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撕鬼子、時空穿越、石頭砸飛機、裸女受酷刑……這一年來，不少離奇、暴力、血腥、色情的電視劇情節充斥在中國螢屏上，它們的故事都發生在一個共同的時間背景，1937﹣1945年的中國，抗日戰爭時期。
這類劇情太多，以至於觀眾給它們一個戲稱：「抗日神劇」。連人民日報也看不過去，批評「血肉之軀鑄就的抗戰精神」在「神劇」中已「被空洞化和遊戲化」，變作掩護暴力刺激的一張虎皮。
神劇雷人歸雷人，官媒批評歸批評，但是在抗戰七十周年的大背景下，「抗日神劇」似乎仍然不乏其市場。
「只要是電視台故事發生在1900年以後、1945年以前的，電視台都會要求往裏加抗日劇情，他們覺得這樣好賣。」八零後的青年編劇李沅告訴我，他最近撰寫的一部民國商戰劇就被要求將背景後調20年，以便接上抗日戰爭，而其中的反派也要改為日本人。「抗日現在已不僅是一種題材，而是一種類型，可以與其他影視類型自由嫁接。」
雷人的抗日神劇是怎樣炮製出來的？我決定頂着網友「炮火」，到「抗戰「最前線」——浙江橫店影視拍攝基地親身體驗。
2014年橫店拍了3000部抗日劇
5個小時之前，我還在一個典型的中國式小城車站——人來車往，黑車司機堵在出口拉拽顧客，刺耳的廣播提醒着下一班長途汽車的目的地和「行李要通過安檢」。人們一手拎着紅白藍編織袋一手舉着吃食，大聲談論着炎熱的天氣。一切都是那麼喧囂、鮮活而真實。
但現在，我已身處中國歷史上最殘酷的戰場之一。
空氣中硝煙彌漫，地上的草幾乎全部枯萎了，那是多支「部隊」反復踩踏的結果。填充着糠皮的「沙包」散亂一地，一道道鐵絲網橫七豎八地向遠處延伸。大約30米開外，十幾名「日軍」正緊張地貓在戰壕裏，一起對着空無一物的前方掃射。一連串「砰砰」聲回蕩在這小小的山谷中。突然「轟」的一聲巨響，他們身後的一隻「火彈」毫無預警地爆炸了，火光沖天，熱浪撲面而來。我忍不住伸手護住臉尖叫了一聲。
等我回過神來，不禁深感不好意思——只見我的兩位嚮導端坐在原地，面無表情，顯然對這樣危險性相當大的激烈「戰況」早就見慣不驚。
他們是22歲的姜濤和42歲的邢文傑，都是常駐橫店鎮的男演員。邢長得高大威嚴，穿着一整套上世紀40年代制式的國民黨軍官制服，手握木頭仿造的「衝鋒槍」正在候場。接下來，毫無懸念地，他帶領的「國軍」將成功反擊，其中由偶像派演員飾演的主角日後會投靠共產黨；而我眼前這隊「鬼子」將被血腥地殲滅，一如他們的戰友在中國電視劇中一貫的結局。
現在是2015年的5月。對於生活在橫店的人們來說，這一切早已成了日常。由於一直有大量抗日題材影視劇在此取景，早在3年前，這個中國最大的影視拍攝基地就被戲稱為當代「最重要的抗日根據地」，號稱「一年消滅近十億鬼子」。
2014年，中國國家廣電總局要求國內各地方衛視「加強播放愛國和反法西斯題材劇」，推進宣傳「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這將抗日劇的攝製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橫店這一年接待的178個影視劇組中，一半以上拍攝的都是抗日題材。按每部中國電視劇的平均集數約為37.3估算，在2014年，光是橫店就出產了3000餘集抗日電視劇。與此同時，美國電視劇的年度總產量僅是5000集左右，其中戰爭題材不到10%。
抗日劇一家獨大，也使橫店的群眾演員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據說，數年前古裝劇盛行時，這個著名群體的男女比例曾一度達到1比7，宮女、侍女、俠女隨處可見。而現在，根據橫店影視娛樂有限公司一位工作人員估算，在橫店演員工會註冊的約三萬名群眾演員中，男性佔到了70%以上。他告訴我：「女的在這往往呆不了幾個月，找不到工作。抗日劇就是要很多男的去演『兵』，即使有點女角色，除了主演級別的女八路、女軍官之外，大多都是村姑、妓女和被日軍糟蹋的花姑娘。」
而隨着抗日劇同質化競爭的加劇，各類刺激感官的噱頭也越來越常見，情色情節尤其能吸引觀眾關注。上述工作人員就認識橫店的一支「花姑娘」專業戶隊伍，也清楚她們的「價碼」：一般情況出演一天100塊錢，被「鬼子」扯上衣500，被扯褲子600-800，全裸受辱則要1000元以上——「不全裸拍出來會穿幫，她們也早就麻木了」。
對懷揣明星夢來到橫店的小夥子來說，機會一下子多起來。
老家在黑龍江齊齊哈爾的濤來橫店已經3年，此生扮演的第一個角色就是某個日本特務的跟班。在這裏，他出演的影視劇九成以上是抗日題材，日薪也從最初的不到40元漲到了數百元。八路軍、「國軍」、狗腿子/漢奸、土匪、農民和「鬼子」，是他總結出的六大「工種」。不論是冷峻地點頭施禮、喊一句清脆標準的「はい」（是），還是一臉諂媚地搓着雙手討好：「太君，要不要斃了這個八路」，都是他引以為傲的基本功。當然，只要可以選擇，他還是會演八路，「被家人看見我演鬼子總不太好吧。」
最令姜濤興奮的，還是在抗日劇拍攝現場接觸各種著名演員。比如演刑警成名的李成儒，以TVB古裝戲著稱的港星葉璇，以及因演繹社會問題劇《蝸居》中的貪官而「大器晚成」的張嘉譯。因收到嚴格的播出限制，現在中國古裝劇和刑偵劇的產量已下降不少，社會問題劇更是幾乎絕跡。因生計所迫，曾散落在不同劇種中的中國明星，在近幾年都不約而同地轉向出演「抗日英雄」。
看完了《希望使命》今天的最後一場戲——剿滅「鬼子」後，將士們在夕陽下祭奠死難的戰友；英俊白皙的主演們軍服儼然、毫無損傷，似乎剛剛那場大戰不過是一碟小菜——我對自己明天會在另一部抗日劇片場親身當群眾演員的體驗充滿了期待。
抗日神劇創作法門
到了翌日上午10點，我早已被身上的化纖旗袍勒得不敢出氣，還得忍受其散發出有些年頭的汗味；腳下的高跟鞋中，鞋墊早已磨破，積着厚厚的污垢；頭髮則被辮成一大坨髻，頭皮扯得生痛。
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中，我盡職地扮演着一位路過的民國女士，在騎着黑馬、英姿颯爽的男主角背後走來走去，在「城門」口佯裝驚恐、被粗魯的國民黨士兵搜身，如此反復。
在發展已逾20年的橫店，想要當一次群眾演員並不那麼容易。你需要在演員工會、位於興盛路10號的彩印館和東陽市派出所之間往返幾趟，湊齊各種證明和印章，用以申請代表演出資格的演員證。此後，男性群眾演員還要接受半天到一天的軍訓，學習站軍姿、敬禮和列隊等參演抗日劇最基本的「技能」，才能開始演出工作。為了省下繁瑣的手續，我四處請托，才得以混進今天的群演隊伍。
但是那些傳說中的抗日神劇式大場面——英雄們徒手撕開「鬼子」、用石頭打下飛機、騎着哈雷摩托行軍——都沒有出現。今天，這部名為《最後的戰士》的抗日劇只拍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文戲：上世紀40年代，一小股國民黨軍隊出現在湖南西部的少數民族自治州縣城，以搜查日軍為名肆意妄為；但很快，他們也要被送上殘酷的戰場。
劇本設定的「湘西小城」，與無數同類影視劇中出現過的舊上海/天津/北京的市貌無甚區別，甚至連街邊看板上的地址都寫着「上海飯店」。群演們穿着陳舊的、污跡甚至血跡斑斑的旗袍、長衫和軍裝，忍着笑走位、攀談。誰也說不清自己演繹的是什麼時候、哪裏的故事，甚至看不出出征的到底是「國軍」還是「八路」。畢竟，其區別只在於軍帽上有沒有一個國民黨黨徽的貼紙而已。
對製作方而言，相比起把時間和精力花在雕琢細節上，還不如更小心地努力規避審查風險。廣電總局曾發布《2009年中國電視劇播出和製作業調查主要資料和結論》，電視台在購買電視劇時，最看重的是「思想價值導向」，其次是「題材」，「製作水準」在重要性中僅名列第5位。
在「城門」前，我一次又一次地被幾位毛手毛腳的男演員推來搡去、檢查着空無一物的手包；同時，幾位沒繫皮帶、歪戴軍帽還敞着前襟的「國民黨軍官」在一旁端着槍，槍口直沖着我。他們咆哮着：「都他媽地給我打起精神來，要是搜出了一個東洋小鬼子，我請兄弟們喝酒！」
與共產黨軍隊的英勇無私相比，這些當年的中國正規軍在螢幕上雖然也「抗日」，卻往往看重私利甚於民族大義，製造的麻煩總比功績多得多。在劇情里，與其軍紀一樣令人不悅的，是他們的質素和儀容。
這樣有跡可循的「簡化」處理，並非只針對國軍。對電視劇編劇來說，這場戰爭中的每一方都有塑造範式可供借鑒。一位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的八零後編劇告訴我，最重要的便是「第一堅持中共領導，第二凸顯中日矛盾和民族仇恨」。不遵照規範，那劇本便很難通過審查。
再次被「國軍」勒令打開手包時，我不禁默誦起那些撰寫過「抗日神劇」的年輕編劇們對我總結的創作法門：
……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總是深明大義、高瞻遠矚，對三心二意的盟友國民黨軍隊一片赤誠，為了抗日放下兩黨之間的一切爭端……
……國民黨卻總是借抗日之名，打着「剿共」的小算盤，立場並不可靠，最後還會被共軍教化投誠……
……日軍就是兇殘狡猾，殺人不眨眼的魔鬼；反思戰爭和思鄉戀家的「鬼子」是絕對禁忌……
……深受「鬼子」蹂躪之苦的中國平民，總逃不過全家甚至全村被屠殺的血海深仇，在仇日的道路上受到了共產黨凜然大義的感召，從此一門心思「跟黨走」……
一樣的城樓，一樣的街道和廣告，一樣的服裝和群演；差不多的故事，差不多的人物，差不多的情節走向和結局……在各種新奇誇張的「奇葩」情節掩映下，大多數集中在橫店的抗日劇其實都「差不多」。正面體現國軍抗日的《我的團長我的團》，詳解國共合作細節的《亮劍》和表現日軍反戰情緒的電影《南京南京》，均被業界人士稱為「孤例」。
沒有「反戰」，只有「反日」
在2008年以前，這種強烈的規律性並沒有如此明顯，那時，每一年的國產電視劇中，抗日劇的產量比例也僅佔5%以下。但在中國舉辦完彰顯其「大國實力」的北京奧運會後，抗日劇的比例一下躍升到13%以上，甚至一度達到近20%。
如此大的產量，使橫店迅速形成了抗日影視「產業一條龍服務」。在這個中國東南小鎮，不僅有戰場、民國街道、櫻花街和城樓，還有1400多條上了子彈便可傷人的各式真槍，可在當地派出所監管下供劇組租借。在距橫店35公里的著名輕工業城市義烏，多個服裝加工廠全年無休地趕制着各式軍服。結果是，在歐美一向被認為造價昂貴的戰爭場面，在橫店卻被形容為「方便」又「便宜」。
另人驚異的是，經過多年的「疲勞轟炸」，中國觀眾依然對觀看「殺鬼子」樂此不疲。在「抗日神劇」的高峰期，據中國媒體統計，「因『手撕鬼子』情節廣受爭議的《抗日奇俠》卻在多地成為收視冠軍，第二輪播出一集200萬，利潤翻倍；熱門抗戰劇利潤率普遍達到200%」。
此後，抗日劇的熱潮略有下滑，但在2014年，收視率排名前十的電視劇中依然有3部——《紅高粱》、《勇敢的心》和《戰神》——涉及大量抗日情節。在巨大的利潤誘惑下，連中國最著名的「土豪」群體——山西的煤老闆們，也轉行投資起了抗日劇。
在2015年引發了廣泛熱議的，是一部名為《南京東》的抗日神劇，其中一張劇照在網絡上引起極大爭議：衣冠楚楚的日軍軍官盤坐在圍棋棋盤前，手中握着一把長刀；身材姣好的女子全身赤裸，呈「十」字趴在軍官身旁，任由他在自己的身體上刻下累累血痕。
我在橫店找到了該片的製作人王鷹。王鷹堅持：「我們這個電影是反戰的，宣導和平的！」他一邊倒上清茶，一邊解釋起了電影的情節：上世紀初，一位日本的圍棋愛好者因仰慕中國棋藝來到南京學棋；他為一位圍棋世家小姐所傾倒，兩人結婚並回到日本；後來中日戰爭爆發，愛棋青年作為侵略者再次來到中國，在南京大屠殺中變得毫無人性；中國妻子聞訊趕回南京，卻因阻止日軍施暴而被毀容並割去舌頭。機緣巧合之下，她被帶到丈夫面前，對方卻早已認不出她來……
說着說着，王鷹的眼睛越來越亮，語速也越來越快：「手下的人都叫他殺了這女的，他說不，『我要用她來做人肉棋盤，參透我一直沒有解開的中國棋局！』於是就把女的脫光了放在地上，他在她身上用刀刻棋盤和棋子……這才是劇照中的情節！」
故事的結局相當震撼：瀕死的女主角用最後一口氣舉起手，在背上指出破局之子的位置。鬼使神差地，男人突然領悟到自己摧殘的正是自己的愛人。然而一切已來不及，中國女子已咽下最後一口氣，「鬼子」只能承受自己造下的苦果。「這就是惡有惡報！」王鷹有力地總結道。
王鷹堅稱，主創們已採訪過多位親歷過南京大屠殺的中國老兵和平民，在細節方面絕對有據可憑。他隨即向我放送了一段片花：在「南京」的街巷中，中國百姓的屍體橫七豎八倒了一地；一個小女孩滿眼仇恨地緊盯着鏡頭；兇殘的「鬼子」持刀撲來，女孩倒下，「鬼子」大笑，「血」染紅了整個畫面……
《南京東》的主創們當然沒有赴日採訪，也沒參考日本方面的資料。在王鷹看來，這毫無必要——「我們是受害者啊，聽他們的幹嘛？」所謂「宣導和平」，在他看來主要是凸顯中國人民承受的苦難，「尤其是戰爭的殘酷和血腥」，他強調。
王鷹的創作思路並非孤例。在我接觸的抗日劇編劇和導演中，這樣的思路屢見不鮮。作為二十世紀最大的人類災難，二戰一直是全球範圍內最受鍾愛的敘事題材之一。但像中國一樣，幾十年如一日地熱衷於單向度觀看這場巨禍、沉浸於「受害者」的身份與「復仇」的情結中，幾乎絕無僅有。沒有「反戰」，只有「反日」。
這在許多外人看來並不是那麼容易理解。在中國生活了十八年、常常飾演高級日軍軍官的日本演員三浦研一在橫店就常常疑惑：為什麼那麼多抗戰劇都要求他在「戰敗」後表演悔罪、切腹或飲彈自盡，為什麼他們從來不允許這樣暴力的劇情以含蓄的一聲槍響、一抹血跡體現，而一定要拍得直接、「有衝擊力」、血肉模糊？
神劇的故事還將延續下去，但我在橫店的生活已經結束於此。
在汽車站，我遇上了兩位也準備離開橫店的姑娘。做了三個多月的群眾演員後，她們發現工作實在太少，不足以維持生計，只得黯然離去。其中一位一邊擦着眼淚一邊問：「為啥就不能多拍點別的戲啊？抗日劇有那麼好看嗎？」顯然，她沒指望從同伴那裏得到答案。
（李奕儒對此報道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