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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永佳:青年「下流」與世代矛盾

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建制中是誰首先炒熱香港「青年置業難」這問題?


理工大學畢業生於去年雨傘運動期間在金鐘佔領區「連儂牆」前拍照留念。攝: Paula Bronstein/Getty
理工大學畢業生於去年雨傘運動期間在金鐘佔領區「連儂牆」前拍照留念。攝: Paula Bronstein/Getty

最近有一份由親建制組織「新世紀論壇」(召集人和副召集人分別是馬逢國和黃英豪)發表的報告(註一),比較了香港各世代大學生的收入,指他們不論起薪點和加薪速度,都越來越差,受到不少人的重視和媒體的報導。早一陣子,另一智庫「香港集思會」也發表了一份有關青年人處境的報告(註二),有類似的結論。

不只大學生薪水下降

首先一讚新世紀論壇這份報告,做得相當精細。香港的統計數據十分有限,不同世代之間的比較其實相當困難,他們在這限制之下,也梳理了一些現象。不過美中不足的是不知道研究是否有學者參與,報告中有些重要問題其實沒有交代。例如最重要的是報告分析的資料來源,究竟是哪一個統計數據系列?我猜想是統計處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而不是人口普查(因為年份不對),但報告其實沒有交代。另外,如果研究使用的是「綜合住戶統計調查」,那麼其實報告中所引用的「大學生起薪點」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起薪點,因為調查問的是被訪者當時的薪水,估計研究者是以某一個出生組別在20歲至24歲時(例如2013年是1989年至1993年出生)的薪水,來作為起薪點的替代。這做法在學界也相當普遍,不過我們一般不會稱之為「起薪點」。不過,瑕不掩瑜,報告還是有一定參考意義。

其實,我在前一陣子,也在報章寫過類似的文章(註三),後來也在《港澳研究》中發表。文章的結論和其他兩份報告其實大同小異,我們也覺得在沒有新數據之前,也不想大做文章,反而希望向內地讀者多介紹一下香港情況。我們集中2001年與2011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的比較,發覺其實不論學歷,15歲至29歲青年人的薪水都在下降,相對全港所有工作人口的收入中位數的比例也是同樣下降。與其說大學畢業生的處境轉差,只有較低學歷的年輕人,情況可能更壞。

「青年問題」的論述

青年人社會流動問題的出現,是香港現今「青年問題」論述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以社會學的社會建構理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入手,會發覺青年人的物質處境受到社會注意,是因為他們的政治訴求愈趨激烈,而且在社會運動的參與面愈來愈廣。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建制中是誰首先炒熱「青年置業難」這問題?我記得是反高鐵運動出現的時候,財政司長曾俊華在網誌中表達了同情青年置業難,向上流動機會受阻滯。而「反高鐵」也是「80後」年輕人成為社會運動主力的轉折點。到了後來的「反國教科」、「反東北」、「雨傘運動」等等,其實每一次當青年人成為反建制社會運動的中堅時,青年社會流動問題都會被建制重提上議程。每一次當青年人提出政治訴求,挑戰社會上的權力關係,都會有人指他們可能是因為置業難、上位難才上街搞事。

雨傘運動最特別的一點,其實是它的單一性,非常集中地表達了政治訴求,而沒有擴大至對香港社會經濟制度的批評。我們不能否認有青年人是因為對生活不滿而上街,代際之間在房屋、工作等面向的不均也非常嚴重,但如果我們將青年人的一些所謂「過激」行動和社會運動都歸因為對現實社會經濟生活的不滿,就會過分簡化了現今代際矛盾的成因。

最近「港大事件」中青年人的「激烈」行動又再成為新聞焦點。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指摘圍堵群眾(根據袁國勇教授所指,也不一定是年輕人)為「被寵壞的小混蛋們」,語氣相當重。社會多些關注年輕人的社會流動是件好事,起碼比「港大事件」中出現的「代際反目」,互相指罵為好。不過在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在青年人群體中間的社會、政治運動,更深層次的矛盾還是他們對普世價值、本土主義的追求。幫他們置業或找工作,並不等於回應了青年人這方面的訴求。

(趙永佳,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

註一:新世紀論壇、新青年論壇,《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2015年7月。

註二:香港集思會,《香港年青人的處境和訴求研究》,2015年4月。

註三:趙永佳、葉仲茵,《青年「下流」問題的虛與實》,明報,2014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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