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份由親建制組織「新世紀論壇」（召集人和副召集人分別是馬逢國和黃英豪）發表的報告（註一），比較了香港各世代大學生的收入，指他們不論起薪點和加薪速度，都越來越差，受到不少人的重視和媒體的報導。早一陣子，另一智庫「香港集思會」也發表了一份有關青年人處境的報告（註二），有類似的結論。
不只大學生薪水下降
首先一讚新世紀論壇這份報告，做得相當精細。香港的統計數據十分有限，不同世代之間的比較其實相當困難，他們在這限制之下，也梳理了一些現象。不過美中不足的是不知道研究是否有學者參與，報告中有些重要問題其實沒有交代。例如最重要的是報告分析的資料來源，究竟是哪一個統計數據系列？我猜想是統計處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而不是人口普查（因為年份不對），但報告其實沒有交代。另外，如果研究使用的是「綜合住戶統計調查」，那麼其實報告中所引用的「大學生起薪點」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起薪點，因為調查問的是被訪者當時的薪水，估計研究者是以某一個出生組別在20歲至24歲時（例如2013年是1989年至1993年出生）的薪水，來作為起薪點的替代。這做法在學界也相當普遍，不過我們一般不會稱之為「起薪點」。不過，瑕不掩瑜，報告還是有一定參考意義。
其實，我在前一陣子，也在報章寫過類似的文章（註三），後來也在《港澳研究》中發表。文章的結論和其他兩份報告其實大同小異，我們也覺得在沒有新數據之前，也不想大做文章，反而希望向內地讀者多介紹一下香港情況。我們集中2001年與2011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的比較，發覺其實不論學歷，15歲至29歲青年人的薪水都在下降，相對全港所有工作人口的收入中位數的比例也是同樣下降。與其說大學畢業生的處境轉差，只有較低學歷的年輕人，情況可能更壞。
「青年問題」的論述
青年人社會流動問題的出現，是香港現今「青年問題」論述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以社會學的社會建構理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入手，會發覺青年人的物質處境受到社會注意，是因為他們的政治訴求愈趨激烈，而且在社會運動的參與面愈來愈廣。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建制中是誰首先炒熱「青年置業難」這問題？我記得是反高鐵運動出現的時候，財政司長曾俊華在網誌中表達了同情青年置業難，向上流動機會受阻滯。而「反高鐵」也是「80後」年輕人成為社會運動主力的轉折點。到了後來的「反國教科」、「反東北」、「雨傘運動」等等，其實每一次當青年人成為反建制社會運動的中堅時，青年社會流動問題都會被建制重提上議程。每一次當青年人提出政治訴求，挑戰社會上的權力關係，都會有人指他們可能是因為置業難、上位難才上街搞事。
雨傘運動最特別的一點，其實是它的單一性，非常集中地表達了政治訴求，而沒有擴大至對香港社會經濟制度的批評。我們不能否認有青年人是因為對生活不滿而上街，代際之間在房屋、工作等面向的不均也非常嚴重，但如果我們將青年人的一些所謂「過激」行動和社會運動都歸因為對現實社會經濟生活的不滿，就會過分簡化了現今代際矛盾的成因。
最近「港大事件」中青年人的「激烈」行動又再成為新聞焦點。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指摘圍堵群眾（根據袁國勇教授所指，也不一定是年輕人）為「被寵壞的小混蛋們」，語氣相當重。社會多些關注年輕人的社會流動是件好事，起碼比「港大事件」中出現的「代際反目」，互相指罵為好。不過在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在青年人群體中間的社會、政治運動，更深層次的矛盾還是他們對普世價值、本土主義的追求。幫他們置業或找工作，並不等於回應了青年人這方面的訴求。
（趙永佳，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
註一：新世紀論壇、新青年論壇，《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2015年7月。
註二：香港集思會，《香港年青人的處境和訴求研究》，2015年4月。
註三：趙永佳、葉仲茵，《青年「下流」問題的虛與實》，明報，2014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