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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誰能走得出政治的漩渦?

在政治漩渦中,對學者最起碼的要求,是能堅守自己的信念,即使要在他不熟悉的政治紛爭中去守護這信念。


戴耀廷:在2013年前,有着一份穩定及很有滿足感的工作,我在香港大學的象牙塔內,悠然自得地過着看來是與世無爭的生活。
攝:Xaume Olleros/端傳媒
戴耀廷:在2013年前,有着一份穩定及很有滿足感的工作,我在香港大學的象牙塔內,悠然自得地過着看來是與世無爭的生活。 攝:Xaume Olleros/端傳媒

在2013年前,有着一份穩定及很有滿足感的工作,我在香港大學的象牙塔內,悠然自得地過着看來是與世無爭的生活。或許我會評論時政,但政治看來還是離我很遠。但在2013年初,因「佔中」和「政改」,我突然被一股強大的政治漩渦吸扯進去,到驚覺時已在那政治漩渦的中心。開始的時候,我可能還是有機會離開那中心點的,但最後我選擇了留下。

可能不幸的一點是我研究的學術範疇是關於憲政,故已先天地與政治掛上了鈎。如果我不是對自己研究的學術題目是那麼認真,是真正相信當中的價值如平等、自由、法治、民主、人權和公義,和天真地希望在現實世界中實踐這些價值,或許 我也不會那麼深被捲入這政治漩渦中去。

學者在漩渦中如何自處

其他學者的學術研究未必直接與政治有關,因而不用碰上我所面對的先天問題,故應不會那麼容易被捲入政治紛爭去,但這要有兩個條件能成立:

首先,他的學術研究能完全不涉及政治權力分布及經濟資源分配的問題。但按我有限的認知,無論是研究醫療和公共衛生、教育的各類問題,或是其他或多或少涉及人及社會的研究,學科本身都很難不涉及上述的兩個問題。可能純科學的研究如天文、物理,學科本身真的能超越這兩個問題。不過,能容讓學者在一個自主的空間去進行這些研究,也就是大學,無論是它能獲分配的資源或內部管理,本身就不可能避得開這兩個問題。只要是直接或間接涉及這兩個問題,學者就已不可能碰不到政治了。

第二個條件是擁有政治權力者會善用他的政治權力。若權力擁有者尊重學術自主和自由,那學者即使做的工作(學術研究或大學管理)無可避免地與政治有關,但學者也不必然會陷入政治紛爭中,更不會被迫面對「政治鬥爭」。但回歸以來,已不止一次,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因應政治的需要,盡用他的政治權力去嘗試干擾或影響學者的工作和大學的運作。因此,在香港現今的政治形勢下, 學者想不涉及政治,已是越來越不容易,甚至根本不可能。

香港的政治漩渦不是由學者引發出來的,而是因為「一國」與「兩制」經過18年的碰撞,未能好好調和兩者之間的矛盾,反是掌權者要以「一國」壓「兩制」,才產生了現在我們不能不面對的政治漩渦,且波及的範圍不斷擴大,遠超大部分人所能預見。因此,問題已不是學者能否離開政治漩渦,而是在漩渦中如何自處。在政治的紛爭中,自然會各有各的政治理念,學者當然沒有責任去為其他人的政治理想去打拚。但在政治漩渦中,對學者最起碼的要求,是他能堅守自己的信念,即使要在他不熟悉的政治紛爭中去守護這信念。

請放過學者和香港人吧!

但調解政治紛爭,不是無底線的,解決的方法怎也不能違背最根本的公義標準。

在政治紛爭中,很多時候都不是正邪之爭。正因政治紛爭不應是政治鬥爭,才更需要有人能從中斡旋,在不同的政治訴求中尋求一條化解之路。要調解紛爭,不在於那人是否掌握一些處理紛爭的技術,更在於他能否得到各方信任。但調解政治紛爭,不是無底線的,解決的方法怎也不能違背最根本的公義標準。能否在政治紛爭中創意地找到一個各方都能接受,但又不違反公義的根本要求的解決方案,更需要有學者能運用他的智慧,不單是來自他的學科知識,更是源於他的人生經歷和生命體驗,在政治紛爭的「戰場」中,不是要成為紛爭的任何一方,而是要成為能幫助紛爭得以化解的第三方。當然沒有人能強迫其他人去擔當這第三方的角色。

我也希望有天能遠離政治爭拗,回到我所熟識的範疇內重新過我之前的生活。但一天政治漩渦未離開香港,而這又只能取決於當權者是否願意履行《基本法》的承諾,我相信學者和所有香港人,都難以不被捲入這政治漩渦中,分別只是你離中心點有多遠而己。我也希望對掌握政治權力的人說一句,請放過學者和香港人吧!

(戴耀廷,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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