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歷史學人

宋石男:在歷史中想像華夏(上)

許氏的學問與觀點都不無可取之處,但此書讀後總覺不過癮。仔細琢磨,是此書與現代中國關係太少。他是在歷史中想像中國,不是在當代想像中國。


一名老人手持國旗在天安門廣場。攝:Kevin Frayer/GETTY
一名老人手持國旗在天安門廣場。攝:Kevin Frayer/GETTY

許氏的學問與觀點都不無可取之處,但此書讀後總覺不過癮。仔細琢磨,是此書與現代中國關係太少。他是在歷史中想像中國,不是在當代想像中國。

歷史學家必須和過去摔跤,迫使它開口說話。然而,歷史學家決不可能直接觀察到他所研究的史實。沒有一個先秦史研究者看過孔子的笑容,也沒有一個清史研究者聽過金川之役中藏人的嘶嚎。歷史學家常處於無法身臨其境的困厄之中,但他仍能有所作為,就如偵探小說裏那位「角落中的老人」,通過聽到的事件片段重構犯罪過程,又像一位臥病在床的人類學家,通過助手的田野調查得出結果。

許倬雲《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體》(編者注:台版題為《華夏論述:一個複雜共同體的變化》)正是一部與過去摔跤的著作,作者試圖藉此繪出關於中國的大歷史圖像。

在許氏看來,維繫「中國」的力量來自三個方面:經濟因素,即長期構建的全國市場交換網;社會等級,秦漢以後沒有明確的貴賤階級,精英不能永遠世襲,布衣可為卿相;統一的文字系統,思想文化交流由此打破時間與地域限制。這三個因素使中國內部得以溝通,誰也不會被排斥在外,「中國人」才有一個共同的歸屬感。

他進一步解釋說,「任何複雜的系統,無論宇宙或花朵,世界或沙粒,都包含不同的部分,其間又不斷因為各自力量強弱而發生對抗分合……我打算以文化理念、政治權力、社會力量和經濟制度作為考察的基本變量。中國歷史觀念中的朝代,毋寧代表的是政治權威;可是,任何政治權威都無法獨立運作,政權必須倚仗經濟、社會和文化三個方向的維繫,才能將所統治的人群具體結合為一個共同體。」

上古三代,夏後氏籠統的霸權經過商人同心圓布局的統治機制,最後到西周的封建網絡,使中原成為中央政權的基地。「天下」概念在三代初步構建。整個中國是一個「天下」,其影響力通過統治權力更通過文化向遠處擴散。各地文化被吸納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漸變,共存而不排他。這樣一個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響力,終於形成後世的「中國」。

春秋戰國時期,權力下沉,自周王到諸侯,再到諸卿,最後是陪臣。權力自上層精英降到中層下層,遂使社會整體擁有發展活力,推動經濟文化進步。與此同時,人才在列國間流動,氏族血緣共同體漸漸瓦解,中國人從封建制度束縛中解脫出來,開始尋求自我存在的意義。這一時代,堪稱中國歷史上最有活力的時代。

秦始皇統一中國,到西漢經過兩百年演變,春秋戰國的列國制度轉化為堅實的皇朝體制。文官制度、全國市場、共同文字以及儒家意識形態,將廣大的中國融合為一體。秦漢中國能夠熔鑄為堅實整體,乃是基於文化、政治、經濟各項的「軟實力」。文化方面,有了完整的宇宙論、倫理學和價值觀念,它們建立在儒家、道家、法家及其他各家綜合基礎之上。政治方面,文官制度支持人才選拔與流動,天命等約束則使皇權不至於完全人治。經濟方面,中國發展出當時世界程度最高的精耕農業和市場經濟。「中國」的核心在秦漢時代被確定為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尤其黃河、長江中游一帶,更是核心中的核心。

抵至東漢,君權強大,尚書——皇帝的秘書處替代外廷主持政務,文官系統不再獨立。至此以後,中國兩千年來不再出現真正有獨立性的、足以抗衡皇權的文官體系。文官體系為皇權服務,官員們只追逐功名利祿,難再堅持儒家理想。與此同時,地方豪族崛起,擁有地方實際控制權。到了東漢末年,外戚與宦官亂政,中央權力真空,全國遂分崩離析。

東漢末年到隋唐統一的四百年間,中國長期分裂,但也吸收了數百萬的外來基因。北方的匈奴和鮮卑,西北的氐、羌,西域的羯人,將亞洲北支人口融入中國龐大基因庫。在南方,百越和蠻、苗等原住民,都被南渡的中原漢人同化為南方的中國人。

隋唐帝室兼有胡漢血統。唐代君主不論生活習慣還是族群觀念,並不符合漢文化模式。整個唐代,在北方、西方都沒有長城,是開放的領土。任何族群願意歸屬,其領袖都可獲得中國的官稱。唐代是開放的天下秩序,有極大彈性與包容性。唐代巔峰在玄宗開元年間。天寶以後,安史亂起,唐代逐漸過了升降交點。

經過五代的離亂,漢人終於重新統一中國,建立宋朝。兩宋逐步向南發展,南宋更移往南方,使東南地區逐漸發展,成為中國的第二核心。但核心地區南移,喪失了產馬之地,在古代冷兵器主導的戰爭中,沒有馬,就意味着無法與騎兵為主的外族對抗。南宋於是成為列國之一,再不能統治原來中國的全部疆域。與此同時,兩宋學者創造的理學,使中國文化思想有了可以遵循的模式,但也從此拘束中國文化,失去吸收外來成分的能力。宋代重文輕武,政府職位全由文人擔任,這些文官多是通過科舉進身。正是在宋代,中國政治與文化轉為穩定結構。儒生寄託在政權體制之內,朝代可以更替,但儒家權威及其造成的社會制度卻長期存在、難以改變。中國歷史的弔詭性也由此展開:儒家的普世價值可以超越「中國」,而「中國」終於失去「天下國家」海納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

蒙元不能視為中國傳統朝代,它只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在這個王朝,中國人是被征服的奴隸,處於最低等級。元代的漢人儒生不能擔起士大夫的任務,也不具有社會精英的地位。在元代征服者與百姓之間,是統轄各地駐軍的萬戶及依附其上的豪強或商賈。蒙元的絕對皇權,充滿暴力色彩,再不能受到以文官體系為代表的社會力量的制衡。元代制度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行省制。行省乃是中央分設在各地的辦事處,中央權力藉此下到地方層次,而地方長官相當於中央授權的「殖民地總督」。行省制為明清繼承,直到當代。這種人為劃分的區隔,與自然區劃並不完全契合,雖然便於中央集權管理,但對地方自主性造成相當障礙。

明太祖驅逐蒙人,恢復漢人統治。他所建立的皇權,其絕對性與暴力特徵,更接近蒙元而非兩宋。依靠分封皇親、各地衛所以及特務系統,明朝統治者建立起以暴力控制全國的機制。它提防自己百姓所投入的力量,並不亞於預備外敵。明代的文官政府同樣不能制衡皇權,他們面臨的是血粼粼的廷杖、詭秘的東西廠與權力顯赫的宦官。

滿洲人進入中國,建立了最後一個征服王朝。早期滿清帝國格局中,八旗是戰鬥單位,內閣(雍正以後是軍機處)是政府權力核心。內廷決策直接交由六部執行,漢代的廷議和唐代的三省制衡,在明清都不見了。通過威脅和利誘,滿清將中國的文化精英壓倒、扭曲,也使漢代「天下帝國」的根系渙散。這兩百多年正是現代世界文明展開的階段,中國卻不能有參與全球性大轉變的機會和能力。

此書至此結束。許氏的學問與觀點都不無可取之處,但此書讀後總覺不過癮。仔細琢磨,是此書與現代中國關係太少。「中國人」究竟是什麼人?「中國人」的觀念又是怎樣從歷史中逐漸演變到現代的?

此書不能為上述問題提供答案,當然,許氏是盡一個傳統史學家的職責,其本義不在解決民族概念的興起與演變、民族共同體的想像與形成等問題。他是在歷史中想像中國,不是在當代想像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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