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2017年選舉方案被否決後，輿論普遍稱香港進入後政改年代──一個充滿情緒、抗命、政治兩極化的氛圍下，社會對於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已陷入越趨焦慮和躁動的狀態中，稍有風吹草動，民意隨時會出現剎那間的大逆轉。
3位中央官員此前南下深圳與立法會議員會面，分別發表評論，內容之強硬，不但讓出席的泛民議員錯愕，更直接挑動了社會民情。由香港大學、中文大學與理工大學就支持與反對政改方案進行了兩個月的滾動民調，受到京官強硬言論的影響，便從支持遠多於反對的穩定狀態，突然逆轉為反對多於支持。
這種情況來得突然而且短暫，反對多於支持方案比率只出現3個平均天（見下文），便又回復支持多於反對的常態，正反映社會已陷入政治情緒化的狀態，讓人回想起台灣2004年總統選舉前夕的「319槍擊案」，在社會疑共拒共的情結上，兩顆子彈，即可在短短一天之內翻轉選舉結果，反映台灣社會當時已患上嚴重的「情緒病」。
當時台灣兩股政治勢力藍營的「連（戰）、宋（楚瑜）」配與綠營的「陳（水扁）、呂（秀蓮）配」，正處於兩岸穩定與走向一邊一國的兩極對決中。根據多項民調，大多數選民支持兩岸關係穩定，前者處於優勢，應可穩勝，重奪藍營政權。可是就在3月20日總統選舉日前夕即19日下午1:45左右，陳水扁站在車上拜票時遭兩夥子彈擦傷腹部，改寫了選戰結果。
這宗震撼兩岸四地的槍擊案至今仍屬懸案，當時卻馬上引來坊間傳言，直指是「老共的陰謀」，一股抗拒、不滿的情結，隨即在中間選民之間發酵，選情乃出現大逆轉，結果「陳、呂配」以50.1%，險勝原本佔優最終卻只取得49.9%的「連、宋配」，兩組候選人得票只差2/1000，而且廢票33萬張，比2000年即對上一次總統選舉增加了3倍之多！
以未來統一與尋求法理獨立的兩極光譜分析，整體選民的傾向，處於常態分配，即兩端窄、中間高的山丘形曲線，反映死忠於藍／未來統一，或死忠於綠／尋求法理獨立的，都不是多數，反而既尋求穩定又求自主權的，才是主流聲音。但當政治行動者即兩組候選人分別處於兩極之際，中間選民便非常容易受到環境變化或個別事件的刺激，改變投票意向，尤其是選民最抗拒的，中共的霸道言行。
同樣在目前的香港，在建制與泛民兩極構成的光譜中，以常態分析，大多數選民渴望的，自然是既能與北京有穩定關係、又能維持高度自治。可是形勢比人強，當根據8.31框架所制訂的政改方案擺在選民前，要求作出選擇，選擇與北京維持穩定關係的，總是佔了多數，這也是為什麼三間院校聯合進行的滾動民調，支持政改方案的，穩定取得半數受訪者支持，而反對的只有35%至40%。
滾動民調每天抽取200個樣本，以相同的問題，連問5天共1000多個樣本，然後算出平均數，得出毎5個平均天的數值，之後往後增加一天調查結果便扣去最早一天的結果，便呈現民意的變化。
正如上述，支持與反對方案的比率一直非常穩定，但這情況自5月30日至6月3日的平均值開始出現變化，反對方案比率逐漸增加，至6月2日至6日，支持和反對方案，首次出現42.8%的相同比率。
之後一個平均天即6月3日至7日，支持方案的首次低於反對的比率，分別為41.7%和43%，5日至9日，反對方案的平均值更達到44%的最高紀錄，支持的只有41.3%。
但這種情況只經過3個平均天，6日至10日，支持方案的重新高於反對的，分別為42.9%和42.4%，雖然只差0.5個百分點，往後看卻是支持方案重拾升軌之始，到12日至16日的平均值，支持方案與反對方案的比率回復常態，分別為47%和38%。
從上述統計觀察，不論是親北京喉舌批評統計是有政治企圖的，或是部分泛民議員認定支持和反對方案出現相同比率正是黃金交叉，都是錯誤闡釋。正確解讀，是香港社會已逐步患上政治化的情緒病，儼如當日台灣社會的情況。
在北京中央眼中，香港與台灣的位置當然不同，只不過後政改的香港，正步向台灣踏過的路向，因為拒共、抗共而患上政治上的「情緒病」，北京中央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重新思考對港政策：
1.多數港人跟台灣同胞一樣，期望與國內維持穩定的政治關係，但在不同的價值信念下，若北京中央給予太大壓力，社會中瀰漫着的拒共、疑共情結隨時發酵，成為極不穩定的反彈力量。
2.香港已進入選舉期，支持政改方案作為社會主流，只因社會希望跟北京中央有穩定的關係，未來選舉議員特別是明年的立法會選舉，選票不一定會倒向建制派候選人。
3.在中央眼中，港人比台灣同胞現實，但是一場雨傘運動，已將不少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心態徹底動員起來，北京如果繼續採取強硬的政策，只會將港人推向更離心的境地去，重蹈過去錯誤涉台政策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