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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活佛」教我的事

柴春芽過去十年不斷進入藏區,往返於城市與寺院,希望找到可以引領他的上師。可這些年見到的「活佛」,大都令他失望。


藏傳佛教僧侶在拉卜楞寺等候儀式進行。 攝:Kevin Frayer/GETTY
藏傳佛教僧侶在拉卜楞寺等候儀式進行。 攝:Kevin Frayer/GETTY

我的朋友圈裏雲集著各式各樣的佛教信徒,有十來年裏於寒暑假遍踏祖國河山尋訪寺廟的大學教師,有罹患抑鬱症在寺廟做義工後心寬體胖的研究員,有上訪無門必須長時間躲在寺院念經才能獲得平靜的女職工,有開著茶館和幼稚園的老闆,有逢短信必以「阿彌陀佛」結尾的阿姨,也有在雲南香格里拉開酒吧被住寺活佛追求過的姑娘……其中入得最深的一個,是知名媒體人、作家柴春芽。

深深深幾許?他和妻子雙雙皈依藏傳佛教,他們的兒子8個月大的時候,被爸媽抱去一起聽上師講經。當時小孩特別乖,不哭不鬧,瞪著眼睛豎著耳朵一直聽,上師也喜歡,於是,8個月大的兒子便「被皈依」了。

與世俗生活的一次決裂

2005年,在「新聞理想的破滅」,和「新聞本身缺乏智性追求」的厭倦之中,柴春芽辭去廣州《南方週末》的記者職務,前往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縣汪布頂鄉各麥村小學志願教學。從一家全國知名媒體的名記者變身支教志願者——媒體圈一時轟然。

回首藏區支教那一年的生活,柴春芽表達了諸多感恩——「30歲那年,我開始思考:人究竟為何而活?帶著這個疑問,我與世俗生活發生了一次決裂。我拋棄了事業、財富和愛情,以一種近乎赤貧的狀態,在一個沒有電沒有通訊沒有公路的高山牧場生活了一年。我堅信:過於喧囂和紛擾的都市生活雖然有利於提升人的聰明,卻會使智性蒙塵。如今回首那一年的生活,我總是滿懷感恩,因為我印證了很多出自經典的真理,也就是那些有關生死、有關精神修煉的真理。我也確實感覺到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或曰神性的存在。」

柴春芽用十年的時間不斷進入藏區,往返於城市的現代文明和遁世的寺院靜修之間,不斷去尋找,不斷地印證,這中間還有批判。而尋找的當務之急,是一位聚德聚慧、可以引領他的上師。可這些年他見到的「活佛」,大都令他失望。

這些年見到的「活佛」,大都令他失望

2005到2006年,在康區的戈麥高地,柴春芽所支教的班裏有33個學生,其中兩個是活佛。一個小活佛叫江永才讓。一天,一個縣城的藏民朋友對柴春芽說:我們帶活佛去化緣吧,把你廣州那些記者朋友介紹給我們。柴春芽拒絕了,他感覺江永才讓的人品和學識不足以為人傳授佛法,也不願意自己的朋友成為偶像崇拜者,更何況他一貫認為,利用佛教來斂財是可恥的。

靠其他漢人的幫助,藏民朋友的「活佛」化緣都市行最終策劃成功。小活佛和他的駝背經教師花了兩個月,依次走過北京、廣州、深圳、濟南。回來的時候,他們都換上了嶄新的旅遊鞋,袈裟外面套著名牌衝鋒衣。

幾年後,這名叫江永才讓的小活佛還俗結婚了。

2007年在北京的地鐵裏,柴春芽偶遇一個來自四川甘孜亞青寺的小紮巴。紮巴阿洛19歲,穿著一身乾淨的袈裟,他第一次到北京,沒有朋友。柴春芽把他帶回了家。後來阿洛說準備去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學習佛法,柴春芽和妻子為他買了去成都的火車票,祝福他好好修習佛法,將來成為一名受人敬重的學者型「仁波切」。

幾個月後,阿洛給柴春芽的妻子發來短信,說他要在五明佛學院買一個房子,要她給他人民幣兩萬元。柴春芽意識到一個騙子正在「初出茅廬」,不客氣地給阿洛回了短信,希望他守好比丘(梵語bhiksu的音譯,俗稱「和尚」)的戒律。從此阿洛沒了音訊。半年後,柴春芽從朋友那裏得知,紮巴阿洛已經變成了一個「活佛」,在為北京的中產階級們傳授佛法的同時,也收取了不菲的「供養」。

柴春芽還曾在2010年青海玉樹地震採訪時,結識了一位頗有影響力的「活佛」。「活佛」和他曾經是「活佛」的父親操控了整座寺院,並將牧民和遠在北京、上海與廣州的商人弟子捐獻的錢財投資於旅館業。在離寺院不遠的縣城裏,在周邊牧民普遍的貧困之下,「活佛」世家擁有一座最為豪華的賓館。

在他尚未出版的專著《憂傷圖伯特》一書,柴春芽寫下了反思:「如今,面對『活佛』腐敗和僧人違戒,西藏人沒有能力建立一套監督與懲罰的機制。」

尋根究底的記者與「上師」決裂

從四川藏區支教返京,2009年前後,柴春芽找到了他的上師。

「我有一個畫家朋友,很虔誠,他的上師來北京,後來認識了。當時那個上師真不錯,我第一次見他,那時他剛學會漢語,對這個漢語世界很陌生,他有他的淳樸和敦厚,說話也嚴謹。」

一場「灌頂」法會中,這位藏族修行者徹底征服了柴春芽。

「之前宣佈要灌頂,來了很多人。突然上師宣佈說不灌頂了,大家學佛法是為了追求真理,不是說要灌頂有什麼好處你才來的。因為現在很多活佛是靠灌頂來吸引信眾,他拒絕了灌頂的做法,他的做法我挺讚賞的。」

柴春芽對上師是絕對的獻祭和臣服,不但他8個月大的兒子也皈依上師,他甚至準備在孩子4歲的時候,送去藏區跟上師一起生活。「把孩子送去寺院,我們就完成大功德了,」柴春芽說過。

不過,大概是柴春芽天性裏的記者基因「作祟」,學佛歷程始終改不了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習性。有一次,上師講一個道理,說孔雀是吃毒的(孔雀食毒是西藏一種流行說法),並且可以藉著毒而興旺,它吃毒不但不死,還生成了漂亮的羽毛。柴春芽四處去查資料,確證孔雀是不會吃毒的,「連一個論據都不准確,這個論述怎麼可信呢?」他把問題拋給上師,上師有點不高興。

問得太多太頻繁,上師不大歡喜,慢慢疏遠了柴春芽。「後來交往中,上師北京的弟子越來越多,他一來這兒,有錢的弟子就開著車把他接走了,去家裏念經啊、買個黃財神的唐卡啊,我這種有思考有疑問的人很難見到他。」直到一天,上師再來北京,講經講法,不再通知柴春芽。

我問柴春芽:「你如何判斷一個上師的學養?」

他回答說:「有沒有學問,實際上拿常識去判斷就可以了,可是中國人大都喜歡神秘主義。年紀輕輕就跑到大城市來傳法的,基本上都是騙子。整個佛教培養體系非常艱難,一般20多年到30年你才能拿到格西学位(相當於博士學位),進入上下密院就更難了,每次密修沒有七年八年是出不來的。年紀大有修為的上師就不出來了,他們會去西藏更窮的地方傳法,而不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

在2015年,柴春芽對於傳法上師的思考轉變了,也打消了送孩子去寺院的念頭。他說:「許多藏區的寺院教育和現代科學文明絕緣,很多孩子從小硬背許多經文,僧人少有分辨,一生消耗很多時間在學習偽科學上。僧人很少運動,許多學校沒有運動場。」

他曾經就和藏區僧人就現代化轉型的問題「辯經」,包括一些受過良好佛學教育的格西們。

「有些人接受現代科學,有些人只談心靈,還有些人一談就把問題歸咎到政治。」柴春芽對他們說,中國的佛學院必須建立現代物理學、化學這些現代科學的教育,否則,「你們這樣的割裂會把自己推向死亡。」

我還是一個佛教徒嗎?

柴春芽依然是一個藏傳佛教徒。

他把佛教理解為一門精深的生命科學,他仍然迷戀藏傳佛教關於生命科學這一體系,有時間讀經、打坐,試圖讓佛教成為他創作的源泉。

他曾如此表述自己的焦慮:「西方的詩人和小說家能夠從宗教中吸收很多思想資源,但漢民族沒有宗教,所以一直沒有養料。……藏傳佛教的這一套思想體系跟基督教文明的思想體系,在智力上至少處於同等水準。受制於成長環境,我們跟基督教非常疏離,但跟佛教,至少從小就能夠建立某種或隱或顯的關係,因此,我試圖讓佛教來開啟我的想像力,以及智力。」

他不再做記者,而是改行當起了電影導演。在他入選2013年鹿特丹國際電影節及台灣金馬電影節的電影《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中,他用「地、火、水、風」這藏傳佛教中創世的四大元素為邏輯,討論了靈魂和故鄉的消亡。

電影的片頭語是哺乳了藏傳佛教的婆羅門教經典《奧義書》:「人死後,身體回歸地,汗毛回歸草,頭髮回歸樹,血液和精液回歸水,言語回歸火,眼睛回歸太陽,思想回歸月亮,耳朵回歸方位,氣息回歸風。此時這個人在哪里?」

2011年在印度,柴春芽遇到一位「頗具現代科學精神和人道情懷的格魯巴大師」,開始領悟,「佛」字本意,並非人之外的神怪,而是「全面覺醒的人」。

「我還是一個佛教徒嗎?我們是否正以佛教之名,而行反佛教之實呢?」有時,柴春芽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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