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五，中東的6月13日是在爆炸聲中迎來的。以色列國防軍（IDF）出動超過200架戰機，轟炸了伊朗境內的重要戰略目標。潛伏在伊朗境內，隸屬以色列情報部門摩薩德突擊隊也發起行動，擾亂、摧毀了不少伊朗的彈道導彈發射平台。包括伊朗軍隊總參謀長、革命衛隊總司令、總統助理、革命衛隊空軍全部高層、核科學家在內的高價值目標在第一天的襲擊內就遭到政治斬首——根據現有消息，如果不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否決，以色列甚至有機會直接刺殺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
這次襲擊不但震驚了世界，也震驚了德黑蘭的決策層。從現有消息來看，伊朗對以色列的軍事準備並非沒有警惕。但美國總統特朗普反覆公開表示不希望以色列在美國和伊朗談判進行中採取軍事行動，這讓伊朗認為以色列至少在原定6月15號在阿曼舉行的美國伊朗會談之前，不會輕舉妄動。
在筆者截稿的當下（6月17日），這場戰爭已經進行到第五天。以色列空軍已經基本摧毀伊朗的防空能力，獲得了整個交戰領域的空中優勢。以色列軍機可以無障礙地自由出入德黑蘭上空執行轟炸任務，最遠達到伊朗東部城市馬什哈德，距離以色列本土2200公里之遠。而伊朗方面在經歷最初十幾個小時的混亂與損失之後，亦開始發動對以色列的報復行動，發射一輪一輪的彈道導彈加以回擊。雖然在美國的幫助下，以色列得以攔截大部分來襲導彈，但漏網之魚仍然對特拉維夫、海法等城市造成嚴重毀傷。伊朗已經通過阿拉伯國家中間人向美國提交願意降級局勢，對重回談判桌持開放態度，但以色列對此毫無興趣。
戰爭爆發的線索
這場戰爭的爆發絕非出自意外。這次襲擊的具體計劃或許是從去年十月以色列重創真主黨後才逐漸成型，但伊朗和以色列之間的本體論敵對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就已發軔，彼此之間的灰色戰爭已持續20年之久。以色列對伊朗發展核武器的指控，和伊朗利用地區網絡擴張影響力的做法也並非新鮮。筆者在2024年4月伊朗大規模導彈襲擊以色列時，著文分析過兩國間危險的戰略互動，並表達了對逐漸升級的戰爭風險的擔憂。自那之後，若干局面的發展進一步削弱了維持脆弱平衡的力量，增加了戰爭爆發的風險，並最終將天平徹底地導向了劇烈衝突一邊。
首先，伊朗的戰略誤判與長期的僥倖思維，對其走到今天這一步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德黑蘭既沒有約束自己的盟友哈馬斯採取針對以色列的致命恐怖襲擊，又無法冷靜地置身其外以止損，最終導致伊朗在中東最重要的威懾力量黎巴嫩真主黨在與以色列的戰鬥中受到致命打擊，短期內無法再為自己的宗主提供可信威懾能力。禍不單行，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在2024年末的突然倒台，又意味着伊朗地區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支點坍塌。目前，除了也門胡塞武裝之外，伊朗建設了幾十年的所謂「抵抗之弧」幾無可用之兵。以色列在去年十月的行動中摧毀了伊朗先進的S-300防空導彈，讓伊朗封鎖領空的能力大大受損。
這一窘境折射出了伊朗戰略思想的深層矛盾。幾十年來，伊朗領導層將美國領導的中東秩序，尤其是以色列的存在視作自身安全的根本威脅，但是卻缺乏配得上這種「威脅」的實際能力與政治意志。伊斯蘭共和國沒能提升民衆的生活水平與綜合國力，也不願意投資國內的常規軍事力量。正規軍要麼專守防衛，要麼準備正規戰爭，這兩個選擇德黑蘭都不喜見，同時也會削弱革命衛隊（IRGC）在伊朗國內的相對地位。伊朗既堅持激進的，甚至是對抗性的外交戰略，又不打算真的面對戰爭，於是轉而依賴非正式的地區盟友、非對稱作戰能力，以及灰色對抗的模式。這種做法固然取巧，但當面對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之後的以色列這樣的對手時，就暴露出致命的弱點。
另一方面，從以色列的角度來看，伊朗的核計劃已經進入不可逆轉的關鍵階段。哈梅內伊在2003年發布宗教禁令（Fatawa）禁止伊斯蘭共和國追求核武器，IAEA和美國情報社群（IC）的最新評估也認為伊朗沒有決定獲取核武器。但對以色列來說，重要的不是伊朗的意圖，而是能力。不管最高領袖是否下令追求核武器，只要伊朗保有距離製造核武器臨門一腳的「門階條件」，就是以色列無法接受的戰略風險。而相對於更不願意配合以色列軍事活動的拜登政府，特朗普的當選更是為以色列的活動提供了更加穩固和友善的戰略空間。
以色列享有的這些有利條件也是稍縱即逝的：伊朗被摧毀的地區網絡會逐步重建，被破壞的防空設施會有新的替代。由於俄羅斯的深度介入，隨着時間發展，伊朗彈道導彈的數量和質量都會飛速提升。最後，不出意外的話，特朗普總統至多再有四年任期。一切的一切都顯現出，對以色列來說，2025年會是要麼抓住、要麼錯過的機會窗口，而這種情況向來就會激勵行動者採取冒險行動。
以色列行動的戰略目的能否達成？
以色列在戰術上的（tactical）成就光彩奪目，無可指摘。醒獅作戰（Operation Rising Lion）涉及多目標、大規模、遠距離、同時間的行動，與此同時還成功實現了戰略欺騙。這充分體現了以色列國防軍和情報部門高超的技術能力與策劃水準。但正如克勞塞維茨的老生常談，「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戰爭的成敗取決於是否達成了政治的目標。如筆者在去年8月曾擔憂過的，烏克蘭軍隊突襲庫爾斯克的行動同樣在戰術思路和執行上十分驚豔，可圈可點，但在軍事戰略層面上的價值值得懷疑。烏克蘭試圖通過大膽的戰術行動改善士氣、改變外界印象，進而撬動內外政治環境的大膽賭博也沒有獲得回報。
把視角放回以色列，類似的拷問同樣生效——在漂亮的戰術成功之下，這些軍事行動服務於怎樣的戰略/政治目標？根據大多數專家的估測，單純靠以色列自身破壞行動和定期轟炸，很難從物理上永久阻止伊朗獲取核武器。首先，除了目前嚴重受損的Natanz核設施，伊朗另外兩個位於福爾道與伊斯法罕的設施都深埋於花崗岩層地下，經過特別加固。單靠以色列持有的軍事能力，很難造成實質破壞。其次，即便以色列爭取到了美軍的直接幫助，得以讓B-2轟炸機攜帶大當量鑽地炸彈摧毀這兩處核設施，伊朗只要保存了足夠多的60%濃縮鈾和一部分離心機，就也不難生產出足夠的武器級濃縮鈾，並組裝出爆炸裝置。甚至以色列國安圈內部的聲音也承認，單靠（以色列）軍事行動，無法徹底解體伊朗核計劃。
單靠以色列的軍事行動無法從戰術成功轉化為持久的戰略/政治勝利，就意味着內塔尼亞胡的軍事行動內在的政治假設或者說勝利理論（theory of victory）比表面顯露的更為激進且冒險。他要麼在指望美國更加直接的軍事介入，要麼指望伊朗被這種震撼攻擊打到士氣全無，甚至喪失對國內的政治控制而崩潰。這麼一看，以色列的襲擊沒有多針對核設施，而是集中在軍事和政治的斬首（decapitation）也就可以理解了。開展攻擊以來，內塔尼亞胡總理以下，以色列軍方政界各色要人，不斷強調作戰的目的不在推翻伊朗政權。但言辭之下，仍不免說出「要是他們就這麼倒台了也未嘗不可」之類模棱兩可的表達。倘若伊朗政權內部崩潰無法指望，美國是否更加直接地參與軍事行動，就是決定以色列戰略和政治成敗的勝負手。伊朗顯然也看清了這一點，以至時至今日仍然沒有直接攻擊美國在中東的資產與人員，甚至放話願意和美國談判——在德黑蘭的政治計算中，只要政權自身維持對國內民衆的控制與強力部門的忠誠，不直接牽扯美國下場，以色列的狂轟亂炸最終是可以忍受的暫時困難。內塔尼亞胡的勝利需要伊斯蘭共和國的瓦解，而德黑蘭政權（暫時）只需要活下來。
美國會被以色列拉下水嗎？
以色列不斷宣稱自己預防性打擊的理由是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實則出自更深層次的戰略心態。在包括內塔尼亞胡在內的不少以色列政治精英看來，不斷宣稱要消滅猶太國的伊斯蘭共和國，在本體論層面上就是無法與以色列共存的。伊朗的問題並不在於是否打算追求、有能力獲取核武器，而是其針對以色列根深蒂固的敵視，以及把這種敵視付諸實踐的意志。這也是內塔尼亞胡反對2015年奧巴馬核協議（JCPOA）的緣由。
在如何面對伊朗這個議題上，以色列並不真的與美國政府共享同一套戰略視野。畢竟，對於美國來說，只要中東的基本秩序還算穩定，且不出現可以威脅美國本土（homeland）的實體，剩下的都並非不可商量。美國固然不能接受伊朗當局擁有核武器，倒也不是完全不可接受一個有地區影響力的，穩定的伊斯蘭共和國存在。考慮到美國逐漸將戰略重心轉移到西半球和印太地區的戰略範式轉移大趨勢，推翻伊斯蘭共和國所帶來的收尾責任與潛在混亂，從很大程度上甚至有損於美國的總體戰略利益。
換言之，內塔尼亞胡此次最為大膽的行動恐怕還不是炫目的軍事行動，而是政治賭博——他將自己的期望放在特朗普政府能夠克服對主動開戰的不快、MAGA運動內部孤立主義者的不滿、戰略轉移的壓力，終究不會放任以色列不管，而屈服於其不斷的請求，最終更加積極主動地介入戰事。
他做出此等行為亦不是純粹無根據的冒險。從博弈論委託-代理問題來分析，同盟政治中，弱小一方本來就內在有着反過來操縱強大一方（宗主國）實現自己目標，將對方「拉下水」的動機和能力。「大國」抵抗自己盟友的操縱，需要有相當的戰略定力與政治手腕——艾森豪威爾在蘇伊士運河危機後迅速壓制英法以色列，里根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後對特拉維夫施壓，都是這方面例子。反過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塞爾維亞把俄法同盟拉入對奧地利的戰爭，哈馬斯在10/7襲擊之後把伊朗以及「整個抵抗之弧」牽扯進來，都算是經典的反面教材。美以特殊關係的現實，給了內塔尼亞胡額外的信心。從奧巴馬到拜登政府再到第一次特朗普政府，不管美國政府多少次從紙面上表達對以色列的不滿以及威脅要施加壓力，最終都會為了以色列的利益付出自身的政治資本與軍事財產。
美國的政治、軍事圈子中，同樣不乏內塔尼亞胡的盟友。他們就是主要分布在共和黨生態，在2000年代初把伊朗列入邪惡軸心，在2015年反對奧巴馬核協議，對美國和伊斯蘭共和國的共存從來不抱希望的「伊朗鷹派」。這一群體繼承了1979年卡特政府拋棄巴列維政權的失敗，以及伊朗人質危機的屈辱帶來的心理創傷。在鷹派智庫、共和黨國會議員、乃至美軍中央司令部（CENTCOM）內部，針對伊朗瀰漫着持續幾十年的怨恨與不甘。試圖一雪前恥的想法在美國身體政治的內部地傳遞了下來，形成了某種集群的共振與思維圖式，把任何嘗試對伊朗採取務實與靈活態度的做法都一概打為軟弱與叛國。與之類似的思維和情緒曾經在海灣戰爭後影響了美國政界：民主、共和兩黨都覺得沒有在1990年徹底擊垮薩達姆政權是某種未竟之業。這種思維傾向在9/11事件的刺激之下，終於形成對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的某種執念，釀成伊拉克戰爭的悲劇。
伊朗鷹派的激進主張和戰略圖景，與美國在後伊拉克戰爭時代可供浪費的戰略資源十分有限這一現實，形成了劇烈對比。當被問及拒絕核協議的替代手段是什麼，他們從來不敢承認自己的立場邏輯終點只能是政權更迭。他們比所有人都寄希望於伊朗民衆「揭竿而起」推翻「騎在他們頭上的毛拉」；比所有人都相信以色列（和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可以低成本地一擊打垮被腐敗和衰退蛀空的伊朗政權。至於伊拉克戰爭所揭示出的種種難堪的可能性——無論是軍事方案面對政治盲目的無能，還是不斷膨脹的資源與成本，他們都寧願不去面對和回答。
這些人就是內塔尼亞胡在美國軍政內部絕佳的拍檔。以色列現在如此成功地執行此等高妙的作戰，怎能不在他們腦中激起無盡的希望與夢想？而目前的局勢似乎確實在朝向他們所期望的方向發展：截至6月17日，美軍尼米茲航母戰鬥群取消停靠越南的計劃，向着中東開進；大量美國軍機從本土出發，部署到地中海區域的前沿基地。雖然美國政府宣稱與伊朗官員的會談仍然可能，但命運的滑索似乎正加速跑向更大的戰爭、更持久的混亂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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