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民主發展前路

關信基:為香港民主發展把脈(二)

香港經歷過三次政改博弈,但結局是政改方案兩次被否決,一次獲得通過,這多半是「能動者」使然。


關信基:曾蔭權接受民主黨的「區議會改良方案」,努力進行幕後游說,從而得到中央支持。圖為2009年香港時任特首曾蔭權出席新加坡APEC論壇。
攝:Victor Fraile/Getty
關信基:曾蔭權接受民主黨的「區議會改良方案」,努力進行幕後游說,從而得到中央支持。圖為2009年香港時任特首曾蔭權出席新加坡APEC論壇。 攝:Victor Fraile/Getty

前文分析了影響民主發展的結構性因素和兩個壞趨勢。但結構性因素並不能單獨或完全地決定現象。結構和人(「能動者」)相遇時,哪一方力量較大不能一概而論。譬如人造雨沒問題,控制龍捲風難矣。與民主相關的結構並非「自然」物,而是社會建立的。社會(即眾人的互動力)能創造,也能改變或摧毀結構。結構非客觀地實存,而是博弈中一方運用資源,包括結構在內的,與他方較量。因此,人是結構的載體,其作用經過人的中介發生。中介涉及認知、判斷、決策和行為,包括在行動中利用結構,例如《基本法》條文的解釋。博弈也直接或間接地使結構得以重新肯定、修正或消失。

民主發展需要政治「能動者」。在特定情況下,群眾性「能動者」也起作用。眾所周知,香港缺乏政治領袖。這是殖民地「去政治化」管治方針和政治作為志業缺乏吸引力的後果。經驗匱乏的政治精英博弈技巧不高和群眾動員能力不強。能動員群眾時,卻未必能駕馭群眾的行為。民主運動第一代政治精英多出自社運。他們的策略是社運與議會路線並重。香港群眾則由於移民社會的歷史背景而傾向務實和政治冷感。大多數市民贊成民主,但對它認識不深,承擔也不堅定,尤其是當民主和別的價值存在競爭時。這當然削弱泛民領袖的「能動力」。

香港經歷過三次政改博弈,都在同樣的結構下進行,但結局是政改方案兩次被否決,一次獲得通過,這多半是「能動者」使然。比較第二和第三次的情況(篇幅有限,第一次就不分析了)以推斷政改成功的「能動者」條件是:第一,特首、立法會政黨和人大常委會三方的共識。第二,特首、反對黨和中央領導願意堅持溝通,作出重大妥協。具體分析如下:

有立場的特首和推卸責任的特首

關信基:梁振英的成就與曾蔭權相反,政府方案被否決,人大常委會作出嚴厲的8.31決定。圖為香港特首梁振英去年11月於北京出席APEC論壇。
攝:Wang Zhao/Getty
關信基:梁振英的成就與曾蔭權相反,政府方案被否決,人大常委會作出嚴厲的8.31決定。圖為香港特首梁振英去年11月於北京出席APEC論壇。 攝:Wang Zhao/Getty

從特首向人大的報告開始,兩次很不一樣。首先是曾蔭權和梁振英政治作風的差異。前者較開明、坦誠,與泛民陣營的關係良好;後者較保守、自我戒備心重,跟泛民交惡。其次是兩位提交給人大報告的分歧。捷徑分析可集中於總結部分。我們不難看出前者有立場(註一),後者則推卸責任(註二)。曾蔭權接受民主黨的「區議會改良方案」(註三),努力進行幕後游說,從而得到中央支持,不但政改議案獲得通過,人大還做出決定,讓特首和立法會可以在2017年及之後普選產生。梁振英的成就剛好相反,政府方案被否決,人大常委會作出嚴厲的8.31決定。

在第二次政改舞台上,泛民政黨陷入策略之爭。社民連和公民黨派5位議員辭職,促成全港選區補選,以爭取「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為政綱,企圖造就一個「公民投票」效果。民主黨則執行溫和路線及尋求與中央對話。一時間,溝通在進行,但毫無進展。政府於是按原來方案提交政改動議。翌日,民主黨決定放棄對取消功能界別(註四)及給予普選路線圖兩項要求,只堅持「一人兩票」方案作為階段性的目標。但該方案仍然被批為違反基本法或人大常委會決定。直至政府的政改動議要表決的前3天,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和民主黨核心成員會面時說中央政府認為民主黨的改良方案符合2007年人大常委會決定,這次政改遂告捷。

新世代打破常規 直搗癥結

相對第二次,政黨在第三次政改的表現相當失色(註五)。新的民主運動主角是學者、學生和普羅大眾。首先,戴耀廷教授倡導非暴力的「公民抗命」作為爭取普選的大「殺傷力」武器,亦即號召民間力量,在預先通知情況下佔領中環交通要道。「佔領中環」運動的籌備展開。大專學生方面則提出「公民提名」作為2017年特首普選必備的程序。具「殺傷力」的「公民抗命」和「公民提名」都難免觸動中央的神經,它於是發表更強硬的立場(容後交待)。這反過來更激怒了學生。2014年9月26日的學生大罷課掀起一輪嶄新的集體抗議「雨傘運動(又稱革命)」(註六)。該運動由大、中學生負責組織、規模僅次於1989年天安門事件,佔領主要交通要道歷時79日。結果改不了中央透過提名程序的篩選以保證「愛港愛國」人士當選的決心。但它標誌著政治世代的更替。舊世代的民主運動焦點是爭取普選,重視議會席位,行動傾向溫和,關心內地的民主發展,甚至認為它是香港民主化的前提。新世代則認為民主不限於選舉或議席問題,倒不如攻堅癥結所在,即「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核心缺陷。行動是否溫和或激進不是問題,重要的是行動的針對性和直接。中國關懷?倒不如守衛香港本土價值!總之,舊世代因循往習,而新世代則打破常規思考。

註一:「我認為香港社會普遍希望能早日訂出普選時間表,為香港的政制發展定出方向。在2012年先行落實普選行政長官,是民意調查中反映出過半數市民的期望,應受到重視和予以考慮。」

註二:「我認為香港社會普遍期望能先在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以至全港500多萬的合資格選民可於2017年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下任行政長官,為香港的政制發展邁出最重要一步。」

註三:又稱「一人兩票方案」。即2012年立法會新增的5席「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議席,連同原有的「區議會功能界別」1席,全部開放投票,使在傳統功能界別未有投票權的市民能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其代表。於是,全港選民一人有兩票,另外的一票投給分區直選的議席。

註四:取消功能界別是香港民主運動必爭的目標。它是一種職業代表制度。大部分代表是由公司票或團體票產生,從業員或行業僱員無選民資格。

註五:其主要角色是在表決階段,泛民議員以大比數否決了政府的方案。

註六:因學生和其他抗議者以雨傘阻擋警察的催淚彈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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