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手記：被凝固的雄安

編者按：中國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消息公布已近一年。這一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決策、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歷史性工程，在過去一年頻頻見諸報端，也被外界視為「中國夢」的模範之城。臨近北京和天津、在開發上近乎一張白紙的雄縣、安新和容城三個縣城，承載了習氏對於中國「大城市病」的解決之道，也滿足着人們對於未來城市的想象——綠色宜居、創新驅動、協調發展、開放先驅。

目前，中國三大科技巨頭——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已全部進駐雄安新區，其中阿里巴巴還與新區達成戰略合作，聲稱要打造「以『雲計算』為基礎設施、『物聯網』為城市神經網絡，『城市大腦』為人工智能中樞的未來智能城市」。同時，新區管委會介紹，未來新區的就業者都將被建立城市誠信帳戶，「你開個大平治（Benz，又譯賓士、奔馳）每天上班，不如我騎共享單車積分高；你租個大房子一個人住，不如我一家數口租個小房子積分高；我十年積分夠了可以買房子，你分數不夠繼續積分，你想買的房子越大你需要積分的年限越高。」

在過去近一年時間裏，這一被冠以「千年大計」的國家級新區，正在經歷怎樣的變化？習近平自上而下的造城之夢，在執行中會否面臨層層阻力？身居其中的普通人，生活又如何被種種政策所重塑？端傳媒記者多次走訪雄安，以手記的形式，記錄下這場變革中的故事。

崔喜軍家的石材生意在2017年4月1日停擺。

那天，設立雄安新區的消息佔據了所有媒體的頭條。官方媒體新華社的通稿上說，雄安「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並稱之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河北保定下轄的三個縣——雄縣、安新和容城被劃入其中，初步開發面積約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

消息一出，攜成捆現金來買房的外地人將通往三縣的道路堵得水洩不通，他們都看準了雄安新區未來的發展潛力——地理位置優越、發展空間充裕，最重要的，是國家級的政策扶持——不少人都認為，習近平希望將雄安新區打造成為「中國夢」的模範之都。

千年大計，那是什麼概念？

家住容城的崔喜軍還來不及琢磨這個好消息，禁令已經一道接一道下來了：正在建的房子全部停工、房產交易全面停止、凍結戶口遷入、凍結工商註冊……整個雄安在一瞬間被凍結，他家的石材廠也一夜之間沒了生意。

崔喜軍想着等一等，說不定過了十九大會有變化。以前不都是這樣嗎——開大會前啥也不讓做，但會後就「鬆綁」了。他等啊等，過了十月，大會開完了，縣城裏依舊不讓蓋房子，工廠裏的石材落滿厚厚的灰。崔喜軍忽然醒悟過來：雄安新區是「千年大計」，估計這禁令一時半會兒解不了。千年大計，那是什麼概念？他崔喜軍可不敢妄下論斷。在等待「大計」落地的日子裏，崔喜軍們的生活徹底凝固了。

今年1月底，我到崔喜軍的石材廠拜訪他。前幾天下過一場雪，無人清理的積雪已變成灰黑色的硬塊，緊緊抓住路面。縱深十幾米的院子，生產石材的設備被整齊歸置在一側。走進他超大的辦公室，牆上的大理石招牌上嵌了「喜軍石材」四個字。右手邊的空間展示着各類石材成品，左手邊堆着幾十盒膏藥——在明白石材廠已「無力迴天」後，崔喜軍遣散了員工，現在自己做起了膏藥買賣。他說這款膏藥曾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治療頸椎病、腰椎勞損、產後月子病等一系列病痛。

「比做石材生意好，以前賣石材還有原料費，現在賣藥，沒賣掉的都可以退回去（給經銷商），」崔喜軍臉上看不到任何不愉快。他不願談論石材廠關閉帶來的損失，不過，問及現在賣膏藥的收入，他也含混帶過。

膏藥一盒售價150元。在我和崔喜軍交談的一個多鐘頭裏，一名五十出頭的男子來買了5盒，不一會兒又回來退貨，崔喜軍都和顏悅色地給退了。

崔喜軍今年55歲，兩個兒子30歲出頭，分別育有一子，全家總共8口人。那個下午，一家人懶懶散落在沙發、椅子和牆角，有的玩手機、有的閒聊，看起來有些無所事事。

這樣的場景在容城並不陌生。

在期待之中

在容城街巷的理髮店、家政所裏，常常見到面無表情的店主們，眼睛黏在手機上，懶懶地回應記者：房租漲瘋了，生意卻不怎麼樣。一家化妝品店的年租金從4萬漲到16萬；一家婚慶公司的年租金更是翻了十倍，店主乾脆退租關門——不做生意還能少賠點。但房東們則堅信，很快會等到付得起租金的房客，於是街道上有近三分之一的店鋪大門緊鎖，上面貼着招租電話。

容城縣曾被稱為「北方服裝名城」，有着大大小小近千家服裝廠，2016年，該縣服裝業產值超過250億元。在設立新區的計劃公布後，以各大建築公司為首的中央企業和大型民企紛紛到容城開設辦事處，他們匆忙租下容城主街道——奧威路上的服裝廠房，有些甚至來不及拆下原來的招牌，便在旁邊豎上新招牌。一家尚在開工的服裝廠老闆告訴我，多數服裝廠都會被遷往河北其他城市或遠赴新疆，不少當地人因此丟了工作。

如今的奧威路被容城人稱作「央企一條街」，租金至少漲了十倍。據說最貴的鋪面，年租已超過400萬人民幣。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企業入駐雄安的動作更像是一種示好、一種對新區未來的篤定。因為，無論雄安新區的宏圖大計如何好聽，具體的規劃和時間表仍未見端倪。這些企業每月支付十幾萬的租金，卻和雄安新區的百姓一樣，陷入了等待之中。不少企業大門緊閉，我三次拜訪容城，京東辦事處的卷簾門從未拉起過。

但湧入的大企業已經抬高了租金，租金暴漲又帶起了物價。豆漿油條從3元漲到6元，理髮從15漲到20元……唯一沒漲的，是當地人的收入。

在容城縣南八於村，胡家開的小超市最近收入鋭減一半，「他們（村民）都不掙錢了，自然捨不得花。」同村的張大娘今年66歲，此前一直幫附近村鎮上的人蓋房子，一天能賺150元。4月1日以後，房子不讓蓋了，張大娘也跟着失業：「就待着唄，省着點花錢，湊合地活着。」

鄰近的南文營村，之前幾乎家家生產毛絨玩具。文大姐今年55歲，一家11口人，在離家不遠的白溝鎮開了個小型毛絨玩具廠。設立新區的消息公布後，他們便跑到附近的唐縣租了個小廠房，因為擔心上面突然讓搬家、一時找不到地方，只好先佔下一塊地兒，一年一萬多的租金白交着，「心裏不踏實啊，只得先租着。」文大姐說，村裏不少人家都這樣辦。

2017年4月1日的這則消息，像一個巨大的天幕罩住了雄安新區。禁錮在幕下的人們，只能看着天幕繪出五彩未來，但沒有人知道，未來什麼時候來、會以怎樣的姿態來，他們能做的唯有等待。

「國家想得肯定比你周全」

崔喜軍堅稱自己嘗到了雄安新區的「甜頭」——空氣變乾淨了，還有廠子門口那條路，也是最近才架設了路燈。

問及未來規劃，他說自己啥都不知道，「你不需要知道，國家想得肯定比你周全，只是你不理解罷了。」

幾年前，縣裏要建公交站，選中崔喜軍家的地，共3.2畝，每畝每年1000元租金。「不租也得租啊，」崔喜軍說。他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有種安之若素的態度，並對話題的風向保持敏感度。坐在那間辦公室裏，當大家聊起新區規劃公布後「什麼都不讓幹」的現狀，崔喜軍接過話頭：「即使（現在）是寒冬，也感謝國家，一定會好。」他指着在一旁玩耍的小孫子說，「我也許是趕不上了，但他一定能。」

崔喜軍的臉上時常浮着一層自得的神色，說話不徐不疾，動作也透着餘裕。的確，他是這間屋子裏最有見識、也最懂得政治風向的人。

崔喜軍曾是一名成功的銷售人員，在一家國營殺蟲劑廠一路做到副總，「跑遍了全國各地」。2012年，他發現進口殺蟲劑比自家產品好太多，認定國營廠日落西山，便辭職創業，開了自己的石材廠。他說石材不怕風吹、不怕雨淋，還沒有保質期，適合做生意。崔喜軍雖然只有小學學歷，但他懂交際、會做生意，小兒子讀到初中，負責張羅體力活，大兒子最有文化，讀到高中，負責管賬。

自家生意，怎麼幹都不嫌累。崔喜軍說，一家人常常「沒日沒夜地幹。」鼎盛時期，廠裏光僱員就有四、五十人，附近的村、縣都有他的客戶。小兒子崔來回憶，他有時一天就能搬運20噸石材。偶爾，我能從轉瞬即逝的表情中捕捉到這家人對石材廠生意的些許不捨。

他們身上既有中國人普遍擁有的品質——對捉摸不定的政策和外力造成的不幸抱持忍耐和麻木，又懷着對未來的期許。不久前，政府派人來做調查，詢問大家以後想在哪個領域發展——政府會免費提供培訓。崔喜軍選了家政業，「我肯定不會親自打掃，但我可以管理啊。」

在那個光明的未來到來之前，「湊合地活着唄，」崔喜軍說。除了「房租漲瘋了」——這是我在容城採訪中最常聽到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