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把政治儒學作為復興的重心，大陸新儒家並不願意將儒家限制在私人領域，而是希望其成為公共領域的「共享基礎」，秋風在幾年前就曾經展望說，未來，所有公共領域的論戰，都要借助儒家的語言。
新儒家沒有女性身影
所謂的儒家復興，如果建立在一群直男癌患者的自說自話之上，那不僅於國於民無益，還是要被笑掉大牙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就算在現在的西方，基督教也不享有這樣的地位，儘管美國總統就職會按着聖經宣誓，但在就同性戀婚姻問題展開公共論辯的時候，上帝的語言並沒有佔據着公共空間。回過頭來，現在公開承認和隱藏起來的中國基督徒的數量，粗略估計可能是儒家信徒的十倍以上。大陸新儒家那種必然凌駕於基督教的自信究竟是哪裏來的？
這裏又涉及到第二個層面，也就是性別平等。對於港台新儒家來說，承認男女平等並沒有特別大的壓力，因為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及其弟子的學說，是建立在心性儒學而不是政治儒學之上的，「三綱五常」如今是否成立，並不是他們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但對於大陸新儒家，他們在面對這個不是想繞就能繞過去的問題時，表現出相當的傲慢和沒有誠意。新儒家的齊義虎曾經在微博上說，「現在的女人，不願意在家協助丈夫，卻熱衷於在外面給一個陌生的男人賣命」，招來一片聲討，他卻不以為然。
大陸新儒家面對男女平等問題，大部分的態度是承認「三綱五常」有一定的道理，有的借助現代科學來說明男尊女卑有其生物學和人類學的依據，有的提倡以「家庭權利」取代現代社會的「個人權利」，有的勉強承認女性有在外工作的權利，但是認為女性的天職還是應該在家相夫教子。其實我很懷疑，這樣一種徹底反對男女平等的學說，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中國的女性接受？大陸新儒家開會，罕見女性的身影，能夠和他們躋身同列的女學者，就更加是一個名字都沒聽說過。所謂的儒家復興，如果建立在一群直男癌患者的自說自話之上，那不僅於國於民無益，還是要被笑掉大牙的。
大陸新儒家如蔣慶一流，對這種「民意」上的東西時常嗤之以鼻，他之提出「超越神聖合法性」和「歷史文化合法性」，就是為了抗衡「人心民意合法性」：基督徒人多又如何？他們只有數量上的優勢！女性人口佔一半又如何？她們又不了解天道！只有儒家的學說才真正代表了「天道」，代表了中國的「文化正統」。
蔣慶的這些說法，在不信儒家的人看來，根本沒有任何說服力：儒家提不出任何有效論證來證明自身的學說代表「天道」（尤其是涉及三綱五常的那一部分）；基督教也是西方文化的正統，但是西方依然是「政教分離」，憑什麼儒家就可以成為「王官學」？蔣慶能做的，無非是訴諸一種的神秘官能（就像元倫理學中粗糙的直覺主義者），以拒斥任何理性反駁，再通過歇斯底里的「鼓與呼」，上行通達共產黨高層，使得儒家能登堂入室，取馬列而代之。
左翼自由主義能做什麼？
左翼自由主義不僅能提出符合時代精神的有生命力的概念，而且也非常崇尚以「公共說理」的方式來推行自己的主張，這是大陸新儒家所不樂意或者不擅長的。
在我看來，大陸新儒家這些失敗的地方，也正是左翼自由主義大有可為之處。最近周保松在《21世紀》發表了《自由主義左翼的理念》，將他的「自由主義」理念講述得十分清楚，但我所說的「左翼自由主義」是個「家族相似」的概念，要覆蓋得更廣一點。
粗略來講，所有承認「個體自主性」和「平等尊重」為主要價值，並關注弱勢群體權益的人，都可以稱作「左翼自由主義者」。 在當今中國的各派政治思潮中，左翼自由主義是最尊重文化多元和性別平等的一支。
不惟如此，在貧富懸殊、族群衝突、LGBT權益等社會議題上，左翼自由主義也能提供最豐富的理論資源。這種資源目前還處於「疏離化」的狀態，也就是說，未完全被中國人了解和吸收，但隨着一些公共議題強勢地進入公眾的視野（比如春晚節目裏涉及的性別歧視），左翼自由主義的一些關鍵概念，比如「平權運動」，已經為一些公眾所知，並通過一些自媒體得到推廣。近日美國高院通過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裁決，已經在網絡上引發相關問題的熱烈討論，一些左翼自由主義者的科普文章，也在網上廣為流傳。
有人會問：前面說大陸新儒家的學說是自說自話，難道左翼自由主義就不是？我要說，這正是左翼自由主義與大陸新儒家最不同之處。左翼自由主義的許多概念，儘管有其學術背景，但並不脫離時代生活：把「個體自主性」翻譯成白話，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幾乎當所有人想到自己的個人抉擇遭到他人無理由的干涉時，心中都會油然憤怒，當女性意識到自己的穿衣、打扮、一舉一動都要遵照社會大多數人（主要是男性）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也會生出「憑什麼？」這樣的反問，這就是「個體自主性」概念的生命力所在。相比之下，「三綱五常」就沒有辦法轉換成對應的現代語言，也沒法在大多數人那裏引發想像和共鳴。
左翼自由主義不僅能提出符合時代精神的有生命力的概念，而且也非常崇尚以「公共說理」的方式來推行自己的主張，這是大陸新儒家所不樂意或者不擅長的。
在美國關於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裁決出來以後，曾亦、張祥龍和蔣慶分別寫了駁斥的文章，但都做不到用「以他人理性上可以接受（或無法拒絕）的理由」（所謂的「公共理由」）來論證自己的立場，不是訴諸權威（《禮記·哀公問》），就是引用充滿形上學爭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的預設，甚至在論證未完全之前，就倒打一耙（曾亦以同性戀婚姻之「謬」來批評「現代婚姻建立在愛情之上」的這個「錯誤前提」，蔣慶以民主制度允許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來抨擊西方民主制度，宣揚自己的「三院制」和「太學監國制」）。
反觀左翼自由主義者林垚寫的《同性婚姻的滑坡》一文，卻以嚴密的邏輯反駁了對同性戀婚姻的幾種滑坡論證，所用之理由，皆為理性之人所能接受（或無法拒斥）的公共理由，即使一個人不是左翼自由主義者，或不是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支持者，也不得不在承認他論證的有效性（或大部分有效）的基礎上加以回應。
左翼自由主義相信普通公民的理性
如若有幸，我們將不是為了「免於暴死」，而是真正地「以他人理性上可以接受（或無法拒絕）的理由」而互相承諾，並彼此尊重，協作共存。
又有人會質疑：能引發一般人的想像和共鳴，又願意進行公共說理的，遠不只左翼自由主義一家，即使拒斥大陸新儒家，左翼自由主義也並非唯一選擇。對於前半句的，確實如此。比如我相信，一些保守主義的語言，也一樣能把握住為一般人所認可的理由（如果儒家願意拋棄一些不必要的包袱，也一樣能提煉出這樣的理由），甚至一些更為激進的派別，同樣能提出這樣的語言和理由。左翼自由主義者並不排斥其他願意說理的派別的存在，他們甚至認為，只有在各派都能將自己所捕捉到的理由充分地陳述出來，並經過多番辯論，一個公共議題才有望得出讓人滿意的解決辦法。
但在中國的語境下，右翼自由主義動不動將民眾視為「群氓」，將「民主」視為「多數人的暴政」，而列寧—毛主義者則輕易就以黨的「先鋒隊」代表廣大民眾，只有左翼自由主義最相信普通公民的理性，最願意訴諸「公共理由」來進行說理。在這個意義上，左翼自由主義有其他政治理論派別所沒有的普適性。
回到前面說的「合法性理論」，現代社會的「合法性」並不能僅僅依靠洗腦性的意識形態灌輸，在理想情況下，是做到羅爾斯說的，「我們對政治權力的運用，僅當符合這麼一套憲法才是充分適當的，該憲法的要素是所有自由平等的公民均可根據『能被共同人類理性接受的原則和理念』而合理地肯認的」。
前述的「公共理由」，就是所謂「能被共同人類理性接受的原則和理念」的具體化，是這些原則和理念在某個時代某個國度的特殊體現。「公共理由」並不先天存在，而是來源於每個民族自身的歷史實踐和公共生活。所以左翼自由主義的「合法性理論」，是一種「逆向合法性」，或者說「自下而上的合法性」，不是由統治者制定或選定一套意識形態，再把這個灌輸給公眾，以說明「為什麼由他們統治」或「為什麼被統治者有義務服從他們」；而是以被統治者理性上可以接受的理由，來論證「為什麼由某些人來統治」。
既然身處霍布斯時代，原子化的個人倘若不願締結一個利維坦，那所能做的，就是不斷地通過公共生活的交往與論辯，創造我們時代的「公共理由」。如若有幸，我們將不是為了「免於暴死」，而是真正地「以他人理性上可以接受（或無法拒絕）的理由」而互相承諾，並彼此尊重，協作共存。
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左翼自由主義才有希望破除當今中國的合法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