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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楚勇:從袁國勇教授辭職說起

港大微生學系教授袁國勇辭去港大校務委員的職位後所說的一番話,很值得我們深思。


數十名示威者於7月28日在香港大學靜坐,表達對港大校委會委任副校長過程的不滿。
攝:Xaume Olleros/端傳媒
數十名示威者於7月28日在香港大學靜坐,表達對港大校委會委任副校長過程的不滿。 攝:Xaume Olleros/端傳媒

港大微生學系教授袁國勇辭去港大校務委員的職位後所說的一番話,很值得我們深思。

他說,一國兩制在香港產生的矛盾和面對的困難,現在同時反映在香港大學之內。他指出,香港過往百多年,一直很有辦法化解社會上出現的各種矛盾和不同文化碰撞下的價值衝突。我們通過制度等創新成功地把這些矛盾和衝突轉化成力量,因而創造了香港今天的成就。但袁教授認為,現在,我們社會化解這些矛盾和衝突的能力消失了。具體來說,在過去近三年他出任港大校務委員這個職位之後,越來越發覺自己沒有能力在校委會化解這些矛盾,替港大甚至香港尋求一條出路,所以決定退位讓賢,辭去港大校務委員的職位。

有些評論認為,袁教授在港大風雨飄搖之際辭任校委,反映他這類知識分子在面對政治強權時的困境。這樣做非知識分子所為。

良好制度失效 找不到出路

如果這是批評袁教授缺乏勇氣或承擔,我想是沒有說服力的。袁教授在沙士期間,以其頂尖的專業知識協助領導香港抗疫,其勇氣和貢獻比任何人都不會少。袁教授辭職的更深層意義,我認為是代表了原本在香港行之有效的良好制度,已經不能應付今天越來越政治鬥爭化和分化的矛盾。他本人說他不懼怕政治壓力,也不是因政治壓力辭職。但在原有制度失效之餘,他既找不到出路,又不認為用粗暴或不文明的方法能解決問題,變得束手無策。

原本在香港行之有效的良好制度,已應付不了今天一國兩制下帶來的矛盾。

我們今天都說,香港正在禮崩樂壞。我想其意義並不光是一些政治力量在破壞我們的體制。令人更憂慮的,是袁教授所說的,原本在香港行之有效的良好制度,已應付不了今天一國兩制下帶來的矛盾。各方政治力量破壞之餘,社會整體也找不到出路。

香港大學原本只是要挑選一個副校長。但此事因為種種原因,與去年發生的爭取真普選的大規模街頭佔領運動的多重衝突綑綁在一起。這樣下去,問題怎會得到比較妥善的解決呢?

袁教授說,香港過往百多年來一直很有辦法化解社會上出現的各種矛盾和不同文化碰撞下的價值衝突。如果我們回顧當時的歷史,不難發現,香港之所以能那樣,起碼是和以下這些因素有關的。

首先,由於香港成為了英國殖民地,在1997年回歸前避過了近代中國歷史上發生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和政治衝突,享有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其次,英國人是相信制度、擅長以程序公正的方式解決紛爭的民族,香港因此也在相當程度上繼承了這些做法,並且行之有效。第三,以往香港人的重大關注,都是比較務實的和非意識形態的,社會出現的矛盾和衝突,絕大部分時間既非終極的,也不是你死我活的。以上種種,正是成就了今天的香港。

現今在一國兩制下,我們除了要努力把兩種有根本矛盾的制度做到互相包容外,上述提及的有利因素,正在迅速消失。更有甚者,從去年的政改爭議以及佔中/雨傘運動的發展來看,香港政治鬥爭的激進化和擴大化的格局已形成,這在可見的將來,大概是改變不了的事實。

北京去年6月,在佔中公投期間發表宣稱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把反對派的佔領行動視為搶奪香港管治權之爭,並以強硬保守的8.31人大常委會決議把香港普選特首的提名權抓着不放,已清楚顯示中央決意要和在香港的反對勢力周旋到底的意圖。其短期目標,很可能是要在可以控制的空間杜絕他認為不可信的力量,包括不讓與泛民接近的陳文敏教授當上港大副校長的職務。進一步而言,中央希望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奪去泛民在議會中三分之一的否決權。

勿讓泛政治化掩蓋文明辦事規矩

雨傘運動之後,反對派政治一方面越趨激進和不妥協,但另方面卻也分崩離析,不受泛民政黨或政治領袖主導。這種發展使反對運動變得零碎卻激烈。例如7月28日包圍港大校委會的港大學生和民眾採取了比較粗暴的衝擊行動,但整晚的參與人數既不多,且公民黨以外的泛民政黨力量也欠缺。與此同時,相當部分的建制人士覺得,「在中央對重塑香港政治生態的意向……更明顯和更堅決」之下,「反對派走上衰敗之途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劉兆佳語),因此,北京在這個時候更會加大打擊的力度,這勢必引來更多的抗爭。 在這種政治爭鬥不斷的氛圍下,原有的體制如何應付得了呢?

在這樣的情勢下,不希望香港禮崩樂壞,又不相信全面政治爭鬥是出路的人該怎麼辦呢?

不幸的是,短期來看,能夠做的不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港大校委會或其他場景要發生的鬥爭,不是像我這樣的書生出來寫一兩篇文章便會消失的。

務實地希望香港好的人,首先不要放棄。

但我覺得,務實地希望香港好的人,首先不要放棄。這些人在崗位上,要盡力繼續維護和改善使香港變得文明合理的程序和制度,不要讓泛政治化的力量掩蓋了文明的辦事規矩。其次,在可以有權決定或選擇的情況下,盡最大努力支持良性的力量。例如有權選特首的選委,不要選那些傾向分化或政治壓倒一切的候選人;有權選議員的選民也應作同樣的選擇。

回到化解港大副校長任命的風波這個具體爭鬥時,我有以下的建議:

第一,陳文敏主動放棄作為副校長人選的身份;與此同時, 第二,傳聞11月將會接任校委會主席,親梁振英政府的李國章辭任港大校委的職位。

這建議自然是不切實際的。但這也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建議。

事到如今,不管陳文敏最終當上副校長,還是李國章當上校委會主席,估計雙方的政治力量還是繼續會咬着對方作為爭鬥的對象不放。這是真正愛護港大的人,愛護學術自由者不願看到的。

如果雙方能有自我制約,那就表明並非政治掛帥。

只有信服政治爭鬥壓倒一切者,才會堅持勝者全勝,毫不自我制約。如果雙方能有自我制約,那就表明並非政治掛帥。這樣,原有的制度才能發揮作用。相反,打壓也罷、抗爭也罷,選擇政治壓倒一切者,是否應該得到我們支持呢?這樣下去,輸掉的,又豈只是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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