危機發生的因果機制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成功預言美國次級房貸危機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席勒(Robert J. Shiller)的《非理性的榮景》(Irrational Exuberance)。

席勒與肯特伯格一樣,不認為人類的市場行為是完全理性的,認識到情緒在市場行為的重要性,席勒與其他行為經濟學者結合心理學與經濟學的分析概念來研究市場在牛市與熊市時的過度反應行為,為肯特伯格的歷史歸納提供微觀理論基礎。

用「看得見的手」頂住「看不見的手」

今年6月中國股市在一年的「瘋牛」走勢上漲將近150%後突然暴跌,兩週內下跌30%,雖然海內外市場分析多半認為這是漲得太多太快的必要修正,頗符合上述經濟學家發現的金融市場規律,但中國政府卻祭出一連串包括大規模注資、停盤、公安抓人、民族主義情緒動員等手段「暴力救市」,想用國家「看得見的手」頂住市場「看不見的手」,看得全球金融市場與經濟學家傻眼。

一個多月下來,「暴力救市」似乎越救市場越恐慌,完全沒有止跌回升的跡象,反倒是嚴重賠上了中國政府的威信。

國際輿論普遍懷疑李克強到底懂不懂市場經濟,大量外資撤離中國市場,連帶許多亞股市場都跟着遭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甚至在《紐約時報》為文嘲笑中國領導人是「沒穿衣服的國王」(naked emperors),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成長是不爭的事實,但不要再說這與中國領導人有什麼關係,因為這次救市證明,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那習李是真的這麼傻嗎?中國「國家隊」的支持者會說:不是傻,是有人「惡意作空」,所以政府一定要出手!

從6月股市暴跌開始,市場上就瀰漫着「惡意作空」的傳言,起先傳言指向外資、甚至美國政府,舉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散戶慘賠也要支持政府,但由於中國市場封閉,外資可操作的工具實在太少並且規模也實在太小,可信度太低,「惡意作空」傳言中的黑手就轉向境內與習近平權鬥的江澤民、曾慶紅家族。這樣的傳言永遠無法得到證實,但在像作戰一樣的救市過程中,這類傳言成功地扮演了區分敵我、堅壁清野的角色。

在這樣的氛圍下,相信市場運作規律的投資者想要拋售股票都成了與黨中央權鬥的共犯了!傳言的寒蟬效應一定程度也起到了抑制空方的作用。

經過一個多月救市沒有起色,現在「國家隊」又出現政府花大錢是要承接散戶手中股票,目的是為了挽救血本無歸的中產階級的說法。雖然目前上證指數還是停留在開始救市時的3500點上下,看似百忙一場,但政府從股民手中接收股票的任務已經圓滿達成,犧牲自己拯救蒼生情操是可佩的,反正國家有的是錢,也有的是提出市場利好的政策工具,股市遲早還是會漲的。

「國家隊」要證明中國例外

事實上,這波中國股災要放在更大的經改路線分歧的脈絡來看。自從本世紀初,為中國帶來高速經濟成長的「世界工廠」發展戰略,因國內生產成本提高、國際保護主義高漲等因素,漸漸遇到瓶頸,中國要發展內需成為「世界市場」的戰略因此就被提出。

一般經濟學者普遍主張,中國要發展內需,必須要進行市場制度深化改革、縮小城鎮與農村、國家與社會的貧富差距,國退民進,藏富於民,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十三億人口大國的「世界市場」才能建立起來。

但中國政府並沒有這樣做,不但持續利用國有銀行體系的低利存貸機制讓人民長期補貼國家,「劫貧濟富」,並巧妙地運用金融全球化的機會,從中央到地方協助國有企業在海內外資本市場包裝上市,全球圈錢。

在這實際上國進民退的過程中,為了要讓市場上更多的資金願意投資中國國企,「北京共識」、「金磚五國」各種行銷口號就被主要承銷的西方投行發明出來,炒高市場對中國國有資產未來實現價值的期待。這段期間,雖然中國國有企業成功地在海內外資本市場圈錢,畸形虛胖,中國內需市場並沒有發展起來,國內消費佔GDP比例不升反降。

2008年金融海嘯讓美國國力受到嚴重衝擊,中國國內的「國家隊」忘了中國經濟仍面對內需不振、資源配置扭曲的問題,拾起先前西方投行為商業目的發明的「北京共識」等概念,大談「中國模式」,主張中國崛起是西方啟蒙以來的社會科學理論所無法解釋的(當然包括經濟學關於「看不見的手」運作規律的相關理論),以政府萬能為核心的各種各樣「中國例外」的學說與信仰成為顯學,期待習李政權運用國家「看得見的手」打造西方理論無法解釋的中國崛起路徑。

在「中國崛起」的激動情緒下,國家在經濟基本面不好時,可以在一年之內強力用政策來創造「瘋牛」股市,以「暴力救市」來扭轉跌勢,都不是理論上的不可能,而是信仰上的必要作為。不然,這「中國例外」的戲要如何唱下去呢?

(陶儀芬,台大政治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經濟全球化、政治發展與民主化、東亞政經發展與中國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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