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福爾摩沙:一種關注

邱毓斌:政治如何能回應社會的苦難與期待?

來自公民社會的要求與壓力勢必要更強更大,台灣才有可能改變政治遭壟斷、權力被濫用的局面。


逾二萬民眾於去年三月底在台北參與反服貿集會。攝:Lam Yik Fei/GETTY
逾二萬民眾於去年三月底在台北參與反服貿集會。攝:Lam Yik Fei/GETTY

前一陣子到一個青年營隊演講,滿屋子是殷切期盼參與社會改革的熱血活力。一個年輕學生舉手提問,要我比較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以及去年的三一八反兩岸服貿協定運動有什麼相似的地方。我講了兩個親身經驗:

1990年的那場學運中,我有幸擔任了糾察隊長的工作,每天協調數十位同學一起面對鎮暴部隊及處理各種挑釁與突發狀況。有一天,幾個隊員來找我,請我去幫忙處理捐款處糾紛。我心想,捐款哪會有什麼糾紛?但見隊員拉着一位來自屏東的老伯伯,不讓他靠近捐款箱。老伯伯的樣子與口音,應該是1949年跟着國民黨到台灣來的老兵。為什麼跟他拉扯呢?因為,老伯手裏拿着應該是畢生積蓄的金戒指與金項鏈,想要往箱子裏投。

「你們讓我捐吧!我等了一輩子,就等到這個機會啊!」老伯伯的哀求讓旁邊圍觀的民眾都感動落下淚來。我跟隊員們排成一列,跟老伯伯鞠躬:「老伯,我們擔待不起啊!」他傷心地哭了起來,我們圍近他,一邊道謝一邊都跪了下來,跟着哭成一團。

從那一刻起,我體會到,任何的社會改革,不是靠枱面上的風雲人物,而是靠這些堅實的、草根的力量。

去年三一八運動中的某天下午,我與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夥伴負責立法院外濟南路段的演講活動。約是下班時分,決策小組決議開放募款,於是我們就把募款箱擺上舞台的一角。人們紛紛從地上起身,排成一長列投下捐款。我看見一位上班族(長得有點像少林足球裏演汽車維修工的馮勉恆)在投下一疊鈔票後,在舞台前後游走了一陣子,又重新加入長長的隊伍。輪到他時,我問他不是剛剛有捐過了,他說:「我想要捐錢給議場裏面的同學,但找不到另一個捐款箱。」我說這箱子就是了,是不分裡外共同支應運動開銷的。他一聽,露出靦腆的笑容說:「那太好了。」從西裝口袋裏拿出一疊少說是十萬元的大鈔,投完之後輕聲跟我說:「辦公室同事一起募的……」。

望着他逐漸走遠的身影,想起了1990年的那位老伯伯:許多風起雲湧改革行動的相似之處,就是這些無數在基層默默行動的市井小民。沒有這些社會支持基礎,就沒有野百合與三一八,我那天是這樣在營隊上回答同學的提問。

除了感謝之外,我們更必須時常質問自己:他們在期待什麼呢?他們企求什麼樣的改變呢?我們可以確定,人民所企求的改變不只是某某人的當選,而是希望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惡形惡狀可以終止,獲得改變。

兩黨的經濟右翼色彩雷同

進入二十一世紀,台灣歷經了兩次激烈的政黨輪替。固然在兩岸政治關係上兩個陣營基本立場不同,但是我們看到了:始於陳水扁政府的對中經濟鬆綁,而在這基礎上,馬政權更進一步獨斷地在政治上朝向中國;兩個政權同樣對於大資本集團卑躬屈膝,致力於滿足他們的需索無度;兩個政權都迷信推動私有化、BOT,無論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角色縮減為替經濟利益服務;藍綠同樣擴大引進外籍移工,放手讓資方遂行勞動彈性化與非典型雇用;而環境與生態保護經常屈從於工業與土地開發。

我不是說民進黨與國民黨是完全一樣的政黨,例如在族群、性別、司法改革政策上可以見得差異,但是,兩黨本質上的經濟右翼色彩是雷同的。而這樣的雷同,造成了幫富人減稅、貧富差距擴大、工資停滯、工時過長的難堪社會局面;這樣的雷同讓台灣從1990年代以來民主化的局限徹底暴露出來。這樣的雷同,使得密室協商、黑箱決策成為常態,使得政治不是為所有人民服務的,而是為了少數政商統治階級的利益計算。

當然,民主體制從未完美;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會有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出現。1990年代末的社會運動,面對可能的政黨輪替有着程度不一的期待;但是,過去十幾年來的經驗,讓許多社會行動者確信,台灣主流政治的兩大陣營並不會主動回應社會的苦難與期待,這是去年三一八運動之所以有如此巨大動能的原因。

我接下來會把這個專欄聚焦在公民社會與政治改革的二重奏之上。很清楚地,面對2016年的大選,來自公民社會的要求與壓力勢必要更強更大,台灣才有可能改變政治遭壟斷、權力被濫用的局面。簡單說,就像1990年那位老伯伯或者是濟南路上那位上班族一樣,公民社會必須自己動手來打造新政治,因為這是讓台灣政治翻新、讓社會進步的關鍵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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