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死亡被疫情改變，該如何處理喪親的「哀傷」？

疫情徹底改變了每個人的生活。2020年武漢疫情爆發後，人們曾天真地以爲「熬過春節，疫情就將結束」。但三年過去，這樣的期望早已不合時宜。

被疫情改變的，還有死亡。隨時可能降臨至每個人頭上的，除了威脅遠弱於原始毒株的變種病毒，高壓的封控政策以及因此導致的意外離別，成了新的日常中需要面對和處理的創傷甚至哀傷。

然而，在大陸，無論是應對創傷還是哀傷，社工和心理諮詢師接受的相關專業培訓幾乎爲零。直至武漢疫情後，專業的「哀傷諮詢」纔開始走入喪親者。那段特殊時期的經歷，爲如何處理後疫情時代的「哀傷」提供了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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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8日，農曆臘月二十四，南方的「小年」。按習俗，家家戶戶在這一天會團聚慶祝，武漢市百步亭社區舉行的「萬家宴」就在這一天。當天，小學教師彭峻（化名）趁着小年假期，和三五好友一起自駕出遊，在荊門玩了三天。

1月20日，武漢市報告136例確診病例，死亡1例。當晚，鍾南山在接受央視《新聞1+1》採訪時確認病毒「人傳人」，並稱已有醫護人員感染。同一天，旅遊歸來的彭峻加入當天的家族聚會，彭家六兄弟三代20多口人難得聚在一起。這個時節，歡慶春節的大家族總是把武漢的酒店擠得滿滿當當。

1月23日早上八時許，彭峻和母親鍾平拎着在超市採購好的年夜飯食材，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此時，多個喇叭同時響起，循環播放着同一條內容：「自2020年1月23日10時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無特殊原因，市民不要離開武漢，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恢復時間另行通告。」

彭峻和母親對視了一眼，從對方的眼神中看出了一絲驚恐。和武漢各個角落站定聽廣播的市民一樣，對病毒仍一無所知的他們，隱約察覺到了異常。

1月24日，除夕，社交媒體上出現大量求助信息，醫護人員請求社會各界援助防護物資。彭峻的母親鍾平像往日一樣，一大早就把家擦得乾乾淨淨。彭峻從臥室走出來，表情卻不似往日輕鬆，他說：「媽，我好像有點發燒。」鍾平說，可能只是感冒了。彭峻附和說，可能只是感冒，吃點藥就好了。不知是在安慰鍾平，還是在安慰自己。

吃了兩天感冒藥，彭峻不見好，鍾平也開始發燒。以防萬一，外公外婆初二接走了小孫女兒。1月27日初三，彭峻開車帶鍾平去醫院。趕到醫院後，鍾平意識到，出大事了。她從沒見過醫院有這麼多人。

從下午折騰到晚上，排隊排了七八個小時，才見到醫生。醫生讓彭峻和鍾平拍了CT，肺部呈磨玻璃狀。當時，醫院已經沒有富餘的床位，隔離點和方艙還沒建起來。醫生開了點藥，便讓彭峻和鍾平回家了。

2月4日，接連幾天輾轉於各大醫院，彭峻終於做上了核酸——陽性。鍾平也測了，陰性。

2月6日，由洪山體育館改造而成的方艙醫院正式開始收治患者，床位數800張。這是武漢首批啓動的方艙醫院之一。彭峻被安排在這裏住院。終於住上院了，一家人高興得不得了。面對恐怖的未知病毒，去醫院是最讓人安心的選項。彭阿姨反覆說：「我們當時都以爲到醫院就好了。」

一大早起來簡單收拾好行裝，彭峻吃了三個鍾平包的過年餃子。社區派來唯一能動用的車，是一輛敞篷的小貨車。貨鬥裏放了幾張小板凳，示意這是拉人的車。

方艙離家不遠，十幾分鍾就到了。到了方艙，第一道手續是測核酸和血氧。把手指放到機器裏，滴的一聲，機器顯示，彭峻的血氧飽和度89%，低於正常標準。因爲這個數字，彭峻被方艙拒之門外。方艙的醫生說他這種情況得去醫院，方艙不收。

那輛「敞篷車」又載着彭峻和媳婦去了湖北省人民醫院。社區的車把兩人卸到醫院門口，便匆匆離去，奔赴下一個任務。

待到彭峻掛上號，已接近中午12時。醫生看了彭峻的片子和各項指標，告訴彭峻一定不要走，樓上留觀室空出床位了就收他住院。

在等待床位的同時，彭峻的媳婦不停給親朋好友打電話，動用一切能動用的社會資源，希望能儘快住上院。臨近下午3時，樓上仍沒有動靜，彭峻工作的學校領導幫忙聯繫上湖北省人民醫院東院區，在那裏要到了一張床位。

身披天藍色雨衣的彭峻，又坐回了那輛「敞篷車」。在媳婦拍攝的視頻裏，雨衣的帽子和口罩遮住了彭峻大半張臉，只露出一雙眼睛。注意到媳婦在拍他，他先直視鏡頭，隨後把視線移開，看向右下角。

當天，武漢氣溫4℃～6℃，小雨。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後，彭峻來到了人生最後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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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鬱之虹的記憶中，1月23日到2月6日是武漢最難的時候。方艙還未建成、醫療資源嚴重擠兌，確診、疑似、密接在慌亂無序中被送往隔離點。社會各界都在摸索，試圖在混亂中找出可行有效的法子，恢復被病毒擊穿的社會功能。

封城當天，鬱之虹加入了當地的一個心理援助志願者群。群裏兩百多人，除了工作人員，一百五六十人是社工和心理諮詢師，二三十名服務對象。一有服務對象來求助，群裏的人一擁而上。中醫一個看法，西醫一個看法，沒和服務對象講清楚，志願者和志願者先吵了起來。

鬱之虹通過各種渠道另外組建了一支志願者組織，2月1日起開始爲武漢各個社區、隔離點和方艙提供服務心理援助。

志願服務一開始，鬱之虹就感受到了死亡的氣息。她的一位服務對象曾冒着小雪，用自行車把病危的老公推到醫院。醫院沒床位不肯接收，她又推了兩個小時自行車把老公推回家，到家已經快凌晨3點。凌晨5時許，老公在她眼前去世。救護車、殯儀車超負荷運轉，隔天才來。她和老公的屍體，在家裏待了一整天。

強烈的失控感和慘烈意外的死亡，給喪親者留下的創傷遠超過自然死亡。心理學用「哀傷」（grief）形容一個人在失去親人後的反應和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喪親者會出現包括情感、認知、行爲、生理、人際關係和精神層面的各種反應。

鬱之虹的一位服務對象，哥哥確診被送到隔離點。患有尿毒症的哥哥常住重慶，弟弟認爲武漢醫療條件更好，就在2019年11月份把哥哥接來武漢治病。疫情爆發後，被一家又一家醫院拒之門外，絕望的求助，無力的控訴，整個求醫過程給他帶來了極大衝擊。一個人被關在酒店裏，懷疑自己被感染，不清楚哥哥是否還活着，不明白當初爲什麼堅持帶哥哥來武漢，是不是自己把哥哥給害了。

鬱之虹是資深的臨床心理治療師，可對於這位服務對象，她卻不知如何處理， 「他的那種痛，那種創傷實在太大了。」在一個忌諱談論死亡的社會中，無論是應對創傷還是哀傷，社工和心理諮詢師接受的專業培訓幾乎爲零。好在因爲跟進得早、干預及時，這位服務對象恢復得比較好，後來還成了小區志願者，帶着鄰居搞線上團購。

根據武漢當時的情況，鬱之虹判斷，需要哀傷服務的人會越來越多，不能再僅憑運氣，毫無章法地工作。她在朋友圈發布求助信息，希望找到哀傷領域的專家爲志願者進行培訓。信息發出後，國內高校教師、在上海醫院做安寧療護的醫生、接受美國哀傷治療系統培訓的專家，陸續加入她的團隊。他們前後設計了兩套課程，爲志願者培訓哀傷服務和哀傷輔導的基本原則和實踐方法。

有了專業的技術支持，鬱之虹及其團隊，因爲喪親者的拒絕，碰釘子仍是家常便飯。在哀傷初期，服務對象不但不想接受心理援助，還會非常排斥。每一個詞——「新冠」「哀傷」、就連「援助」，都在提醒當事人的喪失。

2月8日，元宵節。一個酒店隔離點的微信群裏，志願者爲了活躍氣氛，發了幾個燈謎讓大家猜着玩。喜氣洋洋的氣氛令一名群成員大怒，痛斥志願者「拿我們的痛苦當笑料」。

鬱之虹找這位大姐單獨聊天。大姐說，今天發飯前，她特意把凳子擺在門口，意思讓工作人員把飯盒放到凳子上。不知工作人員是沒在意，還是不願碰，依舊把飯盒放在地上。大姐對此憤恨不已，「當我們是狗還是當我們是豬？」鬱之虹繼續聽大姐訴苦。聊着聊着，大姐說，她哥哥今天早上去世了。

處於急性哀傷期，人的哀傷反應十分劇烈，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情緒和哀思都失去了宣泄的渠道。每個人內心還縈繞着一絲恐慌：「作爲密接者，我有沒有被感染？」

在隔離點，鬱之虹及其團隊只能通過線上提供服務，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而在急性哀傷初期，喪親者最需要的也是陪伴。有人陪在她身邊，讓她知道有人在意她的痛苦，有人在意她的需求。喪親者此時並不需要被療愈，也沒有準備好接受療愈。

鬱之虹認爲，提供哀傷服務，社工和心理諮詢師的內心一定要足夠堅定，要能接納服務對象急劇的情緒變化。同時，說話措辭要足夠謹慎，說錯一句話後果就不堪設想。「人在這個階段，對外界的信任感已經非常脆弱，這時候的治療關係說到底是一個信任關係。」

爲了贏得服務對象的信任，志願者儘可能爲大家提供實際的幫助，去幫忙打聽怎麼辦死亡證明，怎麼把退休金取出來等。碰到經濟困難的家庭，志願者還會爲他們申請救助金，錢不多，一家一千元，聊勝於無。

慢慢地，服務對象發現志願者還真有點用，而且說到做到，不說空話，信任關係就這樣建立起來了。鬱之虹的志願者組織名叫「社工伴行」，其寓意是陪伴着服務對象向前走。當服務對象的生活逐漸步入正軌，才是心理干預的時機。

不過，並非所有喪親者都能平穩度過急性哀傷期。在親人逝世半年甚至一年後，有的喪親者仍無法接受死亡的事實，生活停滯不前。對逝者頻繁的思念和由此而來的痛苦，嚴重影響喪親者正常的學習工作和社交生活，這被稱爲「延長哀傷障礙」（prolonged grief disorder，P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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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還在念研究生的唐蘇勤加入了一個心理學課題組，其目標是改善汶川地震倖存者的創傷後應激障礙。和汶川當地人接觸後，唐蘇勤發現，創傷後應激障礙能描述一部分人的感受，他們會迴避創傷記憶，回憶起創傷事件會感到焦慮害怕。而另一部分人——特別是失去孩子的父母——卻在拼命保留和死者有關的記憶，無法擺脫哀傷。在哀傷研究發展較早的美國，學界正在討論將「延長哀傷障礙」單獨列爲一種疾病。於是，唐蘇勤跟着導師把研究重點轉向了哀傷。

2018年，世界衛生組織將「延長哀傷障礙」納入《國際疾病分類（第11版）》（ICD-11）。2020年，疫情爆發後，「延長哀傷障礙」正式被列入美國精神病學會推出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

根據哀傷研究，意外死亡、慘痛的死亡過程、對死亡缺乏準備，都會增加個體發展出延長哀傷障礙的可能性。汶川地震中的死亡和covid-19疫情中的死亡，無疑均具備以上所有因素。

2020年9月到10月，已是深圳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的唐蘇勤，帶領團隊研究疫情對喪親者的影響。團隊招募了422位喪親者，在通過專業量表測試喪親者哀傷水平後，唐蘇勤發現，37.8%的參與者有延長哀傷障礙。

唐蘇勤認爲，順利度過急性哀傷期的重要一步是接受死亡的現實。在疫情下，喪親者沒有機會去醫院見親人最後一面。見不到遺體，聽不到遺願，只有一則口頭消息宣告親人的離世。死亡是確定的，但剩下的全是未知：人就這麼沒了？他死前說了什麼？他痛苦嗎？骨灰盒裏的骨灰是他嗎？

防疫政策也是攔在喪親者接受現實前的一道阻礙。不允許群體聚集，逝者葬禮無法舉行，沒有正式的告別儀式，沒有向社交圈宣告親人的離世，喪親者傾向自我欺騙。「一個人要先接受現實，才會允許自己開始哀悼。」唐蘇勤說。

「小陽人」「公羊」「母羊」……對感染者的污名化堵塞了喪親者情緒宣泄的出口。他們避免跟親友講述親人死亡的過程和原因，也無處尋求情感支持。唐蘇勤認爲，這和自殺導致的喪親有些相似。小孩因抑鬱症自殺去世，不少父母會說小孩出國了，或者小孩得了某種絕症。他們沒辦法把抑鬱症或者自殺說出口，只能用謊言來編造故事，謊言意味着他們還沒有接受孩子去世的現實。

Covid-19疫情在中國大陸進入常態化防控階段後，因病毒致死的患者大幅減少，但「動態清零」政策仍在持續，人們被長時間地限制生存和生活的空間。疫情一旦反覆，醫院停診、物流停擺、基層防疫粗暴執行，仍奪走了不少本不該逝去的生命。

有學者將疫情同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類比，但和地震、海嘯不同的是，疫情的持續時間和波及範圍都遠超過單純的自然災害。Covid-19疫情使人長期處於高壓之下，防疫政策朝令夕改，不確定性統治着人們的生活。精神長期緊繃和現實中的壓力事件，都是罹患延長哀傷障礙的另一風險因素。

武漢解封后，兩家基金會找到鬱之虹，希望她繼續爲武漢市民提供心理支持。

鬱之虹做過兩個項目，一個是爲出艙人員提供心理重建，一個是爲喪親者提供哀傷服務——「喪親服務超市」。之所以叫「超市」，是因爲在和喪親者接觸過程中，鬱之虹發現，雖然喪親者普遍遭受了重大創傷，但這不意味着他們願意接受任何服務。只有服務契合需求，喪親者才會參與配合。所以，喪親者需要什麼，「超市」就爲他們提供什麼。

有喪親者缺錢，基金會就爲他申請生活補助；如果喪親者身體虛弱，就通過營養計劃送補品給他。鬱之虹還會組織線下活動，帶大夥一起出去玩。過年了，給每家每戶送上武漢當地傳統的年貨，魚丸、肉丸、粉條、肉糕等。

經歷了2020年整個下半年的磨合調整，鬱之虹的哀傷服務纔算搭好了地基。第二年開年，開始提供正規的心理服務：組織線上讀書會、線上舞動治療，講解和哀傷有關的小知識，告訴喪親者如何照顧自己的情緒。2020年8月、2021年2月和2021年6月，項目參與者做了三次「延長哀傷障礙」測試。數據顯示，從2021年2月至6月的4個月間，延長哀傷障礙患者的比例由44%下降至12.5%。

雖然大多數參與者已經走出了哀傷，但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指人在經歷情感、戰爭、交通事故等創傷事件後產生的功能障礙反應）創傷水平依舊很高。

向基金會爭取到幾萬元基金後，鬱之虹又啓動了一個後續項目。徵得服務對象同意後，她挑選了10名PTSD分值高於正常值的喪親者，爲他們提供一對一的專業性諮詢。

鍾平就是其中一員。兒媳婦在網上看到招募信息，推薦鍾平報名。在一次線下活動中，鬱之虹抱了一下鍾平，拍了拍鍾平的後背。那個瞬間，鍾平壓抑已久的情緒終於失控。

1953年出生的鐘平，和絕大多數出生於那個年代的人一樣，清貧卻知足。如果沒有彭峻的突然離世，鍾平對生活沒有太多好抱怨的。2022年5月8日，母親節，鍾平穿上旗袍，重新拿起月琴，參加了一場京劇演出。鬱之虹佩服她的堅強與韌性，但鍾平只是淡然地回應了一句：「你能怎麼辦？你攤上了，就只能面對。」

（爲尊重受訪者意願，彭峻、鍾平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