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對你愛國與否的終極測試：假如中國與美、日開戰，你會站在哪一方？」一個網民在我面書上留言。這樣的問題未完全進入我的意識，答案已在指尖: 「當然是站在正義的一方。」
如果在戰爭中不問價值，只講國族認同，憑什麼我們要譴責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官員？那些戰犯不是忠心愛國嗎？倒過來，在納粹德國下拯救猶太人的舒特拉，犯下的是叛國罪，難道就要遺臭萬年? 以為愛國便是好、叛國便是壞，是因為我們將國家上升到一個至高的價值層次，不分是非對錯。
國家變成至高無上的價值
元朝版圖跨越亞歐，中國史書稱譽成吉思汗英勇善戰，開拓出疆域最遼闊的朝代，而非斥之為侵略主義、為黃禍。同理，英國人眷戀「日不落帝國」，法國人將拿破崙當成英雄，都是因為當權者東征西伐、擴展國家主權帶來國民自尊膨脹。
當然，在1648年威斯特發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之前，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的概念仍未成形，我們不能對歷史過度嚴苛，譴責一切的戰爭。但主權國家形成以後，是促進了國族間相互尊重，抑或因為國界的區隔，人們對他國人民承受的痛苦變得麻木不仁，甚至以妖魔化、武裝衝突的方式去「建構」外敵，鞏固主權國家內部的團結？
我認為任何國家要推動國民教育，都應先讓國民讀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反思「國家」為何成為了現代政治生活中最廣被接納的「價值」。人們為國家犧牲生命，就像為自由、民主、平等這些價值而犧牲一樣，甚至比這些價值更高，因為「愛國」這價值幾乎是不證自明的。
但事實上國家並非自然而生，她是通過人為打造和共同想像的結果。先是專制皇權和統一文字組成國家的中心，再利用印刷技術傳播有助產生國家意識的歷史和傳說，神化民族源頭、歌頌戰爭殺戮、維護疆域主權。統治者更樂於以運動競賽甚至戰爭來牽動愛國情緒，强化國族認同，鞏固自己的權力。
西方的國族主義發展到極端，變成帝國主義，侵害東方世界。而東方世界的一些國家在反殖過程中，為了打造獨立的民族國家，以愛國之名打壓一切有礙內部團結的自由民主思想，人民承受國族主義的雙重創傷。
但在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危機和環境災難（如核電洩漏和全球暖化）已令一般民眾意識到危難跨越國界，各地人民已墮入命運共同體。如果我們明白到「全球外判」帶來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與勞工問題，和發達國家的失業和貧富懸殊，便能洞察到國際組織（如WTO） 和全球公民社會（如跨境勞工和環境保護運動）的重要性，必須帶着「地球村」、「世界公民」的視野看待本國以至他國人民的權利和義務。
世界公民／全球公民不一定是無政府主義者，但必然反對以國族劃分人類的權利和阻礙彼此的關懷。用Nitya Chaitanya Yati的說法，世界公民所效忠的是真理的基礎、共通的知識和價值觀念的支柱。在愛國主義之上，應該有更高的普世價值──自由、公義、仁愛、平等、和平──引導我們判斷對國家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認識到狹隘的國族主義如何造成對「他者」的冷漠、排斥和迫害，而對內則可藉此抑壓自由、多元、民主的聲音，就明白到當年特區教育部門提出的「國民教育」指引的問題所在。該指引在「世界範疇」要求學生參考民主、平等、人權等價值，但在「國家範疇」卻只談理性、歸屬感、愛國心等，而不知國族主義必須以普世價值來平衡。
本土意識與香港民族的建構
當年學生反國教，和2003年七一遊行反23條一樣，被北京視為港人不愛國、人心未回歸。港人覺得23條的問題是侵犯人權、國教科問題是有違批判思考，而不是愛不愛國的問題。但兩年來政改爭論之後，年輕一代卻坦然地宣聲：我就是不愛國又如何？
本土意識的興起由來已久，以定義「大陸人」為「他者」作為標誌。首先是香港從工業社會轉型為服務型社會，不再需要從大陸來的廉價勞工，反而視之為社會負擔。而經濟起飛、教育普及後孕育出來的中產文化，與大陸移民的言談舉止則愈來愈格格不入。政治上，由六四鎮壓到李旺陽被自殺、劉曉波入獄、劉霞含淚被禁等事件，令人覺得中國仍未擺脫封建皇朝，難以認同。
諷刺的是，中國的崛起反而加劇中港的衝突。過去十年，暴發戶自由橫行、駐港京官傲慢離地，港人生活空間和自治領域不斷受到擠壓。市民對普選訴求被一拖再拖，北京成為香港走向「善治」的最大障礙。雨傘運動的爆發，標誌着對話之路已經走盡。「抗命不認命」的精神是擺脫既定的框架，尋求命運自主。既然北京以「愛國」和「國家安全」作為賦予港人政治權利的前提，被挫敗的雨傘新生代對專制中國最徹底的回擊，是挑戰國族身份這個最神性的圖騰。 雨傘運動後本土派乘勢崛起，但內部差異甚大，不能一概而論。筆者姑且將其論述分為三種：
一、本土優先論──與文化層面的本土意識不同，提出本土／港人優先論者，要求在社會政策上區別永久居民與新移民的權利、減少大陸來港移民、港府擁有移民審批權等，對國族身份問題未有正面觸及。
二、城邦自治論──主張與中國大陸徹底區隔，斷絕兩地經濟、文化、社會交往，以防大陸腐朽的制度和文化滲入香港。香港要自保，必須「井水不犯河水」，不沾手大陸政治，反對參與「建設民主中國」，認為民主化後的中國將放棄一國兩制，不利城邦自治。城邦論並無否定「一國」，甚至認為香港是保存華夏文化正統的希望，其願景為「邦聯制」。
三、港獨民族論: 本土意識最極致的訴求是「港獨」，但往往被譏為不切實際，分化社會。較完整港獨綱領，是先為港獨做好文化與社會準備，伺機而動（如等待中國崩潰）。如果國族（nation-state）是包括疆土、民族和行使主權的政府，港獨的準備工作便是建立一個沒有主權國家地位的香港民族（nation without state）。正如Benedict Anderson的理論，本土語言、文化傳說、生活方式、區域自治都是建構民族認同的元素，就如魁北克人、蘇格蘭人、加泰隆尼亞人等，都是先建立起民族意識再爭取獨立。因為建立香港民族不一定與港獨等同，在政治上有更大的迴旋空間。
價值優先與開放本土
作為世界公民，放下了大中華迷思，自然不會對本土意識甚至香港民族論大驚小怪，但亦無興趣墮入另一種國族認同。特别是民族建構的過程難逃製造和汚名化「他者」，對普世價值難免牴觸。其實國族認同的原點，是人們為了各種需要而建構命運共同體。年輕一代港人與大陸的心理距離大到一個地步，說出「我是香港人，我不是中國人」，我們只能尊重。但如果港人覺得與大陸民眾在穹蒼下、專制面前是同一命運，我看不出本土派憑什麼詛咒「大中華膠」參加六四晚會便要受天打雷劈。選擇認同中華或是香港民族不應是爭議的焦點，人們有沒有權利選擇國族認同才是核心所在。
選擇認同中華或是香港民族不應是爭議的焦點，人們有沒有權利選擇國族認同才是核心所在。
因為大中華論述太過根深蒂固，本土派急於建構民族身份容易走向仇恨政治，最終會否墮入更狹隘的族群主義必須時刻警惕。Civic nationalism或者「開放本土」的概念，提出國族認同有助人們活出自主和有意義的生活，但這種民族認同必須基於共識、不排外，並與自由、平等、寬容等理念兼容。即是說，無論香港的國族認同走向何方，必須是價值優先，才有一種值得嚮往的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