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

反課綱的暑假(下)——社運的滋味

這正是他們這個世代,除了「民主制度」之外,另一個與生俱來的特徵——他們都是「數位(數字)原住民」。


2015年8月6日,學生佔領教育部第8天,學生代表宣佈因天氣影嚮,決定退場,學生於教育部前留影。 攝:葉家豪/端傳媒
2015年8月6日,學生佔領教育部第8天,學生代表宣佈因天氣影嚮,決定退場,學生於教育部前留影。 攝:葉家豪/端傳媒

「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簡稱「北高」,這個由高中生自發串連組成的反黑箱課綱組織成員高達80人。由5位成員組成決策圈。這些年輕人出生在台灣解嚴之後,他們的成長正好伴隨着台灣民主化的推進,對於他們來說,「民主制度」就像吃飯一樣自然。

大家開會討論決定了決策圈的人數以及產生方式:在自己的Facebook社團裏投票,由於Facebook的程式設計,每一個人的投票都是會顯示姓名的,但這並不影響選舉的進行。所有人都各有五票,在數十位候選人中選出票數最高的五位組成決策小組。

「北高」的成員們都非常重視這場選舉,有意競爭者之間也展開拉票攻防戰,想辦法說服同學投誰或不投誰。最終,超過50人參與了這次的投票,五位決策組成員是:台北市師大附中的莊于庭、成淵高中王品蓁、建國中學的朱震,還有已經分別從華僑高中和中和高中畢業的梁豔柔與蕭任佑。

決策小組選舉的過程完全在網路上進行。這正是他們這個世代,除了「民主制度」之外,另一個像是與生俱來的特徵——他們都是「數位(數字)原住民」。「民主」和「網路」也正是他們在從事反黑箱課綱運動中最鋒利的兩柄寶劍,但這寶劍同時也是雙刃劍。

對於這些高中生來說,這場反黑箱課綱運動是他們很多人第一次參與社會運動,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在去年的太陽花學運時還對於運動持負面評價。

師大附中的高一生鍾欣庭在進入高中之前,政治立場「偏藍」,也就是比較認同國民黨。對於學生佔領立法院抗議「黑箱服貿」的行動非常反感,「我那時就覺得這些學生為什麼要來反服貿,為什麼不好好想辦法提升自己的競爭力?」然而一年之後,鍾欣庭加入了「北高」, 穿着那件反服貿時潮到出水的「自己國家自己救」T恤穿梭在台北街頭。她的立場之所以發生180度大轉彎,是因為進入高中之後開始和學長姐聊社會議題,同儕的影響很快打破了她從小到大養成的政治觀念。

雖然這場運動裏處處可見太陽花的影子,但一部分曾經參與太陽花的「社運圈內人」開始時並不看好這個運動,也不認為這是重要的議題。19歲的輔大學生羅宜曾經是「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的成員,這是太陽花運動的主力團體之一。在6月的時候,反黑箱課綱的議題剛剛開始進入公眾視野,高中生的網路串聯星火燎原。在那時,很多有經驗的社運人士和羅宜一樣選擇不介入中學生們的行動,任這些野花自己生長。

此後,高中生的運動主體位置漸漸形成,除了「北高」之外,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也都有了自己區域的反黑箱課綱學生組織。

除了網路的串連之外,他們的行動也離開鍵盤,走上街頭。他們在上學期期末利用每天放學的一個小時到高中外宣傳反黑箱課綱的議題。他們拿着大聲公對路過的同學們喊話,順便也發送貼紙和文宣給他們,希望引起更多同學的關注。「北高」的學生們把這場活動稱為「第八節突襲」。

有些收到傳單或者聽了演講的高中生會向「北高」的同學反饋:謝謝他們的宣傳,他自己也很關心這個議題,但是沒有勇氣站出來。

運作一個全台性的議題原本就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作為運動主體的高中生們並沒有運動經驗。其他有社運經驗的NGO在協助時,也盡量保持一定距離,尊重高中生們的主體性。這樣的態度使得當運動出了問題時,學生們時常單獨面對各路來勢洶洶的批判者。站在學生對立面上的有政府官員、執政黨民意代表、一部分學者和媒體。隨便哪一路人馬都比學生團體兵多將廣,糧草充足。

特別是在爆發找民進黨報銷1495元的收據事件之後,運動被指為受到民進黨的操控。其後又發生722晚會前「叫警察」的誤會,而這兩起重挫運動的事件都是由於「北高」內部的資訊被洩漏,作為數位原住民的他們,在使用網路快速串聯、討論行動的同時,也不得不面對網路資訊安全的風險。而一旦「莫非定律」生效,風險轉化為負面事件後,這把雙刃劍的傷害也是成倍的。

7月22日學生們夜宿在教育部前,學生間一度人主張「衝」,但因為內部意見不一而作罷。第二天一早教育部政務次長林思伶前往大門口關心學生健康,但是對於是否撤回課綱並沒有回應。同時22日晚上的教育部4場座談中,官方依舊沒有回應學生們的訴求。

被激怒的學生們在23日晚間11點重新執行前一天晚上叫停的衝擊計畫。他們翻過教育部的圍牆,進入主體建築物,他們並沒有遇到警察的阻攔,一行人進入部長室之後,便效仿太陽花學運時佔領立法院議場的防禦方式,將部長室內的植栽、桌椅堆高擋住門。此時,趕到的警察開始破門,學生們手挽手的坐在地下,現場有學生情緒崩潰大哭。

很快,警察們突破了防線,佔領部長室的學生們被全數逮捕。這些學生們並沒有像以往一樣被遊覽車式的警備車載走,而是被塞進廂型警備車中帶走,一起被捕的還有三名記者。

教育部當天決定對所有成年的學生以及記者提出控告。面對運動本身,學生們經常不僅是經驗不足,裝備欠缺;隨着抗爭行動而來的刑事責任,很多學生並沒有做好接受政府當局法律追訴的心理準備。「提告」和「撤告」在這場抗爭中變成了政治博弈的籌碼,教育部是否撤銷對於成年學生們的提告則成為了雙方除了課綱之外的另一個攻防焦點。一直到8月10日傍晚,教育部才正式對撤回了對學生和記者的告訴。

另一起重擊學生團體的事件,無疑是林冠華的自殺。在台灣的社會運動當中,自殺事件是很罕見的,特別是一個這麼「年輕」的運動當中,有一個年輕人選擇終結自己的生命。對於這些第一次參與社會運動的學生來說,這樣深刻的運動傷害所造成的影響難以估量。和他們聊天時,你可以明顯感覺到他們的青春和稚嫩,笑鬧的時候完全不顧及形象,但是當認真討論起課綱爭議和同伴的去世時,他們卻有着超越同齡人的成熟和冷靜。

「包括家庭、以及和虛偽大人談判的壓力……我們真的累了,大家都是。」8月6日,駐守教育部廣場的學生身心壓力幾乎到了極限,在柯文哲、蔡英文等政治人物交相探視、勸說之下,學生們宣布占領教育部運動結束退場。學生宣布退場時,蘇迪勒颱風前緣的強風,吹得廣場上帳棚邊緣啪啪作響。

這個夏天,短短的兩個月,他們經歷了太多,學習實踐民主機制、和別人溝通合作、面對輿論壓力、抹黑和謾罵甚至直面生死。這些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都是一生難有的經歷,但是卻被濃縮在了2015的這個夏天,像吞下了一顆膠囊,這其中的滋味是苦是甜,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他們再也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那個無憂無慮生活在小確幸中的自己,接下來,只能繼續走下去。雖然離開了教育部的廣場,但反黑箱課綱的議題並沒有結束,他們將回到自己的學校重新積蓄力量,深耕校園。對於他們來說,經此一役後,校園生活就是社運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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