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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純:大陸新儒家與左翼自由主義(上)

不管是蔣慶的「國教論」,抑或秋風的「一種文教,多種宗教」,還是陳明的「公民宗教」,大陸新儒家並沒有很好地理解宗教在當代西方的處境,也沒有能洞察以下事實:相比基督教,儒家的現代化程度更低。


一名婦人在深圳鄧小平畫像前行乞。攝:Paul Yeung/REUTERS
一名婦人在深圳鄧小平畫像前行乞。攝:Paul Yeung/REUTERS

儒家憲政的代表人物貝淡寧(Daniel Bell)在最近一篇文章說,馬克思主義無法再為當下的中國共產黨提供執政的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因為現今叫這個名字的組織,既不相信共產主義,也不是一個「政黨」,而更像一個精英統治集團。

儘管這一點已經成為各派心照不宣的共識,但是貝淡寧的建議——尤其是將「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國精英聯盟」——估計不太容易被這個集團接受,因為這種做法等於是將中共與其革命歷史割裂,使自身的合法性陷入更嚴重的困境。

中共的合法性困境

中共之所以有這樣的困境,部分原因在於它「承諾了太多」:當年毛澤東與黃炎培論天下大事,說中共已經找到跳出興亡週期律的法寶,那就是民主。不管毛澤東是如何理解「民主」,這個詞至少意味著,中共上台的合法性並不僅僅在於它「打下了江山」,因為「打江山」的合法性是一種經驗的合法性,也就是說,它依賴於某種偶然性條件——軍事上的勝利。如果誰打勝仗就意味着誰可以統治,那中共不僅不能宣稱它跳出了治亂的循環,而且它本身的統治也將非常脆弱。

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發動文革,可以「同情」地理解為是對黃炎培及當初相信中共的民眾的一種「承諾兌現」:他荒唐地相信只有這樣的「大民主」才能淨化共產黨,讓它再次回到人民群眾中去。

進入鄧時代,毛澤東的承諾對中共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即使經歷了文革的浩劫,也沒有多少中國人真心想推翻共產黨的統治,該承諾——配上已經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還是作為中共統治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而存在;另一方面,新時期的「發展」邏輯和毛時代的這一套意識形態存在一定的張力。

鄧時代的中共的處理方式,一方面是將毛澤東思想中的哲學部分和黨建部分凸顯,而貶抑其政治經濟部分,這些部分,除非特意去讀《毛選》,否則一般人是不會注意到的;另一方面,鄧小平也對意識形態進行了重新詮釋,毛時代的「均富」(經濟民主),變成了「先富帶動後富,最終走向共同富裕」。不管是緩兵之計還是真心相信,這等於是作出了新的承諾,或者說用「共同富裕」的承諾來替換「民主」的承諾。

鄧小平似乎是認為,「共產黨+市場經濟」就可以避免使中國避開資本主義貧富分化的泥潭:市場經濟的弊端可以由政府來調節,政府的毛病由黨來糾正,黨員要是出現了腐化,還有紀委。然而鄧小平的信念或者說預設錯誤,中國既沒有避免貧富分化,共產黨自身也沒有避免腐敗,更糟的是,權力和資本糾結在一起,使得中國的基尼系數遠高於一般的資本主義國家,形成一個把持着經濟的關鍵領域的利益集團。

通三統是死胡同

在上屆政府的最後幾年,中共內部已經開始有人注意到這個問題,回歸毛時代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幾乎不可能是一個選擇,其他的選項包括:

1)經由政治改革走向西方意義上的自由民主,通過選舉上台重新確立合法性。

2)確保經濟發展,繼續做大蛋糕,安撫抱有期許的中下層;政治維穩,讓引發不安定因素的群體閉嘴;做好宣傳,用民族主義(而非馬克思主義)凝結人心。

3)尋求新的意識形態。

可以相信,中共目前是採取第二種做法,但這種做法也有其脆弱性:蛋糕能不能做大,並不存在任何必然;維穩成本逐年攀升,給財政帶來巨大負擔;民族主義也是一把雙刃劍。因此,從幾年前開始,中共一直在試探讓儒家取代馬克思主義,成為新的官方意識形態的可能性。從孔子像進入又撤出天安門廣場,從習近平高調談論和引用儒家,回頭又啓動「馬藏」,可以看出中共多麼小心翼翼,不願觸及意識形態的警戒線。

在這些官方動作之前,學術界早已有人在為此做理論鋪墊,甘陽的「通三統」,丁耘的「儒家馬克思主義」,都有為馬克思主義通往儒家搭橋的嫌疑(只是丁耘近期又反水,重新站在左派的立場批判儒家未過河已想拆橋)。如果再看這一派人四處啓動的學術工程,比如分析儒家的「大同」與共產主義的相似性,論證共產黨的先鋒隊理論與儒家的精英主義存在關聯,那這項野心不可謂不大。

然而這些努力並不成功——剪刀加漿糊當然是一個重要原因,「格義」往往停留在表面,忽略其理論背後的深意——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所謂的合法性學說並不能孤立地存在,它往往受制於該學說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釋該政治共同體的歷史經驗和當下處境。

應該說,新左派、施派和大陸新儒家在反思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敘事方面,還是有一些貢獻。在馬克思主義史學(五個階段論)破產之後,以費正清學派為代表的海外史學一度壟斷了中國近代史的敘述。在覺察出舊有中國近代史的「西方視角」,並主張以「中國視角」來重修近代史這一點,新左派—施派—大陸新儒家確實提出了一些很值得重視的問題,也嘗試以歷史哲學來帶動合法性論述。

可這些論述往往流於構思巧妙而論證不足,舉例來說,劉小楓在《儒教與民族國家》里試圖證明毛澤東主義與儒家的同構性,論據居然是毛讀過王陽明,以及毛的思想和儒家中都存在「道德理想主義」;甘陽在《通三統》中力主儒—毛—鄧三統歸一,理由更加滑稽:他用一個未經廣泛認可的海外中國研究的成果,就斷定鄧時代的經濟騰飛是奠定在毛時代的「地方分權」之上,再用海外華人的「愛國熱情」來證明儒家傳統和毛鄧時代依然是連續的。

相比之下,一些編外的儒生所提出的論證,倒更像正兒八經的「合法性重構」:共產黨之所以有統治的合法性,乃因為毛的「反帝」,可以類比朱重八的「驅除韃虜」,而「明夷夏之辨」,是儒家的「大體」。當然,這種說法仍有牽強之處,比如毛「反封建」的那些部分基本就被忽略了。而文革中孔墳被扒,「四舊」被破,這些儒生也隻字不提。

在今年召開的中國文化論壇上,左派和儒家難以就新文化運動達成共識,由施派牽線搭橋的施左儒的聯盟顯露破裂的痕跡,這多少意味着「通三統」之路,是一條死胡同。

不講道理的新儒家

如果說這種破裂只是一種瓶頸,瓶頸突破之後,裂縫就會被修復,那麼,大陸新儒家在如何對當下的中國進行解釋這一點,就完完全全陷入自說自話了。如果說當代的中國人已經不接受馬克思主義,那麼,以為他們會毫無障礙地接受儒家,那就更是一種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天真。

應該承認,毛時代對傳統社會結構的摧毀,一樣是具有消極和積極兩面。就消極面來看,國家與個人之間的中間組織被盡數掃清,人變成徹底的原子化個體;就積極面來說,傳統的習俗文化裏那些壓迫個體的因素,也被大量清除,或者失去了物質依附。

也正是因為如此,鄧時代的中國人,有了夾縫中生存的「自由」,和形式意義上的「平等」,這些「自由」和「平等」是霍布斯意義上的而不是洛克意義上的,但它們是既定事實,無法倒退。大部分的大陸新儒家,包括一些施派,在這個問題上並不清醒,他們要麼不承認以上事實,要麼不承認它無法倒退。像秋風這樣的自由派儒家,居然還夢想着恢復「宗族制」,這樣的妄想在消耗着儒家內部的資源和精力,有時讓旁觀者看得又好氣又好笑。

即使排除這些妄想,大陸新儒家在幾個現實的層面,依然沒有準備好和現代社會接軌。這裏面最關鍵的是兩個:文化多元與性別平等。不管是蔣慶的「國教論」,抑或秋風的「一種文教,多種宗教」,還是陳明的「公民宗教」,大陸新儒家並沒有很好地理解宗教在當代西方的處境,也沒有能洞察以下事實:相比基督教,儒家的現代化程度更低。

(陳純,中山大學哲學博士,青年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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