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1框架之下的政改方案被否決，是意料中事。政改否決後，香港好像要進入一個變局，但大家都說不出是一個怎樣的變局。
人大8．31框架，和2014年6月中共發表的香港白皮書，反映了中共對港工作的強硬路線。這條路線的支持者認爲，北京當年承諾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只在於確保香港主權的順利移交。1997年之後，北京便需要進一步在香港建立實在主權，對香港社會、經濟和意識形態實行有效控制，將香港納入「單一制下的地方自治」體制，像中共治下的少數民族地區一樣。
這種思路，就是主張把香港的一國兩制盡快換成一國一制，2047年也不用等，只保留一個一國兩制的表皮便足夠。其代表人物，乃是北京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香港白皮書的重要作者強世功。他的主張，我在其他地方已經討論過。
政改投票鬧劇與治港集團崩裂
8．31框架下的特首假普選，本質上就是中國大陸農村選舉中由黨委提名候選人給村民選村長的把戲。若政改獲得通過，中共選擇的特首在百萬計選票的僞授權下，權力將十分巨大。 到時中共在兩制外衣下對香港建立嚴密直接的控制，便易如反掌。現在方案被否決，而且在否決過程中建制派意外沒有投贊成票，造成方案被大比數否決的局面，意味着什麼？
建制派在政改投票時甩轆，看來只是意外，但也反映在中共對港強硬路線下，建制派内部的裂痕日深。建制派集體離場，只要田北俊、自由黨等商界議員也跟着離場，投票便要延後。田北俊在佔領期間，曾表示梁振英應該考慮下台，跟着便被奪去政協委員職務。建制派内的這個集團，剛好又是在上次特首小圈子選舉中支持唐英年的一幫。
梁振英上台後，練乙錚先生等評論人估計梁代表的，不單是強硬對港的路線，還代表了紅色資本在香港的利益。中共對港強硬派要加速同化香港，實質上也是要在香港進行資本清洗，將傳統港資力量壓下去，讓中資國企壟斷香港經濟。另外，跟着這些紅色資本來港的黨員在香港的黨組織，與香港本地傳統土共黨組織的關係是怎樣的？兩者有矛盾嗎？這恐怕只有局中人才知道。
香港一些顯赫一時的財閥與他們在政府的盟友相繼被立案調查甚至鋃鐺入獄、首富撤資傳聞不斷。 原本是中共治港盟友的本地財閥如果感到勢色不對，對強硬派作出或明或暗的抵制，不足為奇。本地財閥在香港的勢力大不如前，但他們在中共黨内與海外還有不少關係網絡，足以成爲中共對港強硬派的絆腳石。
對港強硬路線牴觸中共其他利益
中共對港強硬派在中共内部，也遲早會遇到阻力。
中共建政以來，常常出現對港強硬的思維。1966年文革爆發，中共極左派在1967年發動香港的「反英抗暴」運動，企圖通過暴動，達至起碼像澳門1966年12．3事件後葡國政府垂頭喪氣將部分統治權交給當地共產黨的結果。但當時強硬派最後都被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與英國人合作維持香港現狀、對香港這個窗口「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路線壓了下去。
近年中共對港政策被強硬派主導，與中共在領導換屆後習近平權力未穩，政權内部充滿寧左勿右防備政敵攻擊的恐怖氣氛有關。但如強硬路線走得太過，將會威脅到香港對中共的利用價值。香港要對中共有用，便要繼續享有由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對香港自治的肯定。美國等國將香港與中國大陸在簽證、商貿、資本流動等範疇實行區別對待，中共才能借香港進行很多難以直接以中國名義進行的國際政治與經濟操作。
例如中國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物色、購買舊航母用來改裝成今天的遼寧號，以及與尼加拉瓜政府商談開掘運河，都是通過香港註冊的公司進行，避免在成事前打草驚蛇。中國要僱用美國在伊戰期間臭名昭著的僱傭兵集團首領、黑水公司創辦人和前CEO Erik Prince為中國國企在非洲的投資提供保安服務，也是通過香港公司進行。香港也成爲中共遇到困難的國際朋友，例如津巴布韋的大獨裁者穆加貝安放財寶之地。中國要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又不能全面開放中國金融，更要依賴將香港發展成人民幣離岸批發市場。中共高幹和富豪要將資產家人轉移出去，都會先將財富轉來香港並獲得香港身份，更是公開的秘密。
中共能通過香港做這麽多事情，是因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採取對其他西方發達國的標準對待香港的人口與經貿。而美國將香港、中國區分，則是根據在美國《香港政策法》下國務院對香港自治狀況的定期考核。以往美中關係和諧，這個考核可謂只是例行公事。但近 5年美中關係惡化、加上美國政界不少人對香港放走斯諾登，極之憤怒，考核將會愈來愈嚴格。
美國在今年4月發表的香港報告，便明言斯諾登事件已經損害美港關係，也令美方留意到香港自治的局限。如未來華府宣布香港已無自治，再不區分香港和中國大陸，其他西方國家恐怕也會有樣學樣。若中國失去香港這個離岸緩衝，這對中國經濟和個別官員來説，都會是一場災難。若中國經濟繼續不穩，後果便更嚴重。
強硬派為美國對付中共提供槓桿
中共對港強硬派繼續伸張他們的一國一制大計，等於為美國對付中共提供槓桿。強硬派若要繼續硬來，除了會遇到前述本地財閥的抵制，還會受到美國等外國政府的牽制。這些強硬派，絕非如香港喪志主流泛民想像般強大。當然，美國政府與香港本地財閥，絕非關心市民福祉的進步力量。但本土反對力量加緊認識和利用宰制香港的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矛盾，卻是不得怠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