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這樣做，不是因為它會對美國有好處，儘管事實的確如此，而是因為它對我們每個人都有好處。」
1959年，在美國俄亥俄州克林頓港的一所高中，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在學生議會主席的競選中，輸給了同班的黑人同學傑西。兩人都有光明的前程。傑西日後在洛杉磯的教育系統中獨當一面，而帕特南則成為著名的政治學家，從克林頓到奧巴馬，數任美國總統都曾向他尋求建議和幫助。
帕特南於1941年出生在克林頓港，本科畢業於斯沃斯莫爾學院。他在耶魯大學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後進入密歇根大學任教，並於1979年起轉而執教於哈佛大學，直至今日。
1993年，帕特南窮20年之功完成了著作《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在學界暴得大名。在這本書中，他通過對意大利不同地區的民主制度績效開展比較研究後指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即「普通公民的民間參與網絡，以及體現在這種約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規範」，對社會和公民的健康福祉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7年後，帕特南又出版了《獨自打保齡：美國社區的衰落與復興》一書。他敏銳地注意到為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中所高度贊譽的美國社區生活自1970年代以來正在不斷陷入衰落，「那種喜好結社、喜歡過有組織的公民生活、關注公共話題、熱心公益事業的美國人不見了；今天的美國人似乎不再願意把閒暇時間用在與鄰居一起喝咖啡聊天，或一起走進俱樂部從事集體活動，而是寧願一個人在家看電視，或者獨自去打保齡球。」
帕特南認為，勞動關係和家庭模式的改變、畸形的城市化進程、大眾傳媒和互聯網對個人可支配時間的擠佔，以及代際更替是造成美國公民參與和社會資本大面積萎縮的主要因素。帕特南爬梳歸納海量數據信息的才能在這本著作中展現得如此淋灕盡致，以至於弗吉尼亞大學教授詹姆斯・戴維森・亨特在一篇書評中寫道： 「帕特南此書的威力不在於理論或概念的構建，而在於資料的積累與篩選。」
今年3月，帕特南再次推出新著《我們的孩子：危機中的美國夢》（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在序章中，他重返故鄉克林頓港，走訪了本文開頭提及的傑西等一眾高中同學——「我們」，和現居克林頓港的幾名大、中學生——「我們的孩子」。帕特南發現，「我們」在高中畢業後的發展差相彷彿；但家境、種族、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卻將把「我們的孩子」引向境遇大相徑庭的人生。
出版於1843年的美國首套教科書《美國語文讀本》（McGuffey’s Reader）這樣告訴學生：「通往財富、榮譽、才幹和幸福的道路向每個人開放；所有立志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幾乎都將收穫成功。」這句話成為近1個世紀後才漸成流行的詞彙「美國夢」的完美註解，至今仍為95%的美國人所尊崇。調查數據還顯示，凡涉及保障社會平等的議題，總有多達9成的美國人贊同應不惜一切代價確保「美國夢」完好無損。然而，自1970年代以降，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社會流動陷於停滯，機會均等已近痴人說夢。民眾對「不平等」的巨大不滿和憤怒在2011年9月爆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中達到頂點：「最基本的事實就是我們99%的人不能再繼續容忍1%的人的貪婪與腐敗！」不過，在「99%對1%」運動無可避免地退潮以後，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卻顯出愈演愈烈之勢。「美國夢」是否已徹底背棄民眾的心願，漸行漸遠？
這正是帕特南試圖在本書中解答的問題。《我們的孩子》一書共分為序章「美國夢：迷思和現實」、「家庭」、「父母教育」、「學校教育」、「社區」、「該怎麼做」這六個章節，「來自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年輕人是否仍像他們的父輩一樣擁有相對均等的上升機會？」這一研究課題貫穿了全書大部分章節。而在「社區」和最後一章中，帕特南回歸他最為精擅的社會資本理論，探討社區的維護和復興是否有助於緩解階層固化。本書延續了帕特南樸實流暢、平易近人的特色，但與前幾部著作迥然不同的是，他不再僅僅通過鋪陳各類數據和圖表進行論證，而是出人意料地採用「講故事」的方法，意圖向已經在多方撕裂後分屬「貧」、「富」兩大階層的人們介紹對方的存在。需要說明的是，帕特南以研究對象（包括接受訪談的孩子們的父母，以及各項調查的受訪者）是否擁有大學本科學歷為標準對階層進行了劃分。
從克林頓港到俄勒岡州的本德（Bend），從亞特蘭大到加利福尼亞州橘子郡，帕特南和助手花費兩年時間走訪了美國多個地區，對107名18-22歲的「我們的孩子」及部分家長進行了採訪。受訪者們的故事出現在每個章節的開頭，「富孩子」和「窮孩子」輪番登場，將讀者引入平淡無奇卻日夜上演的人生百態。
在第二章「家庭」中，帕特南考察了五十多年來美國家庭結構的變遷。他發現，避孕藥的發明、婦女解放運動的蓬勃興起，經濟的持續衰退以及青年一代對個人主義的高度重視等早已促使家庭結構從當年的「掙麵包的父親＋家庭主婦母親＋孩子」的「理想型」（Ozzie-and Harriet family）轉向「雙職工父母＋孩子」的形態。不過，這一轉型實質上並未影響夫妻雙雙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家庭在撫養子女過程中所甘願付出的大量財力與心力。托爾斯泰說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雖然帕特南認為這一斷語未免失之輕率，但他也承認，當「幸福的家庭」正如出一轍般地齊心協力培養孩子上大學並發展各項興趣愛好時，「不幸的家庭」正在離婚、單親、婚外戀等各式各樣的泥沼中苦苦掙扎。在破碎家庭中成長的孩子不僅更有可能罹患心理疾病和犯罪，他們往往也像自己的父母一樣，終身無望踏入大學的門檻。
第三章「父母教育」進一步探討了階層與家庭教育的關係。帕特南把父母會否經常鼓勵子女、一家人是否經常共進晚餐和教育投資等列為衡量父母教育質量優劣的指標。圍繞這批指標實施的調查再次顯示，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家長在各方面的表現均明顯好於不曾接受大學教育的家長。共進晚餐、睡前故事等情感投資需要父母勻出大量時間和精力，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家長（他們往往也更貧窮）正如美國研究者戴維・希普勒在《窮忙》（Working Poor）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越窮越忙，越忙越窮，他們能夠與子女分享的並非和風細雨的交談與鼓勵，而不免經常施以呵斥和拳頭。
第四章「學校教育」將研究視野從家庭擴展至學校——另一個將對「我們的孩子」發生重大影響的場所。在針對不同學校的學術氛圍、紀律管理和課外活動等進行考察後，帕特南指出，進入21世紀以後，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SES）已經取代考試成績，成為預測一名高二學生能否考上大學並順利畢業的關鍵指標。尤其令帕特南震驚的是，成績較好的「窮孩子」能夠拿到大學文憑的幾率甚至低於成績較差的「富孩子」——這種情況在他們的父輩一代無疑難以想像。「這一研究結果的確與美國夢的核心——機會均等——格格不入」，帕特南在本章的結尾不無唏噓地寫道。
帕特南在第五章「社區」中得心應手地探討了社會網絡、社區以及教堂等社區設施對兒童成長和社會流動所起到的正面作用。然而，《獨自打保齡》中所提及的公共社區凋零現象在這十多年間並沒有多少起色，其結果是迫使家長們獨力承擔培育子女的重任。鑒於如上文所述，窮困的家長無力為孩子提供豐富的資源，而教堂等又逐漸喪失其原有的教化機能，運轉不靈，「窮孩子」既無法從父母處獲得足夠支持，也無法向公共機構求助，與「富孩子」之間的鴻溝難免演變得更加不可逾越。
與前幾部著作一樣，帕特南在本書的最後一部分中對「該怎麼做」展開了討論。他依次從家庭結構、學校教育和社區管理方面提出了為「窮孩子」提供便利的建議和措施，與此前的章節一一對應，全書結構因此顯得完整而飽滿。帕特南承認彌合階層差距的道路漫長艱難，但這是美國人必須克服的障礙，因為「美國的窮孩子屬於我們，我們也屬於他們。他們是『我們的孩子』。」簡言之，沒有一個人願意看到「窮孩子」氾濫而無助的景象。因此，或許《獨自打保齡》的結尾也頗為適合移至本書：「我們應該這樣做，不是因為它會對美國有好處，儘管事實的確如此，而是因為它對我們每個人都有好處。」
《我們的孩子》出版後，《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衛報》等大報紛紛發表了書評。評論一致認為，儘管這本著作中列舉的數據翔實，論證充分，但作者帕特南其實並未對不平等現象產生和發展的原因進行有力的分析和梳理。換句話說，他在書中僅僅羅列了現象（what），卻沒能找出原因（why）。另外，帕特南顯然也未能提供解決問題的良方（how）：他一方面一廂情願地將希望寄託於社會資本的重建，另一方面完全無視了民主、共和兩黨相互傾軋，政令難行的現狀。更具體地說，即使奧巴馬總統有心改善社會不平等的現狀，他也無法說服共和黨出手相助——沒有國會的支持，帕特南在最後一章中提出的建議無疑將淪為空中樓閣。
不過，帕特南本人已經身體力行地對這些批評做出了反擊。他不僅向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里郵寄了這本著作，還在今年4月20日接受脫口秀主持人、政治評論員Travis Smiley的採訪時殷切表示，希望社會不平等這一重要議題能夠借助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聲勢為全民所關注和探討，亦盼望奠基於機會均等的美國夢重新煥發光彩。
（尹月，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為政治心理學和新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