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氏的學問與觀點都不無可取之處，但此書讀後總覺不過癮。仔細琢磨，是此書與現代中國關係太少。他是在歷史中想像中國，不是在當代想像中國。
歷史學家必須和過去摔跤，迫使它開口說話。然而，歷史學家決不可能直接觀察到他所研究的史實。沒有一個先秦史研究者看過孔子的笑容，也沒有一個清史研究者聽過金川之役中藏人的嘶嚎。歷史學家常處於無法身臨其境的困厄之中，但他仍能有所作為，就如偵探小說裏那位「角落中的老人」，通過聽到的事件片段重構犯罪過程，又像一位臥病在床的人類學家，通過助手的田野調查得出結果。
許倬雲《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體》（編者注：台版題為《華夏論述：一個複雜共同體的變化》）正是一部與過去摔跤的著作，作者試圖藉此繪出關於中國的大歷史圖像。
在許氏看來，維繫「中國」的力量來自三個方面：經濟因素，即長期構建的全國市場交換網；社會等級，秦漢以後沒有明確的貴賤階級，精英不能永遠世襲，布衣可為卿相；統一的文字系統，思想文化交流由此打破時間與地域限制。這三個因素使中國內部得以溝通，誰也不會被排斥在外，「中國人」才有一個共同的歸屬感。
他進一步解釋說，「任何複雜的系統，無論宇宙或花朵，世界或沙粒，都包含不同的部分，其間又不斷因為各自力量強弱而發生對抗分合……我打算以文化理念、政治權力、社會力量和經濟制度作為考察的基本變量。中國歷史觀念中的朝代，毋寧代表的是政治權威；可是，任何政治權威都無法獨立運作，政權必須倚仗經濟、社會和文化三個方向的維繫，才能將所統治的人群具體結合為一個共同體。」
上古三代，夏後氏籠統的霸權經過商人同心圓布局的統治機制，最後到西周的封建網絡，使中原成為中央政權的基地。「天下」概念在三代初步構建。整個中國是一個「天下」，其影響力通過統治權力更通過文化向遠處擴散。各地文化被吸納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漸變，共存而不排他。這樣一個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響力，終於形成後世的「中國」。
春秋戰國時期，權力下沉，自周王到諸侯，再到諸卿，最後是陪臣。權力自上層精英降到中層下層，遂使社會整體擁有發展活力，推動經濟文化進步。與此同時，人才在列國間流動，氏族血緣共同體漸漸瓦解，中國人從封建制度束縛中解脫出來，開始尋求自我存在的意義。這一時代，堪稱中國歷史上最有活力的時代。
秦始皇統一中國，到西漢經過兩百年演變，春秋戰國的列國制度轉化為堅實的皇朝體制。文官制度、全國市場、共同文字以及儒家意識形態，將廣大的中國融合為一體。秦漢中國能夠熔鑄為堅實整體，乃是基於文化、政治、經濟各項的「軟實力」。文化方面，有了完整的宇宙論、倫理學和價值觀念，它們建立在儒家、道家、法家及其他各家綜合基礎之上。政治方面，文官制度支持人才選拔與流動，天命等約束則使皇權不至於完全人治。經濟方面，中國發展出當時世界程度最高的精耕農業和市場經濟。「中國」的核心在秦漢時代被確定為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尤其黃河、長江中游一帶，更是核心中的核心。
抵至東漢，君權強大，尚書——皇帝的秘書處替代外廷主持政務，文官系統不再獨立。至此以後，中國兩千年來不再出現真正有獨立性的、足以抗衡皇權的文官體系。文官體系為皇權服務，官員們只追逐功名利祿，難再堅持儒家理想。與此同時，地方豪族崛起，擁有地方實際控制權。到了東漢末年，外戚與宦官亂政，中央權力真空，全國遂分崩離析。
東漢末年到隋唐統一的四百年間，中國長期分裂，但也吸收了數百萬的外來基因。北方的匈奴和鮮卑，西北的氐、羌，西域的羯人，將亞洲北支人口融入中國龐大基因庫。在南方，百越和蠻、苗等原住民，都被南渡的中原漢人同化為南方的中國人。
隋唐帝室兼有胡漢血統。唐代君主不論生活習慣還是族群觀念，並不符合漢文化模式。整個唐代，在北方、西方都沒有長城，是開放的領土。任何族群願意歸屬，其領袖都可獲得中國的官稱。唐代是開放的天下秩序，有極大彈性與包容性。唐代巔峰在玄宗開元年間。天寶以後，安史亂起，唐代逐漸過了升降交點。
經過五代的離亂，漢人終於重新統一中國，建立宋朝。兩宋逐步向南發展，南宋更移往南方，使東南地區逐漸發展，成為中國的第二核心。但核心地區南移，喪失了產馬之地，在古代冷兵器主導的戰爭中，沒有馬，就意味着無法與騎兵為主的外族對抗。南宋於是成為列國之一，再不能統治原來中國的全部疆域。與此同時，兩宋學者創造的理學，使中國文化思想有了可以遵循的模式，但也從此拘束中國文化，失去吸收外來成分的能力。宋代重文輕武，政府職位全由文人擔任，這些文官多是通過科舉進身。正是在宋代，中國政治與文化轉為穩定結構。儒生寄託在政權體制之內，朝代可以更替，但儒家權威及其造成的社會制度卻長期存在、難以改變。中國歷史的弔詭性也由此展開：儒家的普世價值可以超越「中國」，而「中國」終於失去「天下國家」海納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
蒙元不能視為中國傳統朝代，它只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在這個王朝，中國人是被征服的奴隸，處於最低等級。元代的漢人儒生不能擔起士大夫的任務，也不具有社會精英的地位。在元代征服者與百姓之間，是統轄各地駐軍的萬戶及依附其上的豪強或商賈。蒙元的絕對皇權，充滿暴力色彩，再不能受到以文官體系為代表的社會力量的制衡。元代制度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行省制。行省乃是中央分設在各地的辦事處，中央權力藉此下到地方層次，而地方長官相當於中央授權的「殖民地總督」。行省制為明清繼承，直到當代。這種人為劃分的區隔，與自然區劃並不完全契合，雖然便於中央集權管理，但對地方自主性造成相當障礙。
明太祖驅逐蒙人，恢復漢人統治。他所建立的皇權，其絕對性與暴力特徵，更接近蒙元而非兩宋。依靠分封皇親、各地衛所以及特務系統，明朝統治者建立起以暴力控制全國的機制。它提防自己百姓所投入的力量，並不亞於預備外敵。明代的文官政府同樣不能制衡皇權，他們面臨的是血粼粼的廷杖、詭秘的東西廠與權力顯赫的宦官。
滿洲人進入中國，建立了最後一個征服王朝。早期滿清帝國格局中，八旗是戰鬥單位，內閣（雍正以後是軍機處）是政府權力核心。內廷決策直接交由六部執行，漢代的廷議和唐代的三省制衡，在明清都不見了。通過威脅和利誘，滿清將中國的文化精英壓倒、扭曲，也使漢代「天下帝國」的根系渙散。這兩百多年正是現代世界文明展開的階段，中國卻不能有參與全球性大轉變的機會和能力。
此書至此結束。許氏的學問與觀點都不無可取之處，但此書讀後總覺不過癮。仔細琢磨，是此書與現代中國關係太少。「中國人」究竟是什麼人？「中國人」的觀念又是怎樣從歷史中逐漸演變到現代的？
此書不能為上述問題提供答案，當然，許氏是盡一個傳統史學家的職責，其本義不在解決民族概念的興起與演變、民族共同體的想像與形成等問題。他是在歷史中想像中國，不是在當代想像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