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普通人與歷史正義——追思陳明銶教授

編按：致力推動海外香港研究的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傑出專家陳明銶教授，10月底在飛往香港參加會議之前，在三藩市機場突發心臟病過世。他是海外香港研究的奠基人，長期為香港的海外影響搭建平台，促成不同派別聲音的傳播。不少認識陳教授的人形容他善良、真誠又體貼，2017年他為香港回歸二十年策劃「巡迴講座」，請到香港各路人馬在美國三所學府同台交流——為學為人，都懷赤誠。陳教授的青年朋友黃山，日前在臉書上撰文追思，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肉身的終止只是一瞬間，但對於見證死亡的生者而言，逝者的離去卻是在時間上被不斷延宕的過程。許多親密的記憶，在死亡發生以後的一段時間內，才會逐漸浮現，並以不同的方式進入思緒。

在陳明銶教授離開後的這段時間，我一直不確定，應該如何公開地談論這件事。稍作沉澱，方覺可以下筆，試著分享那些個人的（personal）、卻不應被據為私有（private）經驗，以我所感受到的公共性來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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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陳教授不幸離世的時間是10月30日中午。噩耗確證前，我和幾個他的學生和年輕朋友，通過各種方式尋找他的消息。他要來香港一個星期，首場活動的聯絡人沒在機場接到他。追問國泰，才發現沒有登機。於是有人向舊金山機場詢問，有人繼續聯繫國泰，我打了越洋電話報警……

他的行程安排得極為緊密。30日早上七點抵港，中午便要出席史丹福香港俱樂部的活動。此後數日，無不如此。近年來，為了不離開年逾百歲的母親太久，他總是這樣，把所有要在香港做的事，壓縮在一週左右做完。

那晚，我以一種身體性的方式感受到，這個平日裏滔滔不絕、聲如洪鐘的學者，作為一個獨居老人的脆弱。

去年，也是10月末，他因旅途勞累，在回程飛機上痛風發作。我接到他時，他面色虛弱，被厚厚的毯子裹在輪椅上。他一邊說自己沒事，一邊連連抱歉，夜裏麻煩到我。把他送到帕羅奧圖的住所後，我們一起又花了很長時間，才小步小步地挪到公寓裏。他身體很重，腿不能動，我需要不斷支撐他的上身，半托半抱地扶著他走。那晚，我以一種身體性的方式感受到，這個平日裏滔滔不絕、聲如洪鐘的學者，作為一個獨居老人的脆弱。不曾想過，再次面對這種脆弱時，我能做的，已只是為料理後事做些瑣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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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去年春天才認識陳教授的。那時我已經定下博士論文研究香港的城市發展問題，幾位師友都建議我找他聊聊。他強調大中華視野，所以看到我這樣一個在大陸出生長大的人要研究香港，自然是傾力相助。

我們很快相熟。不過在討論過研究計劃後，我也感覺到，囿於學科背景差異，就我的題目，他的見解未見得能帶來最直接的指導。而真正令我感動的是，他雖然對這種學科壁壘不無察覺，但還是盡其所能，介紹自己在相關領域工作的朋友和學生給我認識。對於需要「識人」的人類學研究來說，這種便利帶來的幫助不言而喻。我對他的感激，也一言難盡。

真正令我感動的是，他雖然對這種學科壁壘不無察覺，但還是盡其所能，介紹自己在相關領域工作的朋友和學生給我認識。

去年初夏，在我來香港做短期研究前，他邀我到華人超市的點心檔吃飯。他說一般餐廳人多，怕談敏感話題惹人耳目，給我帶來麻煩。我說他多慮，還是跟著去了。飯後，他從一個早已用舊的公文包裡掏出一大疊名片，逐一為我介紹，讓我翻拍保存。他又讓我與他合影，說有照片為證，別人才會知道你不是冒牌，我心裏笑他迂腐，還是照做了。

斯人已去，今天我打開電腦裏的相冊，翻看他的那數十位故交，以及我們那些有些滑稽的自拍，感慨萬千。再沒有機會接受你的友愛和關心了。只好帶著未能報答的恩澤，心懷愧疚地前行。惟願可以和其他後輩一起，繼續你未竟的事業，見證你不再能看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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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這個時候，陳教授在痛風平息後，又馬不停蹄地組織在美國西岸四校聯辦「香港回歸二十年」研討會。那是他一生中最後的高光時刻，也讓他累得夠嗆。會議中，各派的聲音雖未形成期待中的交鋒，但能不偏不倚地把它們聚集在一起，已是極大的貢獻。他用實際行動說明，「超級聯絡人」不是一種既定的香港身份，而是在親力親為的瑣碎工作構建出的厚重角色。

會後，我有幸對他做了專訪。他談到，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為香港增加國際曝光度。做中國研究的師友，也許很難想像這種「國際曝光」本身對香港研究的重要性。和已是顯學的中國（大陸）研究相比，關於香港、澳門、台灣，以及「海外」華人的議題，在北美「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框架下，的確需要更多支持的聲音。

最後一次和他共餐，是今年的6月5日。每年的這個日子，他都要特意去超市買應季的白櫻桃來吃。他說，不買紅的是為了紀念——血在前一天都流光了。

而對於中國，他有孫中山式的大中華民族/區域共融理想。這雖然未必能回應到此時此刻的諸多問題，但在「大國」已成為某種「政治現實」的情況下，他對中國政府的提醒，是值得在位者認真思考的。

這些宏大議題之餘，我還是最喜歡聽他講故事。從嶺南歷史到美國政治，他總能結合自己的經歷，娓娓道來，是天生的說書人。80年代末以後，他雖與中國的外交系統保持往來，但再未去過大陸。所以我給他講些大陸的事，他也愛聽。

最後一次郵件溝通，我和他說起東大嶼人工島引起的諸多爭議。他回覆道：Understand the strong public reactions to Carrie Lam’s project: Another case of developmentalism gone wrong! （理解公眾對林鄭月娥「明日大嶼」的強烈反應——又是一例錯誤的發展主義！）

最後一次和他共餐，是今年的6月5日。每年的這個日子，他都要特意去超市買應季的白櫻桃來吃。他說，不買紅的是為了紀念——血在前一天都流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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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陳教授的正式門生，卻從與他的交往中收穫良多。他離開後，面對一篇篇悼念文章，我才驚訝地意識到，以各種 「非正式」的方式受惠於他的後輩人數之多。他的貢獻，也遠遠超過了一般意義上的學術工作。

對於中國，他有孫中山式的大中華民族/區域共融理想。這雖然未必能回應到此時此刻的諸多問題，但在「大國」已成為某種「政治現實」的情況下，他對中國政府的提醒，是值得在位者認真思考的。

他的家境優渥，受過很好的教養，卻又是個名副其實的普通人。他住的公寓不大，客廳堆滿了書和資料，甚至難以下腳。飯桌上，他一興奮就會唱起獨角戲，但主持活動總是極為守時，為人也沒有長輩架子。他吃穿簡樸，走在街上很難看得出這是個從胡佛研究所退休的教授。我們在超市買按盒收錢的熟食帶給他母親，他總會把餐盒塞得滿滿才帶走，總讓我感到不好意思。可惜我再也沒有機會，和他一起經歷這些細碎又充滿質感的生活瞬間了。

陳教授去世，我失去了一位亦師亦友的忘年交。謹以此文，追思這位著名的普通人，為他樸素與風趣的為人、對學術工作經久的熱忱，為他對後輩的無限慷慨，也為他以一己之力開拓政治對話空間的同時，對歷史正義的堅持。

（黃山，史丹福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