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媒體業正在經歷全面審查時代。
「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發生的2013年，一切開始顯著變化。中國官方提出「輿論鬥爭」、「敢於亮劍」、「佔領網絡輿論上甘嶺」、「打贏新三十年的意識形態反擊戰」等極為罕見的全新「提法」，並同時展開打擊微博舊大V、扶植新大V、收編商業大佬、建立新黨媒2.0版等一系列互聯網治理，其背後反應了一整套全新的媒體與互聯網治理思路、治理邏輯與治理手段的劇變。
此後，2014年8月7日「微信十條」（《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實施、2015年2月4日「賬號十條」（《互聯網用戶賬號名稱管理規定》）實施，2015年4月28日，「約談十條」（《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約談工作規定》）實施。這一系列條例被官媒稱為「三個十條」。
根據官媒報導，「微信十條」是「對以微信為代表的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進行了規範」；「賬號十條」是對「就賬號的名稱、頭像和簡介等，對互聯網企業、用戶的服務和使用行為進行了規範」；而「約談十條」則是「推動了約談工作的進一步程序化、規範化」。
更重要的，在新修訂的中國《國家安全法》中，網絡安全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2015年7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新《國家安全法》，第一次在立法中明確了「網絡空間主權」的概念。
同時，網絡安全也有了專項法律管制。2016年11月8日，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了《網絡安全法》，並於2017年6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2017年5月8日，新版《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出台，同樣於2017年6月1日開始實施，此後一大批娛樂類賬號被依據新法規關停。
到2018年，在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RSF）公布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中，總共180個受調查的國家和地區裏，中國大陸繼續位列榜單第176名，保持全球倒數第五。
所有這一切，固然都昭示了確切無疑的結果。然而，糟糕的國際新聞自由指數排行、層出不窮的條例與法律，固然能反映中國新聞控制的嚴厲，及其在世界中所處的位置。但數據與法律，卻不能讓更多人看到，在此種新聞與媒體環境下，中國大多數普通媒體從業人所經歷的日常。
本篇報導採訪了超過二十名中國媒體從業者，他們有的從事傳統媒體，有的在新媒體工作；有的從事時政經濟等「敏感」報導，有的則書寫娛樂文化等並不「敏感」的題材……出於對受訪者的保護，本篇報導不列出他們的名字與具體供職的媒體名稱。
這是一篇中國當代新聞傳媒從業人員的口述史，在全面審查時代下，他們無一例外地經歷了愈來愈不自由的從業狀態，他們所經歷的被審查的日常，有的公眾很熟悉，但更多的細節，卻可能讓人相當陌生。
一、從禁令到法律，不斷進化的審查
1、從禁令開始
以前去新聞現場，都是過2、3天會收到禁令；後來在去現場的路上就會收到禁令，但還是會去把採訪做了，萬一之後還能發出來；但是現在根本不會去現場了，因為絕不可能有機會發出來。
（1）綜合性新聞網絡媒體編輯，從業經歷：6年。
我從業6年來有個感受是很明顯的。以前去新聞現場都是過2、3天會收到禁令；後來在去現場的路上就會收到禁令，但還是會去把採訪做了，萬一之後還能發出來；但是現在根本不會去現場了，因為絕不可能有機會發出來。
現在宣傳部下的通知，是全網一概通用的。在沒有做成互聯網媒體之前，是地方相關部門管我們，但是互聯網後，就變成了全國性的媒體，不僅會收到中央層級的禁令、本地的禁令，還有外地宣傳部門及網信辦的禁令。
曾經做過一個二戰的選題，請到的學者談到了希特勒，學者從學術的角度談到希特勒功過兩面，但被審讀員認為不合適，理由是「不可以為二戰翻案」。給出的方案要不撤稿，要不刪除部分內容，在網站上隱藏這篇文章。
一年前，我還會什麼選題都往上報。現在就是做自我審查，有些選題一看就會被斃掉的，也不會往上報。
（2）日報財經記者，從業經歷：3年。
我負責抄過一段時間的禁令，禁令每天都會有，會傳達到報業集團的傳達室，每日所有的禁令都會看到，有些和財經相關，需要傳達的必須用筆寫下來，拿回去給值班的領導。用筆抄的原因是，不能在網上傳播。
有的記者的稿子，涉及到禁令的內容，值班領導就會知道，讓記者編輯盡量不做無用功。每天早上報題開會，開會的時候，編輯就已經知道有沒有記者觸碰禁令。
禁令是有標題的，多數是關於做好XXX的通知，並且有保密級別。但程度的差別，我也不清楚。禁令來源包括中宣部、各級單位或者主管部門。集團的領導是能登到系統，看到所有密件的內容。
一份禁令有多個複印版，最多的時候傳達室擠着四、五個人在抄。除了禁止報導的內容，還有鼓勵。比如XX市最近開了什麼會，希望媒體網站、報紙多多宣傳。我記得這些鼓勵報導的文件包括：《厲害了我的國》，央視紀錄片《砥礪向前，不忘初心》，這些通知我們也要抄。
抄寫這些密件是要簽字的，如果報社沒有遵守禁令，就要追究責任，是可以追查到誰抄了禁令。剛開始我很抱怨，為什麼讓編輯來幹這種事，覺得誰來都可以，為什麼不讓實習生來。後來理解了這個重要性，這是政治上的重要性。
密件越短，事越重要。某某地方發生的某某事情，一律不准報導，一律官方口徑報導，這種越短就越重要。
紙媒印出去就是實體了，值班領導覺得危險，就把稿子暫緩不發，這取決於領導，報紙領導非常謹慎。
（3）全國性綜合網媒文化記者，從業經驗：2年。
現在審查，不是什麼不能報，而是變成了什麼「火」，就不能報。不單單是意識型態本身，這個不是重點了。任何涉及公眾很大反應，影響社會穩定的，社會熱點過熱了的，就會限制。不僅如此，審查不僅包括什麼不能報，而是應該報什麼，什麼方向報，往積極的方向引導。大方向掌握住，讓大家做自我審查。
比如年底北京切除的報導，媒體做的是小人物的辛酸，而不是這件事情是什麼的來龍去脈。這個界限，不是通過通知來做的，而是通過媒體自己的判斷形成的。不能直接批評政府，但是覺得這個事情不妥，就用「擦邊球」的形式做。
2、內化為自我審查
我在香港待了兩年，一年前回內地做媒體，但是對什麼是紅線、什麼是敏感新聞的感知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自我審查好像已經成為了一種本能。
（4）時政期刊資深編輯，從業經歷：18年。
現在最可怕的，是我們不知道「底線」在哪裏，底線到底有多低。
大陸對網絡媒體的管理，分為「新聞類」和「非新聞類」。非新聞類媒體沒有採訪權，也就是不能做原創新聞，只能做新聞聚合類內容，並且只能轉載有新聞資質(編按：指資格)媒體的內容，這個所謂有新聞資質的媒體，是有個「白名單」的。但其實大量的微信公眾號、門戶網站都在做新聞，都是打擦邊球，只是沒有人抓你。但如果他想抓，他就是「合法合規」的。而且這兩年，越收越緊。
（5）微信公眾號編輯，600萬訂閲量。從業經歷：6年。
官方有個系統會自動審查你的文稿，這個系統有個功能是「敏感詞觸發」。沒有人知道敏感詞的詞庫有多大。我們常常遇到這個情況：一直告訴你「觸發敏感詞」，你就不停的改，不停地刪，直到稿子能發出去為止，完全是靠自我審查。
比如稿子裡面涉及「傳銷」，我都要想很久，所以改成了「騙局」，就把自己閹割，讓你在沒意義的問題上審查。
在內容上，我們的自我審查基本上都是每個人的「政治素養」。比如自由派，自由派的觀點、自由派的詞彙、人物都會規避。
涉及到情色，都會規避。我曾經採訪過一個作家，他的自我審查的自動機制，讓我嘆為觀止。比如講到一段給下半身做改造手術的橋段，他主動說，「我可以把裡面的哪些詞彙替換成哪些詞彙，比如睪丸、陰莖替換成某某。」
（6）週報國際新聞記者，從業經歷：3年。
我在香港待了兩年，一年前回內地做媒體。但是我對什麼是紅線、什麼是敏感新聞的感知，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無論你離開這裏多久，不會因為你在港媒待過一段時間，你的「政治覺悟」就退化了。自我審查好像已經成為了一種本能。
令我驚奇的是，那些95年後出生的年輕同事對什麼是政治敏感的感知力很吊詭，很多人還是留學回來的。
今年2月，英國首相特麗莎·梅(Theresa May)訪華，我整理了中英兩國領導人於何年何月曾訪問對方國家。當中就提到習近平於xx年訪問英國，我身邊年輕的同事就說，提到習近平是不是太敏感了？但這根本很荒謬。我不理解他們對「什麼是敏感」的判斷。
3、最根本的，是立法管控
對新聞管控的法規非常細，要追究起來，就沒有哪家媒體的操作是完全不「違規」的。這讓每個新聞從業人員都有「原罪」，都是違法的，你看哪家公眾號被封號了，有敢去法院告的？
（7）全國性商業周刊記者，從業經歷：4年。
說真的，商業新聞泛化的討論，都是社會新聞。但現在報導的趨勢是「在商言商」，不能討論偏社會的問題。我和公司打交道比較多，現在公司很「聰明」，公關策略非常完善，對負面選題有很好的應對機制，所以有時候不需要我們自己審查，從源頭就已經自我閹割了很多真相。
許多UGC平台，大部分內容是監管不過來的，但是如何把這個管起來呢？比如內涵段子、暴走漫畫，講邱少雲和黃繼光的段子，由頭都是有辱英烈，用《英烈法》就能幹掉。你會發現，這些好像沒什麼用的法規，都可以變成打擊大公司的由頭。
還有「頭騰大戰」（今日頭條和騰訊），因為競爭的關係，兩家掐的很厲害，但兩家也順着監管走，互相報復說對方違反相關法律政策，以法律的名義互相攻擊。
（8）時政期刊資深編輯，從業經歷：18年。
對新聞管控的法規非常細，要追究起來就沒有哪家媒體的操作是完全不「違規」的，所以這讓每個新聞從業人員都有「原罪」，都是違法的。你看哪家公眾號被封號了，有敢去法院告的？而且違法這件事變得「不可測」，你不知道自己違反了哪一條。
現在做新聞，知道「十分」，或者知道什麼才是本質，但不能寫。要假裝不知道背後有大佬，就寫表面現象。
很多時候都是自我審查，下筆之前會先想一下，這能不能發出去。過去這幾年，時政不能做、後來財經不能做、現在娛樂也不能做，因為會被定性為「三俗」，違反核心價值觀。公共場合沒有敢言的專家，媒體噤若寒蟬，我真的非常絕望。
二、內容審查：從時政到娛樂，一套全方位的審查體制
1、時政一直是最敏感的
去年報社開年會，老領導說話：「感謝大家把質量降下來了，讓我們又安全的度過了一年，沒有被停刊。」
（9）時政期刊資深編輯，從業經歷：18年。
過去媒體都是追求「猛料」，現在都是看到猛料繞著走。
前段時間拿到個料是涉及軍隊和地產的，幾十個億，領導下意識反應就是，這個題我們不能碰，讓給《財新》吧，這是內地唯一一家還敢言的媒體。不過半年過去了，稿子也沒發出來。
內地有真正的敢言的媒體，但之前也都是打「死老虎」（編按：指已經下台或者經官方公布坐實有問題的官員）。現在連「死老虎」都不敢打了，部級以上的領導報導都有禁令。
去年報社開年會，老領導說話：「感謝大家把質量降下來了，讓我們又安全的度過了一年，沒有被停刊。」這哪是真心的呀，多絕望啊，這個時代。
2、經濟與商業，如今也不遑多讓
過去我們總吹中國的人工智能如何如何，「中國製造2025」，還沒做就開始大吹特吹，現在的基調是都要「保持低調」……人員的流失也很嚴重。現在周刊從三、四十人到十幾人。離開的原因很多，很多人是想不開，也有很多人是想開了。
（10）中央級紙媒經濟版記者，從業經驗：2年。
一兩個月前，河南鄭州滴滴侵害(編按：中國網路叫車平台「滴滴出行」五月發生乘客遭司機性侵殺害。)的事情震驚全國，我們策劃了一組深度報導，和河南記者站的同事合作。北京這邊，我和同事用兩天寫一篇關於順風車安全的詳細報導，河南那邊的記者也拿到了更多的「料」。
稿子刊印的前一晚，我在報社待到深夜把稿子上版，副總編簽字，我才離開回家。第二天一早起床，用手機看了下網站，稿子消失了。最後知道是總編把稿子拿下來的，但沒有給原因。
我是非常震驚的，我兩年前入職媒體的生態環境已經很差，但總以為經濟版會好一點，自我審查也不會這麼嚴重。
如果是對「公權力」的監督報導被撤，我是有預期的。但是過往的經驗來看，對企業的報導，尤其是像這種涉及公共安全的企業，我們是一定會報導的。差不多過去的一兩年，報社一直強調「安全性」，不做對公權力的輿論監督，可是現在對企業，尤其是偏社會的經濟新聞，審查要求也愈來愈多。
這兩個月中美貿易戰，4、5月剛開始的時候，領導的要求是「把調門定高一點」，後來經過一次中美談判後，又「軟」了下來。報導不能使用「貿易戰」這個字，改用「貿易摩擦」代替，報導更不能詳細展開。
現在（編案：採訪時為7月初）「調門」又開高了，而且要求報導美國和加拿大的經濟摩擦等等，這些都是或明或暗的要求，越來越感覺經濟報導都在被操控。
（11）財經廣播電台，記者，從業經歷：6年。
一條最萬變不離其宗的紅線是，「唱衰中國」是不行的。
我們的口徑，就是地方媒體跟着央媒，只有「規定動作」沒有「自選動作」，跟著新華社和央視的口徑。在財經新聞的日常報導中，如果是股票暴跌，只可以用「下跌」這樣的字眼，不可以製造市場恐慌。一條最萬變不離其宗的紅線是，「唱衰中國」是不行的。
在中美貿易戰中，一開始中興的問題引發關注，但是中興是不是做錯了什麼的，這是不能提的，對我國不利的內容是要避免的。過去我們總吹中國的人工智能如何如何，「中國製造2025」還沒做，就開始大吹特吹，現在的基調是都要「保持低調」。
（12）全國性商業周刊，商業記者，從業經歷：4年。
我們收到的禁令，有時候是傳真過來，主編會跟我們說，要不快點出，要不就停。我印象中清除低端人口，北京紅黃藍幼兒園的報導都（在網站上）消失的很快。上海攜程幼兒園的報導上線一小時就撤了，網站和微信都是我們主動撤的，我們比較聽話。
比如《我不是藥神》這部電影，前三天都沒什麼事，第四天禁令就來了，讓不要寫。我們拿到了導演的獨家採訪，後來就沒出。因為不能攻擊政府和法律政策。後發的媒體會比較吃虧，一來是有的角度被寫掉了，二來是最重要的，值得報導的點也都被監管堵掉了。
在商業報導中，正常的邏輯應該是，從社會熱點中找商業角度。而為了避免社會敏感，稿子的風險我們就會做自我審查，並選擇折中安全的方案，把邏輯調過來，從商業熱點中，找社會角度。
人員的流失也很嚴重。現在周刊從三四十人到十幾人。離開的原因很多，很多人是想不開，也有很多人是想開了。
每個月要去集團培訓。網信辦的人每個月會來集團做培訓，大多是關於一些意識形態的內容。培訓的對象都是一些內容的把關人，比如微信部門的負責人。
有時候我們的作品就這樣消失了，比如發在微信公眾號的文章，就跟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主編就說趕快做個截圖，死了就真沒了。
3、國際新聞不能影射
做一帶一路的報導，也盡量不要涉及政治，可以做經濟、文化的內容。如果是寫外國政治，也是做他們本國政治的報導，不會寫他們對中國的情況。
（13）全國週報，記者，從業經歷：3年，國際記者。
國際報導中，政治、革命都是禁忌話題。修憲那段時間，就不能提普京，或者其他一些「獨裁」的國家，當局會認為這是一種影射。
記得有一次，福布斯公布了2018年最具有權勢的人物榜，榜首是習近平。我們的稿中沒有提習近平榜首這件事。但稿子發出後，網信辦打電話過來批評，稿子也直接被「和諧」了。
用詞的把關，報社會有一個經驗豐富的文字校對，不單單是校對錯別字。
做一帶一路的報導，也盡量不要涉及政治，可以做經濟、文化的內容。如果是寫外國政治，也是做他們本國政治的報導，不會寫他們對中國的情況。
另一點很不習慣的是，我是做國際新聞的，每天必須翻牆。回來不到一年的時間，已經換了4次VPN，每次沒用多久，VPN就被查封了。但很多都是我付了1年的年費。VPN就廢了，連退款的地方都不會有。而我工作過的兩家新聞機構都不配備公司VPN，都要我們自己想辦法，可能他們不想承擔建vpn的風險吧。
4、人物報導，處處禁忌
「整個文章的基調灰暗，封面不要用這麼類型的文章。」……雜誌全面轉向娛樂，變成娛樂媒體。連微信公眾號的名字也改了，變成純娛樂的公號，寫很火的明星。一副自暴自棄的樣子，今年上面批評你們太娛樂了，自暴自棄也不讓。
（14）人物類雜誌，資深記者，從業經歷：8年。
很多稿子，領導會囑咐一句小心點寫。我曾經寫過一個人物，表面上看是一個玲瓏八面的人，如何取得成功，深層的含義寫的是他的退化，稿子背後展現的是現實中的問題。這篇人物稿交給主管部門後，得到的評價是，「整個文章的基調灰暗，封面不要用這麼類型的文章。」為了稿子發出來，最後做了很多退讓。
以前可以寫爭議的人，現在變得爭議人物也不能寫，這也是內部領導自我審查的結果。比如有些負面人物是不讓寫的，比如陳冠希、PG One，陰三兒（編者著：一個北京地下HIP-POP組合），他們並不是被官方明文規定的封殺，但大家好像都知道他們不可以碰。
說實話，我們的空間就這麼點了，主管方沒什麼可抱怨的了，相反我很感謝我的主管方，他對我們算是比較寬容的。
（15）時政人物雜誌，攝影記者，從業經歷：5年。
2014、15年，我拍過很多現在看來特別敏感的人物，包括艾未未、賀衛方、徐友漁、浦志強、張思之等等，那個時候這些人物都能做。當時雜誌的定位是政商大刊。做過硬時政的報道，有時候把長報道藏在內容里，不寫在封面上，比如侯德健這種人，還有環境污染的調查報道也發在這種欄目里。
2015年，我們雜誌還引用當時的一句流行語，世界在下沉，我們在狂歡。因為那個時候紙媒都不行了，但我們雜誌覺得還能堅持下去。開年會的時候，酒店門口就貼著這種標語。但那次開完年會，媒體就一落千丈了，我們雜誌的境遇也急轉直下。
2016年，做了一期胡耀邦的封面，差點停刊。之後雜誌開始被清算，并保證不碰這些政治選題。
到2016年下半年，雜誌全面轉向娛樂，變成娛樂媒體。連微信公眾號的名字也改了，變成純娛樂的公號，寫很火的明星。一副自暴自棄的樣子，今年上面批評你們太娛樂了。自暴自棄也不讓。“中國有嘻哈”這種節目也禁掉，因為娛樂當中也會帶給你自由。
我看到這家媒體從興盛走到衰弱，好像曇花一現。以前文化人物、娛樂人物是五五開。
現在不是了，無奈之下雜誌也不做新聞刊了，改為做時尚刊。明星的比重越來越多，吳亦凡、TFBoys，還有一些網紅。
這個時代是話語權下沉的時代。我2013年剛剛入行的時候，至少媒體還是精英時代，精英話語權，文化人決定大眾看什麼，但現在大家都想看娛樂明星，大眾決定媒體人寫什麼。
我經歷過好幾撥記者，剛來的時候都是85前（1985年前出生的人），後來都是85後，現在身邊的所有記者都是90後。記者的流失太快了，現在工作群裡討論的都是《創造101》和一些熱播電視劇。85前的人都去掙錢，一部分去了新世相、36Kr、今日頭條。我猜是因為新的科技媒體給錢給的多，為什麼呢，有些媒體人不願做公關，而科技媒體給的多，又沒有政治審查的壓力，好像是在做有用的事情。
85後的記者比較迷茫。85前是有話語權的，想明白就轉向了。85後還沒做明白呢，這個行業就完蛋了，自己還沒積累好資源，也不知道自己能幹什麼。而95的記者，很接受這些娛樂化的時代，最痛苦的85後的記者，挺迷茫。
我自己是精英文化的擁躉，我自己做不到精英，但我也喜歡那個樣子。我覺得這個時代無聊，笑點很低。
5、文化娛樂新聞，都在走鋼絲
這兩年廣電總局常常現身娛樂新聞，感受最深的是限娛令變多了。現在對娛樂的管控是抓源頭，對整個文化產業的收緊 ，報導口徑只是其中被輻射影響的一個小方面……現在微博熱搜還增加了一個「新時代」的欄目，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
（16）新聞類網站，記者，從業經歷：3年，歷史類。
我們做的歷史頻道偏學術一點，請的也是歷史專業的老師和學生，甚至包括一些考古專業的老師。
在這一塊「死」的新聞報導中，口子也在收緊。比如3年前，還可以寫和毛澤東相關的內容，包括研討會、講座和文章。現在就不可以了，知青、文革這些都不行。一句話概括：建國之後的不能碰、建黨初期不要碰、晚清的內容要注意。
有時候歷史內容，也會涉及到外國的學生運動，這種也不行。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這種也不能寫。
（17）全國週報，記者，從業經歷：10年以上，文化。
紀錄片涉及文革的，中國負面的都是不能報導的。比如戛納電影節，王兵以文革為題材的八小時長片《死魂靈》不可以寫；昂西動畫節，劉健的動畫片《大世界》（又名：《好極了》）也不讓做，據說其中涉及拆遷。但不是之前劃定框框，這些都是事後才說不能做。最近崔永元舉報陰陽合同的事情，上級就說不能做。
（18）門戶網站，娛樂新聞編輯，從業經歷：10年。
對我們的管理不是最直接的，最直接的是從源頭，對整個娛樂產業進行整頓。比如 熒屏上不能出現染了頭髮的藝人，之前紅頭髮的李誕、大張偉，都要把頭髮染回來，竇靖童有紋身都要被打馬賽克。
這兩年，廣電總局常常現身娛樂新聞，感受最深的是限娛令變多了。現在對娛樂的管控是抓源頭，對整個文化產業的收緊 ，報導口徑只是其中被輻射影響的一個小方面。
我印像中娛樂新聞的管控從王寶強離婚開始的，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具體的禁令，只有些口頭傳達。王寶強的離婚案負能量太強，這種明星出軌、劈腿影響社會正能量的新聞，就不能大肆報導，或者首屏推薦。
娛樂新聞越收越緊，加上每家媒體的自我審查，肯定是我寧可嚴格點，不要出錯就好。
微博熱搜新聞出事之後，（編者注：2018年5月新浪微博發布《關於加大力度處理熱搜榜熱門話題榜刷榜行為的公告》）也做了些變化，比如流量極高的內容，就會限流處理。有些熱搜就會降級，可能本來進前十的，就會往後排。現在微博熱搜還增加了一個「新時代」的欄目，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
還會有些熱點的帖子，轉發評論到一定程度後，就會隱蔽，只有自己看得見，別人是看不見的。
娛樂報導中，每年會有些新聞限制用詞的規範，比如標題中不得使用撕逼、逼格、屌絲等。
禁韓令期間，衞視、網站、傳統新聞都會不去報導韓國的娛樂新聞，如果有的話也盡量放在欄目下面，而不是首屏推薦。
涉及政治的娛樂新聞是有明令禁止的，比如崔永元，因為涉及國家税收問題；去年很火的反腐劇《人民的名義》，播到後半期的時候，輿論的焦點都在腐敗上，在報導上就要求降温。《我不是藥神》也是，凡是輿論引向政府的都不行。
近十年的娛樂新聞，都以明星八卦為主，但是這兩年，這些都不能做了。著名的狗仔卓偉的工作室被關閉，一大批娛樂公眾號突然之間被關掉。
娛樂圈還多了很多敏感人物，比如被官方封殺的PG One，不能起用劣質藝人，比如黃海波、柯震東，吸毒嫖娼等刑事案件之類的 。還有些涉及香港的藝人等，這種情況，之前並不多見，我能夠想到的，也只有拍了《色，戒》的湯唯。
電視劇內容創作的限制更是名目繁多，一輪一輪的，最早是不能穿越，不能清宮、不能抗日，不能宣揚同性戀、內容裡不能炫富等等。就是過於八卦的報導方式，會增加政策性的風險，但是娛樂又離不開八卦。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做娛樂新聞都變成了走鋼絲。
對我們的管理不是最直接的，最直接的是從源頭整頓。比如在螢屏上就不能出現染了頭髮的藝人，之前紅頭髮的李誕、大張偉，都要把頭髮染回來，竇靖童有紋身都要被打馬賽克。
《極限挑戰》當中，被延期了好幾期，因為有一期反間計的內容，被認為影響人民團結；《明星大偵探》中，「殺手」這個詞不許用，改為「神秘人物K」，「死人」也不可以，都影響青少年，改為「昏迷」。到了暑假，又有「限娛令」，（編者注：宣傳部門以保護年青人為名，開展新一輪的限娛令，致使很多綜藝節目下架。）電視劇內容創作的限制更是名目繁多，一輪一輪的，最早是不能穿越，不能清宮、不能抗日，不能宣揚同性戀、內容裡不能炫富等等。
就是過於八卦的報導方式，會增加政策性的風險，但是娛樂又離不開八卦。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做娛樂新聞都變成了走鋼絲。
又比如，明星袁立爆料，有的女明星為了紅，竟然天天吃齋念佛，並到泰國請小鬼，把尸油塗做成口紅在嘴唇上，上了熱搜前三。這種微博就會上熱搜，但新聞就不會做，因為涉及封建迷信。
雖然禁令這麼多，但你去網友的評論區，看到的留言，也都是小粉紅居多。網友的政治覺悟都特別高，徐若瑄下面就會有人評論：「台獨女明星怎麼可以報導」。黃秋生下面就有人說，「港獨分子，怪不得找不到親人」。限韓令報導下面，就會有網友說，「應該一直限下去」。
6、讀者互動，重重設限
（19）綜合性新聞網絡媒體，編輯，從業經歷：6年。
我負責的欄目，是一個請新聞當事人或者新聞相關領域的專家和網民互動的欄目。和一般的新聞操作不太一樣，一般新聞的內容是由記者編輯把關，但網友的評論我們是無法編輯和修改的，我們不能告訴網友，什麼你能說你能寫，什麼你不能。
這本來就是個互動欄目，也不可能關掉評論區。所以我們就會審核，一來是有個敏感詞詞庫會自動過濾，有敏感詞的內容是無法發出的。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對評論區的內容做人工檢查。
新聞的口子越來越小，以前還可以做LGBT的話題，2016年開始就不可以碰了。很多帖子討論公權力，比如城管、基層警察，就會有很多讀者在下面爆料，這種爆料貼是一定要刪的。
三、把新媒體全面管起來
1、風聲鶴唳的微信公眾號
以前騰訊會先警告，幾次警告後，暫停一週，或者暫停一個月，騰訊今年已經封了十萬個公眾號，這個數據還是很嚇人的，當然有些可能內容特別low的，但也包括品相不錯的優質媒體。
（20）訂閲人數100萬以上的微信公眾號，從業經歷：2年，非虛構類內容編輯。
對於微信公眾大號來講，沒有傳統媒體的審讀員制度，但大家都需要清楚邊界在哪裏。
據內部經常交流的信息看，網信辦這半年已經有個部門在監控這些公眾號，以前是刪除稿子、甚至刪除後台的資料，現在是直接封號。而這個工作可能已經不是騰訊在主導，他們可能只是配合操作而已。
「毒舌電影」（編者注：報導娛樂電影八卦的微信公眾號）那一撥封號，雖然找了很多網信辦的關係，但都沒有用，因為是被直接點名的。那段時間咪蒙（編者注：微信公眾大號）被關小黑屋，變相是保護了它。
經過這一波波的打擊行動，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自己的邊界在哪裏。在封號高峰期，我們自己也主動刪掉了一批稿，第一類就是涉及政治的，我們絕對不會發。那些和政治「打擦邊球」的，我們也會第一時間刪，比如清除北京低端人口，和大環境相關性比較高，我們就刪了。
還有一類是「三俗」，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三俗」（編者注：庸俗、低俗、媚俗），比如和性有關的，LGBT也是。我們以前做過和監獄有關的故事，但如果我們覺得涉及公檢法（編者注：公安、檢察、法院）的也會主動刪掉。
在這點上，傳統媒體比我們更嚴格，他們收到的通知，可能是連「負面情緒」都要限制。
網絡媒體是沒有采訪權的，我們也怕管理部門在這個問題上作文章。所以哪怕我們自己採訪的，我們也會不寫「採訪」兩個字，改為「記錄」。雖然沒有明文要求，但這都出於對自己的保護。
現在的處理很多時候是無規則的。以前騰訊會先警告，幾次警告後，暫停一週，或者暫停一個月，騰訊今年已經封了十萬個公眾號，這個數據還是很嚇人的，當然有些可能內容特別low的，但也包括品相不錯的優質媒體。
創業項目的壓力很大，因為成本高，所以我們很珍惜這個機會，不敢在安全性上馬虎。比如毒舌電影被封後，當時500萬的大號，現在改名，訂閲數量一定是掉的，雖然恢復了一年，也恢復不到最好的時候。而且也不能用原來的名字，這對品牌的損失是很大。積累一個品牌很難，推倒它很容易。
投資人和我們開會，也經常會討論如何應對風險。比如《好奇心日報》被暫停一個月的事情一出，我們就會溝通一下，是不是現在的風聲又緊了。
新媒體人的安全感都不強，微信的紅利期過去，現在是下行階段。又沒有其他大的流量平台出現。內容、傳播渠道、商業模式，這些都是問題。
（21）訂閲量600萬以上的微信公眾號，從業經歷：6年，都市話題編輯。
我們大多時候寫情感類的內容，紅線沒有這麼多。但也感覺到風向收緊，內容提到犯罪、詐騙、死人、社會不公平造成的人間悲劇都要刪稿。
我們寫的內容其實是很軟性的，比如都市年輕人的生活。但當中會涉及一些內容是不允許被報導的，比如性伴侶，不能採訪有多個性伴侶的女性；寫快手，快手被整頓之前，講快手的各種怪現象，快手被整頓後，稿子也被刪了。
有一種深深的無力感，中國什麼東西都在改變。
我們是微信大號，各方面對我們的關注就更多，比如税務、分銷方式、線上銷售，工商就會來關心一下，告誡你不要出線。我們辦公室所在的片區宣傳口，也要我們加入當地的工會，我的真名和電話就莫名其妙的被記錄在案，還會給我發信息，比如：「一起向上，學習習主席的講話。」
一般只有官方背景的大媒體才會收到禁令。網絡平台，比如新浪、騰訊這些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之後宣傳口徑的消息會擴散開，擴散到新媒體自媒體。你要是敢發，你就踩線了，看上面弄不弄你。
我們大多時候寫情感類的內容，紅線沒有這麼多。但也感覺到風向收緊，內容提到犯罪、詐騙、死人、社會不公平造成的人間悲劇都要刪稿。
「紅黃藍幼兒園」的事情，驅逐「低端人口」的事情，大家都很不忿，自媒體做了一批快遞小哥、外賣、超市的小兩口，北京小人物的稿子，但這類報導很快就被刪了。後來北京的領導下去和這些人握手，說了通要尊重這些最普通的勞動人民的話，官媒就各種轉，我真的特別生氣。
2、新媒體新聞平台：「不生產內容，但要對內容負責」
（22）互聯網新聞平台，項目經理，從業經歷：3年。
平台也要有「價值觀」，也就是雖然平台不生產內容，但是有責任對內容負責。
我們是大的資訊發布平台，會源頭上控制非機構創造者來做新聞。對UGC（編者注：用戶原創內容）來說，是不能碰政治和社會新聞，那剩下的只能做娛樂和搞笑的內容。我們有一個內容質量中心，數千人的規模，在國內國外都有。要做的就是配合各國當地的政策，「反低俗、反色情、反謠言」，並且按照禁令執行刪稿。而事實上，這些標準都不是內生的，都是外部對我們的要求。
3、只能「歌頌正能量」的短視頻
我不滿意對獵奇新聞的消費，一味的追求流量，也不滿意對「官媒」的「跪舔」。覺得一切越來越沒意義後，我最終只能選擇離職。
（23）短視頻網站，視頻編輯，從業經歷：3年。
我是2016年加入公司做時政新聞，打出的口號是「短視頻界的澎湃」。後來因為一個短視頻的新聞事故，觸碰了某些政治敏感新聞，就徹底轉向娛樂，做「知音體」（編者注：中國大陸以煽情情感故事為賣點的雜誌）類型的短視頻了。
最大的變化以「官媒為榮」。過去的官媒其實是被「污名化」，大家都嘲笑官媒，現在，如果是哪個視頻被人民日報、紫光閣的官方微博轉了，大家都覺得是種榮譽，要拿出來大說特說的。
一開始做短視頻報導，會陷入一種流量的狂歡。很多視頻被點擊幾百萬、上千萬，甚至上億的都有。然後就容易沾沾自喜。但其實這件事情到底怎樣了呢？它就是個熱點，一陣風就沒了。做得越久，就越感受到這種狂歡後的虛無。
剛開始到這裏的時候，我是很期待的，新的新聞形式，幾個億的投資，被挖過來的記者都是另一家大媒體的資深記者。當時的選題，都是要做調查、紀錄片這樣的短視頻，因為那個時候的紙媒、電視媒體已經不行了，我很看好短視頻這個新的介質。最開始，也做過轟動的報導，涼山孤兒、未成年人工廠等等。
但是一開始做調查新聞，就「掰掰」了，互聯網媒體沒有採訪權，禁止新聞短視頻網站，所以後來只能做些社會邊角料的報導。為流量考慮，做9歲少女懷孕，後來這種也不讓做，因為屬於「三俗」新聞。
接着就只能做小夥到火場救人，公交車司機急剎車救人這種「暖心」的報導。但「暖心」是這個社會的真相嗎？還有做些做「歌頌正能量」的報導，最美女警、最美城管、最美公務員，這些有意義嗎？
我不滿意對獵奇新聞的消費，一味的追求流量，也不滿意對「官媒」的「跪舔」，覺得一切越來越沒意義後，我最終只能選擇離職。
（江雁南，獨立記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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