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將是拆散歐洲的開端。」年初，從英國《衛報》到美國CNN的評論都作出了這樣的預言。半年過去了，歐洲政局的演變似乎正向這個預言步步邁進。
在各國截然不同的利益驅動下，歐盟很難維系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權力平衡。經濟危機的打擊尚在，歐元區的貨幣危機如影隨形，這都悉數體現在各國內部政治力量的重組上。
最受關注的，則是極端政黨（政治光譜中「極左」或「極右」的政黨）的崛起。他們逐步進入各國政治舞台中央，改寫着歐洲的政治版圖。在部分國家，極端政黨已經抵達權力中心，傳統政黨為爭取選民，不得不調整政治立場；中間黨派在競選中的穩固地位亦被破壞。
希臘：反緊縮的「馬蹄鐵」兩端
2009年爆發的主權債務危機以來，希臘一刻都未能擺脫救助、緊縮、退歐這些讓人頭痛的新聞，儼然一個「歐洲病夫」。據估計，2015年下半年，希臘政府到期債務將達282億歐元，約合國內生產總值的15%，而希臘早已經喪失了償還能力，有可能退出歐元區。同時，希臘的失業率從2012年起就保持在25%的高位，這比美國經濟大蕭條時還糟糕；年輕人的失業率更接近50%。常年的財政緊縮措施，直接影響政府在教育、醫療等公共領域的支出，經濟的常年衰退，讓民眾怨氣連天。
執政黨，無論是中右的新民主黨（2004年到2009年）、還是中左的社民黨（2009年到2015年），都面臨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正是從2009年開始，極右翼金色黎明黨和激進左翼聯盟這兩股原本邊緣的政治力量，戲劇性得進入了希臘的政治中心。
新納粹金色黎明黨大概是歐洲所有極右翼黨派中，最為暴力和排外的一支。1980年，《金色黎明》還只是家支持法西斯理念的雜誌；2009年議會選舉，金色黎明大肆使用納粹標誌，僅獲2萬張選票；然而，2012年，這個數字一躍到了44萬。2015年大選，該黨得到接近39萬張選票（6.3%）的支持率，成為第三大黨。
要知道，這樣的支持率還是發生在金色黎明黨的數位領導人物都被指控謀殺的情況下：2013年，希臘反法西斯的說唱歌手菲斯薩斯（Pavlos Fyssas）遇刺，該案件的調查圍繞金色黎明黨展開，也引發了一系列反法西斯的遊行與暴力抗議。現在，縱然該政黨領袖尼古拉斯·米哈羅里亞可斯（Nikolaos Michaloliakos）仍然在監獄服刑，仍不乏有民眾支持他們。
建立了現任政府的激進左翼聯盟則真正進入了權力中心。這支在十多年前借反戰、反全球化的社會運動契機組成的聯盟，成員多樣，革命派與改良派並存，代表的利益也不盡相同。但與金色黎明一樣，激進左翼聯盟所吸引的，一樣是對「既有政治」不滿的選民。據2012年的票站調查，大量中等教育選民選擇支持金色黎明，而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選民更支持激進左翼聯盟。在橫跨18到54歲的年齡段中，聯盟都得到了最高的支持率。
年僅40歲的激進左翼聯盟領袖、希臘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在選舉中打出積極的口號：「希望在路上」。正是這份反緊縮的希望贏得了民意支持，但上任半年來，在全球注視下，齊普拉斯與國際債權人的周旋，並未給希臘臨近崩潰邊緣的經濟帶來任何好轉，反而將希臘帶入了破產的邊緣。希臘人民對左翼聯盟的信心，也隨之下跌。6月30日，希臘拖欠IMF的16億歐元貸款到期，計無可施的齊普拉斯拋出了「民主」的旗幟，在7月5日進行全民公投並鼓勵選民投反對票，結果超過61%的選民拒絕國際債權人救助方案。飽受7年危機的希臘人也再次陷入恐慌，銀行體系失控，開始資本管制，每人每日只能領取60歐元，ATM機前排起長隊。
可不過數日，齊普拉斯在7月13日獲得歐盟同意的第三輪救助方案，卻完全沒有依照公投的選擇，而是遵循了債權人的需求。希臘與國際債權人的談判反反覆覆，厭倦了責問「希臘怎麼了」的輿論，終於開始變成責問：「歐盟怎麼了？」
1991年，歐洲一體化進程起到決定性意義的馬斯特里赫條約簽署生效。自此，歐洲迅速拾回了一度失落的和平、安全與榮耀。歐盟迅速成長，儘管體制複雜，仍不失為凝聚分散力量的政治體；而潛移默化、廣為流行的「多元文化主義」態度，也悄悄掩蓋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背後可能的紛爭。
曾經一切都很好，如果2008年的經濟危機的影響沒有如此深遠。當政府無法提供它所承諾的保障與繁榮時，選民渴望問責。
有人責備外來移民。據最近一次對47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的「歐洲價值觀調查」，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有20%以上的公眾有明顯的排外傾向——在詢問最不喜怎樣的鄰居時，回答是「穆斯林」、「移民」或「不同族裔」的受訪者被列入「排外」範疇。責備外來者最終其實仍是責備政府、主流政黨的「不作為」。主權債務危機長久盤旋在直接遭受打擊的選民頭頂，主流政黨的承諾大同小異，「反建制」因而成為極端政黨為獲民意支持，又一張共同打出的牌。
值得注意的是，「排外主義」往往與極右黨派聯系在一起，但事實上，民粹主義、國家主義或反對歐盟等主張，在政治光譜的左右兩端都明顯存在。法國哲學家讓-皮耶·法耶（Jean-Pierre Faye）認為，政治光譜上極左和極右的政黨並非如直線的兩端那樣完全不同，它們更像是馬蹄鐵的兩個尾端，彼此極為相似。
馬蹄鐵理論也許可以解釋包括希臘在內歐洲各國邊緣政黨的表現，無論政治立場極左還是極右，對主流政黨的不信任將這些崛起的政黨聯系在了一起。英國便是另外一個絕佳的例子，在這個傳統的大黨國家，政治光譜正變得越來越模糊。
英國：日益模糊的政治光譜
英國南部肯特郡的拉姆斯蓋特（Ramsgate），是公元5世紀末，大主教聖奧古斯丁從登陸大不列顛島的地方。19世紀，「日不落」帝國如日中天，橫跨英吉利海峽的輪渡也在這裏啟航。今天，輪渡停擺，機場倒閉，破敗的拉姆斯蓋特不再吸引公眾注意力。這個城市所在的國會選區南塞尼特（South Thanet），失業率高於全國平均水準，是肯特郡最貧困的選區。
但在5月英國大選中，據《衛報》統計，南塞尼特是媒體提及次數最多的選區——因為獨立黨的黨魁，常以手持一紮啤酒形像示人，並被泰晤士報評為英國最具影響力的右派人物，法拉奇（Nigel Farage）又一次在這裏參選國會議員。
2005年法拉奇第一次在南塞尼特競選國會議員的時候，獨立黨剛剛起步，他只獲得了5%的支持率；2015年，法拉奇帶領的獨立黨橫掃歐洲議會大選，成為最大黨，獲24席，進入政治話語中心。大選當天，法拉奇駐守的拉姆斯蓋特吸引了近300家媒體在唱票點等待結果。
獨立黨源自反歐盟聯盟，該聯盟於1991年，因反對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而成立，創立人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斯克德（Alan Sked）。但隨着激進的右翼言論在黨內逐漸得勢，斯克德本人將獨立黨稱作「弗蘭肯斯坦的怪物」。 研究獨立黨興起的英國政治學者福特（Robert Ford）和古德溫（Matthew Goodwin）這樣描述一個典型的獨立黨支持者：「他是一個生活在諾丁漢、64歲的自行車廠退休工人；他曾經支持撒切爾，撒切爾退休後，又轉而支持工黨。他對英國國家黨（英國極右翼政黨，被稱作英國的‘納粹黨’）有好感，但受不了與納粹扯上關係。在2009年的時候，他在一次競選活動中，成為了獨立黨的支持者。」
2006年，法拉奇當選獨立黨黨魁。在今年4月最大規模的電視辯論上，他指責前社會主義國家移民帶來愛滋病，在其他場合的言論，也將「移民」與住房、醫療和就業問題劃上等號。法拉奇抱怨說：「在過去十年內，移民讓這個國家變得面目全非，看起來就像是異國他鄉。」
法拉奇帶來的影響力無法回避。蒂姆森（Russ Timpson）是英國自由民主黨在南塞尼特的候選人，在拉姆斯蓋特安靜的老港口，他苦笑著告訴記者：「我知道你要問移民。我接受的每個採訪，如果不是第一個、那麼第二個問題，肯定關於移民。」
成功設置了議程的法拉奇，在南塞尼特獲得了32.4%的選票，卻沒有在五月的大選獲選。他輸給了老朋友，二十多年前同在獨立黨的邁肯尼（Craig Mackinlay）。法拉奇成為獨立黨黨魁後，邁肯尼轉投了保守黨的陣營。大選前一天，當記者在拉姆斯蓋特的郊區見到邁肯尼時，他仍在挨家挨戶發著傳單，邁肯尼一邊快步走著，一邊回憶說：「當時獨立黨還是一個非常學術的圈子；但今天，它已經成為了全英國最讓人厭惡的品牌。」
儘管法拉奇落敗，該黨在國會中也只獲得了一席，但這個尖銳反對歐盟和移民的極右政黨，在英國右翼選民中的勢力並沒有減弱——它在125個國會選區（20%）都獲得了位列第二位的支持；並且得到了380萬張（13%）選票，僅居保守黨和工黨之後。
真正獲勝的是保守黨，卡梅倫（David Cameron）繼續駐守唐寧街首相府。這是一個出人意料的結局，此前，民意曾長期膠着——這不僅意味着英國存在非常多的懸浮選民，也標誌着傳統紅藍之爭的終結。半個多世紀前，保守黨（藍色）和工黨（紅色）可以拿到近96%的選票，今日，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70%。如今，至少有六股勢力左右着英國大選，包括獨立黨，蘇格蘭民族黨，自由民主黨和綠黨。但此次大選中，在英國政治舞台上由來已久的自由民主黨徹底失敗了，這或者標誌着中間路線在英國的消卻。在大不列顛北面，2014年蘇格蘭公投的餘波則給予了奉行國家主義的蘇格蘭民族黨前所未有的支持，拿下了56個席位——而這是一個支持歐盟的偏左政黨。
與希臘一樣，英國也有脫歐的計劃。英國與歐陸的關係從來都是若即若離，這次大選中，為了彌合保守黨內部裂痕和吸引右翼選民，卡梅倫承諾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會在2017年前進行脫歐公投。如果英國脫歐，歐盟的命運將被再次改寫；而脫歐帶給聯合王國內部（尤其蘇格蘭）的影響，亦不可小覷。
全歐政治洗牌
歐洲諸國，二戰後，一直都由中間黨派主導。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來，反移民、反歐盟的極右勢力卻在各國愈演愈盛。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的選舉歷來被視為歐洲政治「晴雨錶」，可以反映成員國的內政走向。2014年5月歐洲議會大選上，極右翼政黨獲得前所未有的大份額支持，選出了歷史上最反歐洲的歐洲議會。這次選舉，被法國總理瓦爾斯（Manuel Valls ）稱作是歐洲的「政治地震」。
餘震近一步波及到各國接踵而至的大選年。據統計，今年歐洲將有2778個議會席位被重設，包括十三個國家的議會大選（二月希臘，三月愛沙尼亞，四月芬蘭、安道爾，五月英國，六月土耳其、丹麥，十月葡萄牙、瑞士、波蘭，十一月阿塞拜疆、克羅地亞，十二月西班牙），三個國家總統大選（三月克羅地亞，六月波蘭，十一月白俄羅斯），及十多個國家的地方選舉（包括德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義大利等等）。被國際評級機構稱作「歐豬五國」（PIIGS）的葡萄牙、愛爾蘭、義大利、希臘和西班牙，是歐元區經濟危機最緊迫、緊縮財政措施最嚴峻的五個國家。2015年，五國除愛爾蘭外都面臨着政局洗牌。
在法國，三月的省級選舉和十二月的大區選舉將為兩年後的大選做測試。法國前總統薩克奇領導的右翼人民運動聯盟（UMP，最近改名為「共和人黨」）在省級選舉中，以約32%的支持率，成為最大贏家。極右翼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雖然未獲得任何一個地方政府的多數席位，但高達25%的支持率，仍展現了其強勁的勢力。國民陣線從2012年起回到法國政治話語的中心，更成為法國在歐洲議會的第一大黨，並領導成立了歐洲議會中的極右翼聯盟。
在芬蘭，極右翼黨派芬蘭人黨（Finns）在2011年的選舉中異軍突起（當時稱為「真芬蘭人黨」），改寫了芬蘭選舉歷史——以「共識」著稱的芬蘭政界，從未出現這樣大影響力的極右勢力。今年四月的選舉，芬蘭人黨獲得38個議席，成為第二大黨，位列中間黨（Centre）之後。該黨領袖索伊尼（Timo Soini），一位從政前活躍在電信業的億萬富翁，也隨着此次選舉進入聯合政府，成為芬蘭副總理以及外交部長。芬蘭人黨反對歐盟，並以反移民的言論著名，主張只有在帶來經濟利益的前提下，歐盟外的移民才能夠進入芬蘭。
波蘭則經歷了最為膠着的總統選舉，鮮為人知的波蘭法律和正義黨（PiS）候選人杜達（Andrzj Duda）在五月的第二輪大選中以52%的優勢成為總統。以保守黨基督教民主和民粹主義為基礎意識形態的PiS崛起，意味著波蘭政局的右拐。波蘭的極右勢力從2000年才開始凸顯出影響力，但是右翼思想文化及其合法性已經經歷了很久的積澱。
土耳其六月的大選則被稱作是該國近十三年來最重要的選舉。自2002年執政以來，正義與發展黨（AKP）第一次失掉多數黨的位置，這折射出了國內中產選民對執政黨的不滿。左翼、親庫爾德人的人民民主黨（HDP）時常被與希臘的極左翼政黨聯盟或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Podemos）相提並論，該黨在此次大選中獲得了13%的支持率，首次獲得分配議席。
六月，丹麥中右立場的政黨聯盟獲得議會大選的多數席位，組成下屆政府。該聯盟包括反移民的極右翼政黨丹麥人民黨（Dannish People’s Party），其支持率高達21%，位列第二大黨，是聯盟獲勝的關鍵。這個高福利、高幸福指數的國家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反移民的話語佔據，以致社會民主黨領袖、前首相施密特（Helle Thorning-Schmidt）都罕見得在競選中做出了「難民也要做出經濟貢獻」的聲明。
大選還在繼續——下半年尤以西班牙大選最為眾人矚目，極左翼「我們可以」黨在五月的地區選舉中已經展現出了強大的民意支持。這位紮着馬尾辮的年輕政治學教授雷西亞斯（Pablo Iglesias），能否帶領僅僅成立一年有餘的政黨獲得更大的政治勢力，扭轉政治導向？還要等到十二月的大選才能知道——而到那時，希臘危機或者已經帶來歐洲政局的最大變數。
「上天下海入地」的中歐關係
在歐洲各國的競選活動中，國內議題佔據核心，外交政策則落在邊緣，選民們愈發不關心大國政治。但歐洲各國的政治角鬥，終將影響到國際往來。
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的「政治地震」後，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研究員史志欽列出了中歐關系的三個「眾所不知」（Known Unknown）：反歐盟政黨看待中國的眼光能否左右歐盟對中國的態度？反歐盟政黨會怎樣影響歐洲不斷加劇的反全球化情緒，影響保護歐洲本土製造商的「歐洲壁壘」（Eruopean Trade Barriers）理念？民粹主義歐盟黨派的親俄反美情緒，會如何影響歐盟的外交政策？
「眾所不知」的邏輯，依然是歐洲各國政治力量影響歐盟、再由歐盟來影響世界——但是，如果歐洲各國政治角力的「影響」步步拆散了歐盟，那麼歐盟在全球的影響力也將蒙上陰影。
關注中國的德國經濟學家羅爾夫·朗哈默爾（Rolf Langhammer）說：「邊緣政黨並不關心中國。但是這些政黨反對歐盟，會或多或少迫使本國執政黨遵循這樣的主張。這會讓歐洲的政治越發不穩定、難以預料，而中國的領導者不會願意看到這樣的歐洲政治。」
中國、歐洲與美國三足鼎立，他們是彼此最大的貿易夥伴（歐盟是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美國是歐盟的最大貿易夥伴），也希望能夠兩兩借力，制衡第三者。但對於中國而言，歐盟的多邊組成一直很難琢磨，故而中德、中英等雙邊關係才是中國外交的側重點。
2015年是中國與歐盟建交40周年，在發布2020中歐合作戰略規劃時，中國總理李克強說：「中歐合作涵蓋面之廣前所未有……可以說是上天下海入地。」經濟往來仍然是主要訴求——所以才有了「一帶一路」（「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規劃。
中國集舉國之力打造、涉及8900億美金的「一帶一路」，旨在貫穿大陸與海洋，連接亞太、中東、歐洲和非洲經濟圈。這個戰略無論從經濟、政治、文化還是歷史角度看，都涉及極其複雜的地緣關係。「一帶一路」常被稱作中國的「馬歇爾計劃」，當然，接受中國投資的，不是二戰後的歐洲，而是連接中國和歐洲的大片領土。
這個戰略下，目前得到最多關注的，仍是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亞投行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稱將補上亞洲基建資金的缺口，為基礎建設提供資金。卡梅倫在全力投入五月的英國大選前，不顧美國的壓力，做了一個佔據新聞頭條的決定：加入亞投行創始國。作為第一個加入亞投行的歐洲大國，英國的舉動至少影響了半數以上創始成員國的加入，包括歐洲多數的大經濟體。
這些都被認為是中國開始制定「國際規則」的標誌，並直接將歐洲放在了路線的另一端；而歐洲此刻的政局，卻展現出一張憤怒的「反全球化」面容。如此，2015年持續翻新的，將不僅是歐洲的政治版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