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台灣紙本媒體，特別是聯合報系和中國時報系集團，曾經是風光又充滿榮耀感的專業，我曽有幸長期在聯合日、晚報，及己停止發行的《香港聯合報》服務，親身體驗參與那個新聞界彰舉民主、人權、自由的黃金歲月。
那個時代，還沒有網路分食廣告利潤，報纸集團每天印報紙，就跟印鈔票沒兩樣，財源滾滾，輿論影響力也節節高升。那個時代，也沒有網路幫助新聞工作者搜尋資料，一切的消息來源與線索，都是基層記者一步一腳印，血汗付出探訪而來。
那個時代的報紙，是值得信賴的象徴；是真相的記錄者。現在，報紙卻是緊跟在電視與網路的腳步後面追逐，成了一隻只會複製貼上的拷貝貓（copy cat）。網路上很多人說「少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看在我這個資深記者的眼裏，只能說心很痛。
曾幾何時，報纸記者，尤其是聯合、中時兩大集團的記者，已從歷史的見證者，淪為人人恥笑的丑角？
我是幸運的專業記者培訓世代所長成的媒體人。接近40年的新聞記者生涯中，我碰上的第一個大事件就是1978年底的台美斷交。那時候，民眾在松山機場用雞蛋「歡迎」美國特使的畫面，至今依舊歷歷在目。
之後，我前往美國聖路易大學進修八個月，回台後恭逢《天下雜誌》創刊，參與建構台灣媒體發展史的盛事。《天下雜誌》創刊號第一期的封面故事，我是撰稿人。結果，該期雜誌兩天內銷售一空，更在一個月內再版三次。天下雜誌能夠一夜成名，就是創辦人殷允芃，和她的創業友人與資深編輯我及其他同事的共同成就。
當年，在殷總编輯指導下，我為《天下雜誌》封面故事所設立的寫作風格，更是日新月益、30年來未曾改變。天下一戰成名，隨之而來的是《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挖角邀約。在種種評估之下，我選擇了在我大學時期拒絕我實習後申請留任的《聯合報》。我要征服她，讓《聯合報》知道當年的決定是個錯誤。
無野心不足以成大事。為了讓這個一度拒絕我的報紙另眼看待，我死命地跑出了種種獨家。當年對菲律賓總統柯拉蓉的專訪讓我從王惕吾手中得到1萬美元，折合40萬元台幣的獎金。一年後，王創辦人全額獎助，送我到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公共行政碩士。回國後，在我擔任《聯合晚報》採訪主任的期間，《聯晚》報紙的發行量到達了歷史的高峰。「你在報社前程似錦」，王惕吾創辦人好幾次這樣鼓勵我。
然而，在1992年我放棄了10萬月薪，報社最高階六百元級薪資的優渥職位。急流勇退，為的是一本不見容聯合報系的《李登輝的一千天》；為的是我看見了廣播與電視的繁榮、打敗纸媒前景。
離職前，我曾向《聯合報》的第二代負責人建議，轉型經營電視新聞台，但他卻說「我從不做我們不懂的事。」事過境遷，如今我們發現，就連廣播與電視也開始衰退，尋求改變進步中，但《聯合報》還是舊時的那個《聯合報》。
新聞的本質是站在自由與真相的那一邊
與時俱進，才是在媒體轉型的挑戰中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徑。當今這個強調速度與網路，人人可以做媒體的年代，媒體集團無法多角化經營，就注定陷入困境。再嚴重些，恐怕也連本身的專業都要毀滅到無影無蹤。
新聞的本質，就是站在自由與真相的那一邊與權威者對抗。今日的《中國時報》與《聯合報》，聯手誣衊名嘴，說我們是造謠生事的源頭，卻忽略了我們幾十年的採訪底蘊和新聞工作者嚴厲檢驗權威與社會名器擁有者的天職。對於老同事還有那些年輕基層的妄言、不公正非事實的批評，我只有嘆息。或許，報紙的式微，讓你們感到焦慮、悲情與無奈，但誣衊名嘴的尊嚴，無法挽回民眾對這兩家報紙影響力流失的信心，只會更加凸顯兩報在專業上的失敗與自卑的狂傲。
所謂的「三億男」事件，我是首先親耳私下聼柯文哲所說，第一時間未曾報導；直到柯文哲市長公開受訪提及，引發關注後，經由查證才加以批露評論。當手邊所有的依據，都指向郭台銘就是那位柯文哲市長所說的三億男之時，做為一個「名嘴」、資深新聞工作者，我對得起我自己的專業，也對得起這個國家的言論自由。
《中時》與《聯合》相關撰稿者，故意扭曲「聴說」的內涵，實在惡質——的確，許多新聞的源頭都是「聽說」而來的，但新聞與誹謗之間唯一的差別，就是合理的消息來源，和合理的查證過程，而這也是大法官會議509號解釋文對於言論自由見解的基本精神。
《聯合報》去年十月，曾經在頭報頭條刊登前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涉及匪諜罪，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多次抨擊，這則新聞是杜撰假造，陷害忠良。《聯合報》當局又怎麼說？依據報導這一消息來源是調查局，不也是記者探訪的第一途徑「聴說」嗎？
《聯合報》前社長張作錦，以龔濟之名，撰稿揚言，國民黨提名王金平選總統將亡黨，狂言妄語，比之謠言更惡劣。又怎麼自圓其說？以「聼説」、「造謡」誣陷名嘴，聯合報系「正派辦報」顏面，夫復何在？《中國時報》的立場、背景，早已甚受質疑，幾達遭唾棄地步，有何資格批評敬業程度較高的同業評論者？
將本身報紙言論市場影響力的落寞與衰頹，建築在對特定「名嘴」的打擊、抹黑之上，何其不入流。身為努力在這個行業中創新求變、學習進步成長的「前輩」，我不能說這兩報的老同事或同行「不知反省」，只能寄予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