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周永新：香港政府得罪年輕人，激怒中年人，失去老年人

在退休保障諮詢期正式結束的今天，周永新坦言自己已經心死，不再對現屆香港政府抱有任何希望。過往大半年，69歲、有香港「社工之父」之稱的周永新為了堅持推行覆蓋全民的退休保障制度，堅定地站在了香港政府的對立面。

「張建宗講過，諮詢期後要半年時間整理資料，才會表明方向。這等於說，政府只會有方向，不會有方案。」周永新語氣堅定地說，今屆政府，「百分之一百」不會實施退休保障改革。

三年前，周永新受政府委託，帶領學術團隊研究退休保障方案，隨後向香港政府力薦「全民退休保障」，卻遭受冷待。自此他開始四處接受媒體訪問，批評香港政府向公眾推出的諮詢文件「不盡不實」、「只當我們是傻瓜」。

周永新堪稱香港社福界的鼻祖，在香港經濟尚未起飛的70年代，就致力研究社會福利政策和培訓專業社工。今年5月31日，我們訪問的那天早上，他剛剛接受了鳳凰衛視的採訪，不久之前，半島電視台也就着退保議題來找他。前來拜訪的香港媒體更是多不勝數。

在香港熱鬧的輿論場上，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與香港政府爭鋒相對，互不退讓。

到目前為止，梁振英政府既無願景，也沒有執行能力。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退休保障諮詢批評周永新的方案不用加稅是「不切實際」，周永新立刻反擊，說政府所列數據「不公道」；面對林鄭月娥指斥自己沒有「認真學術研究應有態度」，周永新馬上回應，強調自己「作為研究者感到憤怒」。

「董建華有願景，沒有執行能力；曾蔭權有執行能力，沒有願景；到目前為止，梁振英政府既無願景，也沒有執行能力。」——這是退保風波之後，周永新斬釘截鐵地下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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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主義者在政府是不能成事的

近半年來，周永新的表現，讓不少人頗感驚訝。因為長久以來，周永新在公眾眼中的印象，更多是一位在體制內妥協溫和的學者。

從1983年開始，他就在不同的政府委員會打滾，擔任各項公職，非常熟悉政府管治邏輯和語言藝術。

周永新記得，自己三十多年來看過政府許多白皮書，在英國殖民地時期，政府在白皮書末尾總會加上一句話：「所有計畫只會在資源許可下進行。」

周永新對這句話歷歷在目：「因為它告訴我，政府施政有自己的難處，無法盡如人意。」加上當時社會對政府期望不高，於是，周永新在參與政策制訂時，很少和政府各執一詞。

一個完美主義者，是永遠不可能在政府服務的。

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經濟騰飛，社會福利議題逐漸受到關注。那時候，周永新正在寫博士論文，研究範疇包括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並一直想將這制度引進香港。1987年，周永新便聯同劉千石、李卓人、李鵬飛去見當時的教育及人力統籌司布歷治，闡述中央公積金的理念和具體操作。

然而，布歷治無動於衷，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Nelson（周永新英文名），不要想吧，政府是不會做中央公積金的。」周永新聽後，沒有爭辯，只表示明白，靜靜地將計劃束之高閣。

「 一個完美主義者，是永遠不可能在政府服務的。」周永新對端傳媒說，語氣緩慢。他指自己性格溫和，「從來不喜歡和人爭拗」。

1991年，香港立法局舉行首次直選。周永新重新拿起在書架封塵的中央公積金，成功說服了所有候選人，包括商界代表支持方案。曾經有一刻，周永新覺得與政策落實僅一步之遙。但是，在政府阻擾下，中央公積金最後胎死腹中。

「當時六四剛過，港英政府不想政策落實後，有筆龐大的財政儲備，在回歸後由特區政府控制。」回想當年，周永新這樣分析。當時功虧一簣，他也沒有在政府面前奮力捍衛，依舊默不作聲，放棄自己研究多年的方案。

「在政府裏從來都是妥協。」周永新再次強調。在掣肘處處的政府委員會中，他總會先容讓，絕少為了捍衛自己理念而跟政府硬碰硬。

「妥協」一直是周永新的宗旨，直到去年12月22日，當政府將他所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方案改成「不論貧富」方案，並批評他的方案比需要資產審查的「有經濟需要」方案遜色時，周永新鐵了心，轟轟烈烈地捍衛自己的理念。

同一天，周永新召開平生第一個記者招待會。會上，他略見疲態，拿着咪高峰，語帶憤怒地質問政府：「既然政府已經有立場，要求市民集中討論『有經濟需要』方案，我只能問一句，為什麼要諮詢市民意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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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反叛一次

「其實我對自己今次能這樣堅持，都有些驚訝。」在香港大學辦公室裏，周永新對端傳媒表示，尷尬地笑笑。

2013年，周永新帶著「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譽教授」的頭銜，正式退休。剛上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就在這時致電周永新，邀請他「出山」，做一個關於退休保障的研究。周永新在扶貧委員會跟林鄭月娥合作多年，認為她是個有心人，沒有猶豫便一口答應了。

現在回想，周永新明白，政府當年找他，跟他「一直在體制內做委員、研究，立場較保守審慎」有關。1994年，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了「老有所養諮詢文件」，建議實行「老年退休金」，不過當時周永新卻表示反對，政府最後放棄了計劃。

「『全民老年金』我是不支持的。一來是因為我打聽到政府根本無意推動，彭定康推老年金，只是為了引誘社會支持政改；二來香港人當時還未準備好，they are not ready，他們仍然覺得供養父母天經地義，思想上不接受。」周永新說。

但19年後，受香港政府委託而進行退休保障研究時，周永新改變了判斷。2013年，香港政府推行長者生活津貼，只要年滿65歲、資產低於21萬港幣的長者就可申請。

40萬香港長者最後申請了長者生活津貼，而當時香港，撇除二、三十萬移了民的，長者人口其實剩下不足70萬。周永新倏然察覺，原來需要幫助的的長者，已經由少數變成了多數。

「打個比方，十個人之中，如果有兩、三個需要幫助，我們固然會集中幫這幾個人，但現在需要幫助的，已經是七、八個。那麼我們就要找個制度，給所有人一個過得去的生活保障。」 周永新形容。

環境變了，是大勢所趨，（全民退保）是一定要做的事！

研究過程中，他也和許多與他年紀相仿的老人家聊天。周永新驚覺，許多老人家為了取得長者生活津貼，都不得已瞞騙一些收入，但瞞騙後又內心不安。「財產如何定義，是否包括金條、珠寶首飾、股票呢？如果包括的話，那又怎樣計算？計市價嗎？大家都一頭霧水。」

周永新說，退保一旦設了審查，很多長者財產可能超過了政府八萬的資產限額，但他們又覺得自己應該有這筆錢；沒有，生活又左支右絀 。唯一方法，還是隱瞞部分資產。

「既然如此，我們要想，為何我們要設計一個制度，讓老人家感到如此困惑、不安呢？環境變了，是大勢所趨，（全民退保）是一定要做的事！」周永新說。於是2014年8月，他帶領團隊，向港府遞交長達139頁紙的研究報告，最後建議香港實行「全民退休保障計畫」。

他坦承，呈交報告之後，政府知道他要推行全民的退休保障時，「是有點意外」，失了預算。

香港政府隨後不斷攻擊「不論貧富」方案。政府公佈諮詢文件那天，林鄭月娥批評「不論貧富」方案只會「令政府結構性財赤提早六年出現」，逼使政府向市民「開刀」，大幅加稅，徒添大眾負擔。

「政府就是這樣，想你做就要你做，不想你做就踢你走。」周永新說，他想不到，這麼多年之後，香港政府還是和英國殖民時期一樣，傲慢，永遠當自己是神。

碰見一個自詡為神的政府

周永新年幼時生活艱難，與20多個人，住在灣仔舊樓一個擁擠的單位，深深體會到貧窮的痛苦。升上中學後，他成為了基督徒，立志服侍他人，因而畢業後去了當社工。

1983年，這名虔誠的基督徒被邀請加入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豈料與他同行的，卻是一個自詡為神的政府。

周永新憶起，當時的政務官很傲慢、「惡死」，委員會不過是個花瓶，形同虛設：「他們總認為自己的政策永遠正確，如何管制香港，they know best（他們最懂）。所有這些諮詢委員會，都只是給他們參考，因為他們對整個形勢掌握是最瞭如指掌；而你，對政府的認知只是一知半解。」

1984年，陳方安生升任為首位女社會福利署署長，當時周永新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雙方曾有合作。可是，作為社聯百多個志願機構的代表，周永新沒有發表意見的權利，他在會議中的唯一作用，就是傳達各個機構的看法。有一次，周永新按捺不住，表達自己個人看法，立刻被陳方安生以流利的英文斥責：「you are not representing the organization, you are just presenting their views.」（你是來表達他們的意見，不是代表這些機構。）

他們總認為自己的政策永遠正確，如何管制香港，they know best。

「你知道嗎，我沒有代表的權利，是一個傳聲筒而已。」周永新說。「不過，不得不承認，那個年代的政務官英文很好，我又不是讀英文出身，說不過他們。」

周永新一臉苦笑地說，他有很多時候都因為自作主張，被政務官「鬧鬼」他。

1992年，周永新當上了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主席。他難掩興奮，寫了一封信給衛生福利司黃錢其濂，大膽表示，希望能在主席的兩年任期，解決香港安老院數量不夠、社工人手短缺等十多項問題。不久後，黃錢其濂回了信，一下就淋熄了周永新的滿腔熱情。

「她提醒我，我的工作只是『就着政府需要你提供意見的項目來提供意見』，並重申這是個行政主導的政府，由政府決定政策。」

「政府覺得，我不找你，我也懂得怎樣施政；我找你，只是為了顯示他的政策是正確，that’s all（就是這樣）。」周永新說。

讓周永新意想不到的是，儘管時代已經變化萬千，今天的香港政府，還依然一直沿用過往的思維。某程度上，他明白林鄭月娥代表政府找他承擔諮詢責任，不過是找他這位老教授「過橋」。

所有東西都改變了

然而今天，周永新再不認同香港政府的這套管治理念。過往半年他持續反斥香港政府，
寸步不讓，一度形容自己是「心力交瘁」，但至今徒勞無功。

對此，周永新卻表示沒有太大遺憾，他只是低聲道：「一個政府得罪了所有年輕人，又激怒了中年人，現在連長者的支持也快將失去，這個政府還行嗎？」雖然口說不遺憾，但字裏行間意難平。

「如果下屆政府再找你，你會再幫忙推全民退保嗎？」記者問。

周永新想也不想，立刻耍手回答：「不會啦。下年我70歲了，要尋求一個較舒適的生活。明年開始，我想我不會再接受傳媒訪問了。」

四年之前，周永新剛剛經歷了喪偶之痛。他的妻子在1999年被一架溜後的垃圾車撞傷，腦部受傷，昏迷了整個月，醒後患上認知障礙。從那時開始，周永新便辭掉了大學的全職工作，全天候照顧妻子，但妻子的狀況持續惡化，到了最後兩、三年，甚至已認不出周永新。日夜相見的枕邊人，當了自己是陌生人，內心確實不好受，可周永新一直堅持下去，日夜照顧，直至妻子於2012年5月離世。

妻子的經歷，影響了周永新對社會福利的理念，令他更加深信長者值得擁有一個更完善的社會保障。說起這話題，他似乎放下了老伴離開的傷痛，平淡地說：「以前單研究數字，挺輕鬆，不太難，但我之後發現，安老服務有一點很困難，就是長者如果有長期病患、腦退化症等疾病，是需要二十四小時全天侯照顧的。」

我希望政府明白，現在不是殖民地時代、政務官掌握一切的時代。

周永新不後悔與政府對抗，因為他深信自己的研究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林鄭月娥的指控，他選擇一笑置之。「社會對我的人格、學術成就自有公論。」他緩緩地說。而對自己以學者身分服務多年的香港政府，他唯一想說的是——

「我覺得世界變了，時代變了。我希望政府明白，現在不是殖民地時代、政務官掌握一切的時代。」這是周永新對特區政府最後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